14—15世纪明代造园活动的中断与复兴
据周维权先生的研究，“元代蒙古族政权不到一百年的短暂统治，民族矛盾尖锐，明初战乱甫定，经济有待复苏，造园活动基本上处于迟滞的低潮状态。明永乐以后才逐渐进入成熟前期园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阶段，直到清初的康熙、雍正年间” (1) 。元末明初造园活动陷入低谷乃至中断，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战乱是其中首要的因素，明初宋濂《新雨山房记》记载张士诚占据诸暨时，两军屠戮，导致“诸暨披兵特甚，崇甍巨室，焚为瓦砾灰烬；竹树花石，伐断为楼橹戈炮樵薪之用。民惩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间，弃故址而不居” (2) 的惨烈状况，战火之下，精美的园林往往首当其冲。明初的严刑峻法也导致造园活动进入低谷。明太祖朱元璋厉行节约，《明史》卷六十八记载：“时有言瑞州文石可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乃导予奢丽乎？’言者惭而退。” (3) 又明初对百官宅第颇多禁令，如“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挪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 (4) 。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载：“国初以稽古定制，约饬文武官员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于宅内穿池养鱼，伤泄地气。故其时大家鲜有为园囿者。” (5) 禁令之下，明初皇家宫苑大多承袭元代旧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建，没有像宋代“艮岳”那样大肆搜刮营造的现象出现。
在明初江南，造园活动凭借战后生机的恢复而缓慢发展着。根据魏嘉瓒先生的统计，明朝“苏州地区私园共有二百五十多处，成化年之前只有约四十处，约占百分之十五，而且知名的园林几乎没有” (6) 。但从明初不多的有关园林营造的文献记载中，我们仍能看到这个时期园林活动的特点。
如明初苏州人王行记载一座“何氏园林”，是在战乱期间的废园的基础上建成的。根据这篇写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园记，该园以山景为胜，园主人积土为邱，山之左有砾阜，山之麓有泉林、茶坡、花坞、杏林、药区，配以桃竹池谷，杂植各种花木，获得清幽的佳境。 (7) 这篇园记体现了世道承平之后人们对破败环境的修复以及对山水佳境的向往。明初百废待兴，统治阶层又有禁园之令，因此此时的造园活动多以满足实际功能为主，养亲和耕种就是其中很重要的造园因素。如刘基《怡怡山堂记》记“任君居越之萧山，家世读书，父母具庆，年过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余矣，乃以其二亲之命，预卜葬地于北干山之阳。去郭四五里，室其旁以为游息之地，所谓‘怡怡山堂’是也……于是天清日明，二老乃泛轻舟，乘板舆，从以诸孙，斑裳彩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乐以终永年也”，该园“背负崇冈……遥望越山，矫若游龙。带以长渠，舟楫通焉；汇以清池，石泉泄焉”，又“前迤平畴，夏麦秋禾，芃芃离离” (8) ，可见该园不仅注重山景与水景的合理布置，而且留有大片的田野以供农业作物生长。同样，明初王祎在其《致乐轩记》中也记载“吾友东阳蒋伯康氏，家于南溪之上，有穹栋、奥宇、亭馆、园池之适焉……复即内堂之前构为小轩，前临清池，虚明而邃密，以为太夫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致乐” (9) ，也是突出造园养亲的主题。