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私家园林的基本功能
明代江南私家园林的基本功能丰富而多样，这些功能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需求和偏重，这些我们在“明代园林营造综述”一节已经有过介绍，此处我们把这些功能简单归纳一下。
（一） 养亲功能
养亲或者娱亲，是明代造园风潮中十分重要的功能和动力。中国人素来推崇孝悌的观念，因此为年迈的双亲提供颐养天年的环境，这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拒绝的。园林养亲的功能往往是造园活动中最基本也最不会引起非议的，在造园活动极为兴盛的时期，养亲的功能不会被抛弃，即使是在园林活动式微的时候，养亲功能的存在也能使之一脉尚存。
这种情况在明代造园活动中十分明显。明初由于太祖厉行节约并下有严格的禁园令，造园活动的发展相对缓慢，园林的娱乐功能在此时是不被提倡的，因此这个时期园林活动的直接动力便是养亲。如刘基的《怡怡山堂记》中的“任君”为二老筑“游息之地……而乐以终永年也” (62) ；王祎《致乐轩记》中的“吾友东阳蒋伯康氏”造园“以为太夫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致乐” (63) ；赵撝谦《草亭记》中的“友人余君”“别作娱亲之所……名其所曰‘东园’” (64) 。可见，即使在朝廷严厉的禁园令下，为双亲营造理想的生活游息之所仍是合理合法的行为，养亲功能成为园林活动能够不断延续的重要动力。
因为园林养亲功能具有难以拒绝的正当性，所以当造园活动面对过于奢华或者过度沉溺在享乐之中的批评之时，养亲功能往往能赋予这些奢华或享乐行为某种正当性。比如16世纪上半叶，明代园林活动已经从明初的压抑状态中恢复过来，造园的兴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游乐之风，当然也引起一些正统文人的忧虑。陆深《薜荔园记》记载苏州徐子容的“薜荔园”就有此感，以致陆深有“君子有当世之志者，疑于习宴安而略忧勤矣，似乎有所不暇”的疑问，而园主人的回答则是：“薜茘之有作，寔自先太史公始，太史公谋以娱静庵府君之老也而未成，成之者缙也，是故堂曰‘思乐’。先公府君木主在焉，一石一峰，先世之藏也。至于一泉一池一卉一木之微，亦皆先人之志也。每一过焉，陟降泛扫之余，恍乎声容之在目，缙也何敢以为乐？愿子为我记之，以示后之人。” (65) 面对陆深的质疑，徐子容是通过养亲娱亲的名义予以解释的，并表明“何敢以为乐”的初衷。陆深和徐子容之间的问答表明了养亲功能不仅是园林能够延续的重要动力，而且往往成为赋予园林活动合法性的重要理由。
明代后期园林活动趋于极盛，而且已经不再像明初那样对于享乐观念有所避讳，江南文人对于园林兴造所付出的财力和精力是令人咋舌的。在这个时期，园林功能中最为突出的是游观和享乐，养亲功能并不突出，但是在一些园记中仍能看到对于养亲娱亲功能的强调，表明了这种园林传统观念的延续性。如潘允端在《豫园记》中说建造“豫园”是为了“时奉老亲觞咏其间” (66) ；扬州郑元勋在其《影园自记》开头就说建造此园“为养母读书终焉之计” (67) ，强调影园的建造有养亲和修身的考虑。从这来看，无论是园林兴造的蛰伏期还是兴盛期，养亲功能都是园林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调和其他园林功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合法性的理由。
（二） 农业功能
中国古代的园林也承担一部分农业功能，这在明代江南私家园林中也有体现。在北京皇家园林中就有天子的“御田”，但这主要起着象征性的作用，皇家园林中的农业景观所发挥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在江南私家园林中，这种农业景观往往和养亲与修身的功能结合起来，在园林活动过分倾向游观享乐的时候起着制衡的作用。
因明初的禁园令和节俭的社会风气，除了养亲，农耕也是造园的一个重要理由。如刘基《怡怡山堂记》记该园“前迤平畴，夏麦秋禾，芃芃离离” (68) ，留有大片的田野以供农业作物的生长。赵撝谦《草亭记》记友人余君的园林“列树花果桑竹数百十本，引泉注渠而决左右” (69) ，赵撝谦为之歌曰“东园之丘，草亭幽幽。墙桑八百株，春蚕可为裘。五顷肥田，六角黄牛。课奴勤力，稻米登秋。舂秫作酒，可以忘忧。人生从所好，何事乎公侯” (70) ，表达了陶渊明式的娱亲课子、耕读养身的观念。一直到15世纪下半叶，这样的造园观念仍然延续不绝。如15世纪著名文人李东阳描述苏州名园东庄：“庄之为吴氏居，数世矣。……既乃重念先业不敢废，岁拓时葺，谨其封浚，课其耕艺，而时作息焉。” (71) 我们看到在15世纪明代园林活动复兴并转向奢华的过程中，东庄仍保留“课其耕艺”这种传统的功能。
