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中的环境美学思想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明代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人，是我国16世纪伟大的医药学家、植物学家和博物学家。李时珍一生著述颇丰，除代表作《本草纲目》之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有影响的著作传世。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我国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16部52卷，载药1890余种。书中每药均标注首载文献出处，下设释名、集解、辨题或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栏目，对于药物之命名、产地、品种、形态、采收、炮制、性味、功效和所涉方剂等均有详细的说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读了《本草纲目》后对此书有极高的赞誉，他说：“予开卷细玩，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禁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 (27)
《本草纲目》是一本医药学专著，但因为广泛涉及自然和社会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所以对于环境的美丑亦间有涉猎。如关于植物形态，李时珍在“剪春罗”条云：“剪春罗二月生苗，高尺余。柔茎绿叶，叶对生，抱茎。入夏开花，深红色，花大如钱，凡六出，周回如剪成可爱。结实大如豆，内有细子。人家多种之为玩。又有剪红纱花，茎高三尺，叶旋覆。夏秋开花，状如石竹花而稍大，四围如剪，鲜红可爱。结穗亦如石竹，穗中有细子。方书不见用者。计其功，亦应利小便、主痈肿也。” (28) 关于“莲”，他说：“莲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茎花实，凡品难同；清净济用，群美兼得……医家取为服食，百病可却。” (29) 李时珍这里只是在阐述植物药用价值之余对其形态进行简要描述。在一些词条之下，他还注意到植物形态与环境和时节的关系，如“芜菁”条下他说：“蔓菁是芥属，根长而白，其味辛苦而短，茎粗叶大而厚阔；夏初起苔，开黄花，四出如芥，结角亦如芥；其子均圆，似芥子而紫赤色。……其蔓菁六月种者，根大而叶蠹；八月种者，叶美而根小；惟七月初种者，根叶俱良。” (30) 这里李时珍注意到了植物形态和时节的关系，不同时节生长的植物，其形态表现亦不一样。又如“胡荽”，他说胡荽“八月下种，晦日尤良。初生柔茎圆叶，叶有花歧，根软而白。冬春采之，香美可食，亦可作菹”，又引《王祯农书》云胡荽“宜肥地种之” (31) 。又关于“茶”，李时珍说茶“畏水与日，最宜坡地荫处” (32) 。以上两例都说明李时珍很重视植物的生长环境，植物长于合宜的环境则根深叶茂、形态美好。
当然，这些关于自然美丑的论述并非《本草纲目》的重点，《本草纲目》之于环境美学的重要意义也并非体现在这些零星言论上，而是体现在贯穿整部著作始终的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以及其所依据的气论哲学的主张上。
关于天人关系，李时珍在论述医药的“升降浮沉”时提出：“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 (33) “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某种客观的规律，这就是自然的物性，如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等都是性之为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人类可以认识自然的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他说的“升降在物亦在人”的意思，表明认识并遵循自然规律，就可以使自然为我所用。“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医药学对于天人关系的基本看法。中国古代医药学把人和自然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的生理特点和治病用药都不仅仅是人自身的身体的问题，还和整个自然界有着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因此治疗疾病就要考虑人与其环境的相互影响，还要充分考虑药物的地理、气候和季节等环境因素的作用。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基本主张就是从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入手，对疾病的性状进行仔细观察并做出判断，疾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人体的自然气息的紊乱，而疾病的治疗也是通过用药而使之恢复平衡。《本草纲目》“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的观点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医药学的主旨，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神秘而不可预测的，自然具有客观的物性，而通过认识并利用这种物性就能实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李时珍认为，人的气息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的总原则上他提出顺天时以养和的用药原则。《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云：“经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又曰：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故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檗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经又云：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长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此则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以体天地之大德也。昧者舍本从标，春用辛凉以伐木，夏用咸寒以抑火，秋用苦温以泄金，冬用辛热以涸水，谓之时药。殊背素问逆顺之理，以夏月伏阴，冬月伏阳，推之可知矣。虽然月有四时，日有四时，或春得秋病，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又不可泥一也。” (34) 用药的原则是顺应四时季节和升降浮沉的变化，实现机体内部的阴阳协调。
我们知道，顺天时以养和是中国古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原则，不只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医药学中，也处处体现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中。顺时养和具有丰富的美学意味，集中体现为在生活实践中顺应自然四时而带来的和谐状态。“顺时”的观念可追溯至《周易》，《损》卦《彖传》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也就是“顺时”的观念。在《易传》里面，“及时”“随时”“趣时”“时行”“时发”“时用”“与时偕行”等词语出现频率颇高，表明《周易》非常重视顺时而行。顺时的观念几乎扩展到古代中国人的一切领域，人的起居、饮食、穿着、祭祀、赏罚等都要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如果违时则会产生悖乱，这里面的秩序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如《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四时不同气，气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视代美而代养之，同时美者杂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荠以冬美，而荼以夏成，此可以见冬夏之所宜服矣。……春秋杂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则当得天地之美，四时和矣。” (35) 董仲舒强调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节气，而不同的节气各有其所宜，各有其所生长发育的事物，“荠以冬美，而荼以夏成”，人按照这种自然时序来安排饮食，就能得其所宜。只有符合整个时间节气的自然规律才能四时为和，最终才形成包括人在内的作为整体的“天地之美”。李时珍关于用药顺天时以养和的原则显然也是指向这种天地之美的境界的。