赵撝谦的《草亭记》也是一篇典型的明初园记，该文记载：“友人余君，负上虞东郭门而居。居近市，嫌其喧隘，别作娱亲之所……立亭八九椽，覆以白茅，列树花果桑竹数百十本，引泉注渠而决左右，外则规荡槿高藩，名其所曰‘东园’，亭曰‘草亭’。” (10) 这里同样突出的是养亲娱亲的主题，同时也记载了其“东园”注重花果桑竹等农作物的种植，赵撝谦为之歌曰“东园之丘，草亭幽幽。墙桑八百株，春蚕可为裘。五顷肥田，六角黄牛。课奴勤力，稻米登秋。舂秫作酒，可以忘忧。人生从所好，何事乎公侯” (11) ，可以看出典型的陶渊明式的隐逸思想，而在元末明初这样的乱世，又突出了恢复家园以娱亲课子、耕读以养身的观念。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元末战乱和统治阶级禁园令的沉重打击，但这个时期的造园活动仍伴随着重建家园的重任而艰难持续着。在园林的众多功能中，最为突出的是养亲和耕作的功能，同时传统的隐逸功能也仍然发挥着作用。在这个时期的园林活动中，人与环境之间基于生存需要而来的紧密关系体现得十分明显，园林作为一个特殊的环境，不仅可以“上致乐于亲，下尽欢于妻子” (12) ，而且在非常时期可以为园林主人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必备之需。
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开始了仿南京之制改建北京城的工程，明代北京皇家宫苑的建设亦开始复兴。明代的皇家宫苑主要有“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北端的御花园，位于紫禁城内廷西路的建福宫花园，位于皇城北部中轴线上的万岁山，位于皇城西部的西苑，位于西苑之西的兔园，位于皇城东南部的东苑” (13) 。御花园在内廷中路坤宁宫之后，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此后清代虽有修葺，但仍基本保留明代原貌。御花园主要以建筑景观和假山景观错杂植物小品为主，“建筑布局按照宫廷模式即主次相辅、左右对称的格局来安排，园路布设亦呈纵横规整的几何式，山池花木仅作为建筑的陪衬和庭院的点缀。这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实属罕见的情况，这主要由于它所处的特殊位置，同时也为了更多地显示皇家气派。但建筑布局能于端庄严整之中力求变化，虽左右对称而非完全均齐，山池花木的配置则比较自由随宜。因而御花园的总体于严整中又富有浓郁的园林气氛” (14) 。
西苑是元代太液池的旧址，是明代皇家宫苑中最大的一处。西苑东南面以自然景观为主，太液池烟菲苍莽，隔岸林树阴森；北面有琼华岛，其上景观有意识地根据蓬莱、方丈、瀛洲的神山境界来建造；再往北有太素殿，为皇太后避暑之所，后改建为先蚕坛，所谓祭祀蚕神、后妃养蚕之所；西苑南面是为南海，其中有岛“南台”，上建昭和殿，皇帝在此亲自耕种“御田”，以示劝农之意，因此主要以农业景观为主。总的看来，“明代的西苑，建筑疏朗，树木蓊郁，既有仙山琼阁之境界，又富水乡田园之野趣，无异于城市中保留的一大片自然生态的环境” (15) 。
东苑位于皇城之东南，具有两处风格截然不同的景观。明成祖朱棣曾幸东苑，携诸文武大臣、四夷朝使、在京耆老共观“击球射柳”，入园后即为一金殿，殿前引泉为方池，池上有玉龙盈丈，殿后亦有石龙，池南台高数尺，殿前有二石，左如龙翔，右若凤舞，奇巧天成。可见这里主要是作为向臣民展示皇权的场所。据《日下旧闻考》引《翰林记》载，旁边又有草舍一所，“梁栋椽桷皆以山木为之，不加斫削，覆之以草，四面阑楯亦然。少西有路，纡回入荆扉，则有河石甃之。河南有小桥，覆以草亭。左右复有草亭，东西相望。枕桥而渡，其下皆水，游鱼牣跃。中为小殿，有东西斋，有轩，以为弹琴读书之所，悉以草覆之。四围编竹篱，篱下皆蔬茹匏瓜之类” (16) 。可见这里的景观以田园风貌为主。