中国古代文人往往有出世和入世这两副面孔，当入世的愿望无法达致的时候，能够且耕且读仍不失为修身齐家的不错选择，因此中国古代园林即使在其娱乐功能极为突出的时候，依然能够在园中留下一片农耕之地，就算这片农耕之地并非真正发挥实用功能，但也能体现园主人注重耕读传统的积极形象。16世纪上半叶王鏊的弟弟在太湖之东购得一片闲田造“且适园”，“乃购屋买田，且耕且读。既又辟其后为园，杂莳花木，以为观游之所” (72) ，在王鏊的《且适园记》中描述该园有“菱港”“蔬畦”这样的农业场所。王献臣所造之拙政园建于明正德初年（1506），文徵明在《王氏拙政园记》中说：“古之名贤胜士，固有有志于是，而际会功名，不能解脱，又或升沈迁徙，不获遂志，如岳者何限哉！而君甫及强仕，即解官家处，所谓筑室种树，灌园鬻蔬，逍遥自得，享闲居之乐者，二十年于此矣。” (73) 在这里，筑室种树、灌园鬻蔬的实用功能可能不大，更多的是表明园主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明代后期园林享乐之风极盛的时候仍然延续着。祁彪佳的寓园是重视农业功能的一例，其《寓山注》称“而予农圃之兴尚殷，于是终之以‘丰庄’与‘豳圃’” (74) ，可见园中有大片土地是留作农耕之用的。“豳圃”主要用来种植果树，“以五之三种桑，其二种梨、橘、桃、李、杏、栗之属。庄奴颇率职，溉壅三之，芟薙五之，于树下栽紫茄、白豆、甘瓜、樱粟，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 (75) 。“丰庄”则以庄稼为主，“既园矣，何以庄为？予筑之为治生处也。出园北折，渡小桥，迎堤而门，绿畴在望。每对田夫相慰劳，时或课妻子挈壶榼往饷之，取所余酒食啖野老，共作田歌，呜呜互答。堂之后，为场圃。十月纳禾稼，邻火相舂，荐新粳，增老母一匕箸。及蚕月，偕内子以居焉，采桑采蘩，女红有程课。场圃旁各数楹，栖耕作者。养鸡、牧豕、鸣吠之声，达于四野。学圃学稼，予将以是老矣” (76) 。从祁彪佳的描述来看，他的寓园之内不仅有果树植物的栽培，而且有大片的庄稼地供其作为“治生”之处，且祁彪佳农圃之兴方浓，声称要“学圃学稼”以终老，虽然祁彪佳这种兴趣在崇尚奢侈享乐之风的晚明造园活动中颇为独特，但也表明农耕这种传统在明代园林活动中一直延续着。
（三） 修身功能
园林是中国古代文人主要的修身场所，修身本身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具体来说又包括隐逸、耕读、自娱、养老等活动。
隐逸是古代文人的一种人生选择，隐逸不仅是对社会现实采取一种退避的态度，而且也寄寓着文人“穷则独善其身”的修养。园林作为一种和城市以及社会有着一定距离的空间，往往也被当作文人隐逸的场所，因此中国古代园林活动有十分浓厚的隐逸方面的追求。隐逸同时又和修身自持关系密切，隐逸是文人自身高贵人格的体现，其外在的表现便是远离社会人群，以耕读、自娱和养老等活动保持独善其身的志向。耕读是传统修身的体现，其中寄寓着勤劳俭朴、自食其力、不涉世事、“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出世思想。自娱带有浓厚的审美意味，寄寓着在自然中抒情纵怀、与山水相往来之意。自娱和园林中的文人雅集不同，后者往往是在娱乐中蕴含着某种社会交往的实用功能，而前者更多的是自我性情的培养和抒发。养老也是自我修身的一种表现，不少园林都是文人为官致仕之后所建，作为退休后涵泳性情、安度晚年之用。
在朝代更迭之际，文人隐逸的现象会特别显著，元末曾出现大量文人隐逸的现象，一方面是元政府对汉人的压制所导致，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元末战乱。明太祖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罪至抄札，导致隐逸活动大受打击。但即便如此，仍有些文人拒绝出世，宁愿待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中吟咏情性。如宋濂《新雨山房记》中的张君仁杰“未乱时尝有禄食，至今郡县屡辟之，辄辞不赴，以文墨自娱，甚适，号其室曰‘新雨山房’” (77) ，宋濂本人对这种隐逸修身的行为是持赞同态度的，当然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为这种行为寻找合法性，他认为张仁杰能够在自己的一片空间中“察时物之变，穷性情之安”，正体现了在上位者的“拨乱致治”之功，作为一个政治家，宋濂的看法与张仁杰的看法未必一致，但两者是可以兼容的。刘基《贾性之市隐斋记》一文论述了“隐”的矛盾，根据记述，贾性之在圜阓中筑一室，“集古今图书，以为燕游接宾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觌车马之尘；不深其宫，而不闻闾阎之声。以其径路宛转，户庭清谧，而不与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过而命之曰‘市隐’”，而刘基对于贾性之是否真“隐”则有疑问，认为“贾君以孝友处乎家人，以信义行乎里邻，有学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谓之隐者，不亦宜乎！虽然，夜光入深山，人莫得而见也；出而投之瓦砾之间，则庸人孺子皆识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与市人同其行，吾惧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见王君，请以斯言质之” (78) 。在这里，文人的隐逸是和修身相联系的，以隐逸而相互标恃，同时也以隐逸交接同道，这种隐逸和真正的出世并不相同，园林作为真山水的替代空间，不能完全做到远离城市，因此隐身于园林之中也就更多是这种修身的体现，难怪刘基要发出“吾惧其欲晦而愈彰也”的感叹。