至于自然界的规律，李时珍主要依据的是传统的元气论和阴阳五行的学说。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依据气的原则生成变化的，包括人在内的所有自然事物都由气来构成并因此相互交通。比如他说：“石者，气之核，土之骨也。大则为岩岩，细则为砂尘。其精为金为玉，其毒为礜为砒。气之凝也，则结而为丹青；气之化也，则液而为矾汞。其变也：或自柔而刚，乳卤成石是也；或自动而静，草木成石是也；飞走含灵之为石，自有情而之无情也；雷震星陨之为石，自无形而成有形也。” (36) 因为自然界所有事物均是气的不同形态，虽形态各不相同但其本质又都是气，所以万物之间能够相互交通。李时珍认为万物虽都由气构成，但是因地理和气候等条件的不同，不同自然物所秉受的气是不一样的，因此用药要特别注意风土习气的配合，按照预期目标而施药，实现气息的损益而达至平衡。比如他说：“五方之气，九州之产，百谷各异其性，岂可终日食之而不知其气味损益乎？” (37) 人食百谷而有气味损益，不仅因为百谷各异其性，还因为人也分布在五方九州，气息各不相同，“人禀性于乾坤，而囿形于一气。横目二足，虽则皆同；而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是故虱处头而黑，豕居辽而白。水食者腥，草食者膻。膏粱藜苋，肠胃天渊；菒褐罗纨，肌肤玉石。居养所移，其不能齐者，亦自然之势也。故五方九州，水土各异；其民生长，气息亦殊” (38) 。故无论用药还是饮食，都要注意风土习气之间的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医药学最为注重植物药材的辨别和炮制，李时珍认为植物药材因其秉气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禀性。他说：“天造地化而草木生焉。刚交于柔而成根荄，柔交于刚而成枝干。叶萼属阳，华实属阴。由是草中有木，木中有草。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故有五形焉，五气焉，五色焉，五味焉，五性焉，五用焉。” (39) 草木的生长是因为阴阳刚柔之气的相靡相荡，因此草木自身也有阴阳刚柔之属；因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异同，不同的草木得到的元气也自不同，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故作用于人体的效果也自相异。李时珍还认为草木有五形（金、木、水、火、土）、五气（香、臭、臊、腥、膻）、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性（寒、热、温、凉、平）、五用（升、降、浮、沉、中），这是用五行理论来解释草木的物性。李时珍对于传统的五行理论除继承之外也有发挥，主要是根据医药学的原理对五行做出新的解释。比如他将五行中的火分成阴火和阳火，“火者五行之一，有气而无质，造化两间，生杀万物，显仁藏用，神妙无穷，火之用其至矣哉。愚尝绎而思之，五行皆一，唯火有二。二者，阴火、阳火也。其纲凡三，其目凡十有二。所谓三者，天火也，地火也，人火也。所谓十有二者，天之火四，地之火五，人之火三也” (40) 。万物俱有五行之性，因此用药也要注意五行间的对应。如《本草纲目》“土部”云：“土者五行之主，坤之体也。具五色而以黄为正色，具五味而以甘为正味。是以禹贡辨九州之土色，周官辨十有二壤之土性。盖其为德，至柔而刚，至静有常，兼五行生万物而不与其能，坤之德其至矣哉。在人则脾胃应之，故诸土入药，皆取其裨助戊己之功。” (41) 五行之中土和人的脾胃对应，故以土入药皆有裨助脾胃的功效。
在中国古代，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是解释整个宇宙的理论，这套理论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以整体的和有机的视野去弥纶万事万物。李时珍的医药学建立在这套理论的基础上，既成为这套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与其他学说发生相辅相成的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关于自然美丑的论述虽非《本草纲目》的重点，但因为《本草纲目》依据的是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故而也隐含着一种环境美学的维度。在《本草纲目》描述的药物世界中，通过气和阴阳五行的作用，人的美恶与环境以有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如《本草纲目》“水部”云：“水者，坎之象也。……其体纯阴，其用纯阳。上则为雨露霜雪，下则为海河泉井。流止寒温，气之所钟既异；甘淡咸苦，味之所入不同。是以昔人分别九州水土，以辨人之美恶寿夭。盖水为万化之源，土为万物之母。饮资于水，食资于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而营卫赖之。故曰：水去则营竭，谷去则卫亡。然则水之性味，尤慎疾卫生者之所当潜心也。” (42) 李时珍在五行中十分重视水和土，盖水为万化之源，土则为万物之母；水、土俱为气的不同形态，因气之所钟既异，也就表现为不同的形状，因此九州水土各为不同，人的美恶寿夭也表现各异。在“水部”李时珍又说：“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厚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易曰：井泥不食，井冽寒泉食，是矣。人乃地产，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而美恶寿夭，亦相关涉。金石草木，尚随水土之性，而况万物之灵者乎。” (43) 又引《淮南子》云：“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瘖，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尰，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广气多仁，陵气多贪。坚土人刚，弱土人脆，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皆应其类也。” (44) 李时珍这里用元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形成和交通，并以天人感应和五行分类的思想解释人与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他看来，人的资禀与环境息息相关，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气质的人，因此人的美恶寿夭与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李时珍的医药学思想中，环境条件优异的场所，能够孕育出生理和心理状态俱佳的居民；而环境条件恶劣的场所，则会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主要以元气论和阴阳五行思想作为其哲学基础，他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都理解为元气的聚散消长而形成的不同形态，又通过阴阳五行的思想将万事万物划分为最为基本的几类，并以此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做出推断和解释。李时珍继承了传统的元气论和阴阳五行思想，又在带有科学实践性质的基础上丰富和修正了这种思想，通过长期的临床应用和研究，他对药物性质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元气论和阴阳五行思想中那些离奇怪诞的主张。《本草纲目》中的环境美学思想是作为李时珍整个元气论和阴阳五行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后者弥纶万物、将整个宇宙组成有机体的主张决定了环境美学是其不无重要的一环，具体又表现在《本草纲目》从气的聚散流通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从风土习性来看人的美恶寿夭，根据药物的性状来实现人的身体的阴阳协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