兔园正在西苑之西，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中对兔园景观有过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兔园山，在瀛台之西。由大光明殿南行，叠石为山，穴山为洞，东西分径，纡折至顶。殿曰清虚，俯瞰都城，历历可见。砌下暗设铜瓮，灌水注池，池前玉盆内作盘龙，昂首而起，激水从盆底一窍转出龙吻，分入小洞，复由殿侧九曲注池中。乔松数株参立，古藤萦绕，悬萝下垂，池边多立奇石，一名小山子，又曰小蓬莱。其前为曲流观，甃石引水，作九曲流觞，皆雕琢奇异，布置神巧。明嘉靖时，复葺鉴戒亭，取殷鉴之义。又南为瑶景、翠林二亭，古木延翳，奇石错立，架石梁通东西两池。南北二梁之间曰旋磨台，螺盘而上，其巅有甃，皆陶埏云龙之象，相传世宗礼斗于此。台下周以深堑，梁上玉石雕栏，御道凿团龙，至今坚完如故。” (17) 由上述可知，兔园大致以假山和水景为主。
14世纪末到15世纪，明代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江南地区造园活动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在14世纪后半叶，园林营建在统治阶级看来是过于奢靡的行为，但在15世纪随着政治氛围的宽松和经济的复苏，园林的形象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在于园林被视为朝代兴废的象征。生活于15世纪的徐有贞在其《先春堂记》中说：“地以人而胜，人以时而乐，是故山水虽佳，而居无能赏之人，过之而弗睨，睨之而弗爱，则地故不得以自胜。人能赏矣，而生无可乐之时，饥寒之切身，忧患之萦心，则登山临水，且悴然有恻怆之情，抑乌得以自乐哉？今子之居，既据湖山之胜，又生斯太平之时，承文儒之绪，田园足以自养，琴书足以自娱，有安闲之适，无忧患之事，于是逍遥于山水之间，以穷天下之乐中，其得多矣。” (18) 徐有贞在这里表达了园林因人而得以欣赏的观念，而人如果处于生无可乐的乱世之时，即便有山水佳境也是无法自得其乐的，可见山水的欣赏既要有湖山之胜的硬性条件，也要有太平之世的时代和社会条件，“有安闲之适，无忧患之事”才能逍遥于山水之间，园林在这里便成为朝代兴废的象征，能否有佳山水和能欣赏佳山水的人，是世道是否太平安乐的表征。
园林的兴造因此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实质上推动了15世纪园林营建的复兴。15世纪下半叶苏州的“东庄”是最有名望的一座园林，著名文人李东阳对其有过描述，他在《东庄记》中说：“庄之为吴氏居，数世矣。由元季逮于国初，邻之死徙者十八九，而吴庐岿然独存。翁少丧其先君子，徙而西。既乃重念先业不敢废，岁拓时葺，谨其封浚，课其耕艺，而时作息焉。翁仲子原博以状元及第，入翰林为修撰，获以其官封翁。朝士与修撰君游者，闻翁贤，多为东庄之诗，诗成而庄之名益著。” (19) 园林一直具有作为社交场所的功能，但是在14世纪后半叶园林活动中断蛰伏之际，它的主要功能是养亲和耕种，缺少大型的文人交游赋诗的文化实践。但在李东阳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庄发挥了当时文人雅集活动的重要场所的功能。李东阳提到的东庄翁是吴融，“翁仲子原博”即著名文人吴宽，凭借状元及第入翰林为编修的声誉，吴宽交游甚广并获致极高声望，东庄也因此成为吴宽和众多文人交游的重要场所，并因为他们的这些文化实践而声名益著。除了李东阳记当时名流的赋诗，沈周还两次为“东庄”绘制图册，其一有二十四景，其二有十二景，后者现已亡佚，前者则亡佚3帧，现存21帧藏于南京博物馆。文人赋诗取乐于山水之间，则其赋诗多与自然山水的审美欣赏有关。从15世纪吴氏东庄的情况可知，此时的园林活动除了仍保留14世纪后半叶较为浓厚的实用功能的导向 (20) ，园林作为审美和社交场所的这种重要功能得到了突出的表现。
图4-1 《东庄图册》之十《知乐亭》
（图片来源：〔明〕沈周：《东庄图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