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上半叶明代造园活动的发展与延续
16世纪是明代社会文化的重要转折期，特别是16世纪上半叶的正德、嘉靖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走向繁荣，并带来了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的变化，明代园林的兴造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第一次高潮。根据魏嘉瓒先生的统计，明代苏州地区的私园在成化之前只有约40处，知名的园林几乎没有，但“到了明朝中期（大致是成化至嘉靖年间），情况有了大的变化。这时海禁渐开，对农业依旧重视，对商业的限制逐步放宽，因此江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渐渐地兴盛、繁华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功能增强，市民阶层扩大，市容建设、民居建造数量增多且艺术水准提高” (21) 。
随着江南地区的日渐富庶和园林兴造的繁盛，文人造园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王鏊是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正德四年（1509）致仕。王鏊家族颇多私园，王鏊在京师为官之时就有自己的园林，名为“小适”，正德四年内阁告归后，又于家乡造一园，名“真适”。受其影响，其家族子弟所造的园林也大多以“适”为名。王鏊在为其弟的“且适园”所写的记中说：“太湖之东，有闲田焉，南望包山，数里而近，北望吴城，百里而遥。吾弟秉之行得之，喜曰：‘吾其憩于是乎？包山信美矣，有风涛之恐；吴城信美矣，有市廛之喧。兹土也，得道里之中，适喧静之宜，其田美而羡，其俗淳而和，吾其憩于是乎？’乃购屋买田，且耕且读。既又辟其后为园，杂莳花木，以为观游之所。……予往来必憩焉，与吾弟观游而乐之，因名其园曰：‘且适’。予于世无所好，独观山水园林，花木鱼鸟，予乐也。” (22) 在15世纪，园林作为朝代兴废的象征已获得积极的正面形象，但这种观念仍然需要借助宏大的政治主题来为园林的合法性寻找理由；而在王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个人的审美偏好已经成为造园的主要目的。王鏊在这里强调了园林审美欣赏的“适”与“乐”，而这两者都要从“观游”的园林审美活动中体现出来。所谓“适”，不仅指的是山水游观带来的身心上的舒适感，也指的是一种顺应大化的人生观。王鏊说其弟与他学相若、行相若、所负所养相若，但两人际遇显晦不同，然而其弟不怼、不变、不沮，穷达、进退、迟速一委诸天，是其所以为适者。因此，一方面“适”是人在环境审美欣赏之时获得的身心之适，另一方面园林也是主人人格修养的体现和象征。有身心之“适”就有身心之“乐”，我们看到王鏊所描述的“且适园”中虽然也有“菱港”“蔬畦”这样的农业场所，但游观之乐已经成为造园的最重要的目的了。在另一篇王鏊为其侄儿王学所建“从适园”所写的记中，对园林景观之“美”的描绘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
“静观楼”之景胜矣。去楼百步，故皆湖波也，侄学始堰而涸之，乃酾乃畚，乃筑乃耨。期年，遂成沃壤，而规以为园，即湖波漾淼之中，得亭榭观游之美。却而望之，诸山随步增异，所谓莫釐者，亦隐然露于天末，嵩峰者，昔巍而踞，今蔽而亏，双峰者，昔研而倚，今耸而秀。寒山苍翠，变而为几席，长圻蜿蜒，分而为襟带。而西山若列屏嶂，益近而高且丽。盖山即楼之诸山，而其景加异，有若增而显之者。湖山既胜，又益以花木树艺，秋冬之交，黄柑绿橘，远近交映，如悬珠，如缀玉。翛然而清寒者，为竹林。窈然而深者，为松径。穹然而隆者，为柏亭，其余为桑园，为药畦，为鱼沼，而诸景之胜，咸纳于“清风”之亭。亭高而明，敞而迥，柳子厚所谓尤于观月为宜者也。予园名“真适”，学盖知予之乐，而有意从之者也。故名之曰“从适”，而为之记。 (23)
从这篇园记可以看出，和15世纪文人仍然需要借助朝代兴衰来为园林寻找存在理由不同，个人化的审美欣赏已成为16世纪上半叶文人造园的重要根据，此时的园林也成为文人个性才情、思想抱负、欣赏水准等的体现。
园林游观之乐是此时文人的共同追求，然而营造这种游观场所的原因和心态也是各不相同的。像王鏊这样致仕而还乡建园的是其中一类，而像王献臣那样屡招贬谪而回乡造园的也很有代表性。王献臣所造之拙政园是明中期江南名园的代表，这座园林建于正德初年（1506），后屡经转手，历经劫难，新中国成立后重修，于1952年开放。当时著名画家文徵明与王献臣交往甚厚，不仅对该园甚为熟悉，而且为该园中的31处景点绘图并各赋诗一首，此外又写有《王氏拙政园记》流传于世。在这篇园记中，文徵明针对王献臣引潘岳仕宦不达的典故来自喻之事而说：“岳虽漫为闲居之言，而谄事时人，至于望尘雅拜，乾没势权，终罹咎祸。考其平生，盖终其身未尝暂去官守而即其闲居之乐也。岂惟岳哉！古之名贤胜士，固有有志于是，而际会功名，不能解脱，又或升沈迁徙，不获遂志，如岳者何限哉！而君甫及强仕，即解官家处，所谓筑室种树，灌园鬻蔬，逍遥自得，享闲居之乐者，二十年于此矣。究其所得，虽古之高贤胜士，亦或有所不逮也，而何岳之足云！” (24) 文徵明在这里表达了仕宦不达之后寓志于山水之乐的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古代文人典型的观念，文徵明这里强调了不达之时则隐逸于山水闲居，和传统的“独善其身”相比更突出了园林游观之“乐”的作用，相比于潘岳的谄事权贵，游观于田园山水之间反而是种解脱。
图4-2 《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其一
（图片来源：明文徵明绘，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6世纪上半叶文人造园活动中游观之乐的凸显也引起时人的一些忧虑，因此关于这种“乐”的讨论也时时见于当时的园记中。陆深的《薜荔园记》记载的是苏州徐子容的“薜荔园”，根据陆深的记载，该园“广凡数亩，地产薜茘，因以名园，云园之景凡十有三：曰思乐堂、曰石假山、曰荷池、曰水鉴楼、曰风竹轩、曰蕉石亭、曰观耕台、曰蔷薇洞、曰柏屏、曰留月峰、曰通冷桥、曰钓矶、曰花源……洞庭既胜，而园又胜也，使人乐焉，若仙居世外，烟霞之与徒而日月之为客也”，从园景的命名来看，也是以游观之乐为主，以至于陆深有“君子有当世之志者，疑于习宴安而略忧勤矣，似乎有所不暇”的疑问，而园主人的回答则是：“薜茘之有作，实自先太史公始。太史公谋以娱静庵府君之老也而未成，成之者缙也，是故堂曰‘思乐’。先公府君木主在焉，一石一峰，先世之蔵也。至于一泉一池一卉一木之微，亦皆先人之志也。每一过焉，陟降泛扫之余，恍乎声容之在目，缙也何敢以为乐？愿子为我记之，以示后之人。” (25) 面对陆深的疑问，徐子容通过娱亲的名义予以解释，并希望陆深为其记之以示后人，以表明“何敢以为乐”的初衷。陆深和徐子容之间的问答表明此时园林游观之乐虽已成为文人造园的一大追求，但毕竟这种追求与传统观念有所抵触，因此还需要和养亲、隐修、耕读等主题结合在一起。
孙承恩《小西园记》记的是靳戒庵在镇江的“小西园”，也对“乐”的主题进行了思考。孙承恩说：“斯亦可以寓乐矣！虽然，窃尝闻之，古之君子其役志于苑囿，以为游观之乐者，苟非势家豪族，则皆隐逸之士不得志于当时者之所为。乃若得位以行道，则固将尽心于竹帛之事，其于游观之计，宜不暇为。即有之，亦必待功成身退，若裴晋公之绿野，李文饶之平泉，固未尝有及夫仕而为太早计也。” (26) 但同时认为靳戒庵“方柄用中朝，思济天下”之时而造此园，是“未老而有归心，方进而为退计，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高怀雅量，岂琐琐者可及也” (27) ，他在这里通过漠视富贵的传统士大夫风骨来淡化对游观之乐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