明初宋濂那种以国家太平为修身寻找合法性的观念在明初之后也能看到。如徐有贞《先春堂记》中说：“人能赏矣，而生无可乐之时，饥寒之切身，忧患之萦心，则登山临水，且悴然有恻怆之情，抑乌得以自乐哉？今子之居，既据湖山之胜，又生斯太平之时，承文儒之绪，田园足以自养，琴书足以自娱，有安闲之适，无忧患之事，于是逍遥于山水之间，以穷天下之乐中，其得多矣。” (79) 这里同样是以国家之承平来对照个人之修身自娱，表明两者之间并不违和。明代中期和后期，园林作为社交功能的作用十分突出，导致其隐逸修身的功能并不显著，但是园林的这种功能也并未断绝，园林作为与城市保持相当距离的空间，仍然是园主人修身的重要场所。如王心一在其《归田园居记》中自谓有“邱山之癖”，筑“归田园居”，“今无间阴晴，散步畅怀，聊以自适其邱山之性而已。所谓‘此子宜置邱壑中’，余实不能辞避” (80) ，所表达的也是聊以自适的自娱修身的观念。
（四） 游观功能
游观是园林最重要的审美功能。园林是艺术和自然的结合，这让园林比其他空间承担了更多的审美方面的功能。在明代初期，由于禁园令等严厉政策的打压，园林的游观功能并不突出，直到明代中后期造园风潮的兴起，这种游观之乐才凸显为园林最重要的功能。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在16世纪上半叶王鏊那里，造园的“游观之乐”已经从养亲或者农业活动中凸显出来，“乃购屋买田，且耕且读。既又辟其后为园，杂莳花木，以为观游之所。……予往来必憩焉，与吾弟观游而乐之，因名其园曰：‘且适’。予于世无所好，独观山水园林，花木鱼鸟，予乐也” (81) ；在另一篇王鏊为其侄儿王学所建“从适园”所写的记中，对园林景观之“美”的描绘也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如果说王鏊此时对“游观之乐”的强调还带有一定节制的“适”，那么到了16世纪下半叶之后江南造园趋于奢侈，这种园林的“游观之乐”也变成不计代价的享乐了。如潘允端建造“豫园”：“大抵是园，不敢自谓‘辋川’‘平泉’之比，而卉石之适观、堂室之便体、舟楫之沿泛，亦足以送流景而乐余年矣。第经营数稔，家业为虚，余虽嗜好成癖，无所于悔，实可为士夫殷鉴者。” (82) 从当时江南文人对像“瑞云峰”这样的石材的搜购不惜余力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他们对园林游观之乐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身体感官等的愉悦了，相互的攀比和竞争也成为造园之风兴起的重要原因。
（五） 社交功能
社交功能在明代园林，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园林中，凸显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园林一向是文人雅集的场所，文人在此吟咏抒怀、游赏赋诗，不仅凸显为文人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同时也是文人自身之间相互扶持推许、获得声誉的重要举措。因此，园林成为生产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一个文人如果有自己的园林并能邀请众多名流来此集会游赏，不仅表明他是当时文人群体内的成员，而且表明他在这个文人群体内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同时，一个文人能够进入当时的名园和众名流吟咏宴集，也表明他和这个文人群体有密切关系，这对他的声望和未来的前途会产生重要影响。
明初由于政治环境的关系，关于园林雅集活动的记载不多，比较有名的是宋濂在《春日赏海棠花诗序》中记载的“浦阳郑太常仲舒开宴觞客于众芳园”的一次园林集会，根据宋濂的记载，这次集会“众宾咸悦，衔杯咏诗，亹亹不自休” (83) ，但这种集会在明初禁园令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是比较少见的。宋濂在这次集会中引用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的典故再次申发了园林和国家之间的象征关系，认为烽火之际“花草红青何处无之，有目不暇顾，欲求浊醪一卮以浇渴吻，尚可得邪” (84) ，而现在天子在上而廓清四海，故能得此雅集之乐。此次集会大致相当于家族聚会，“所赋诗自太常君而下凡三十人，其三则宾客，余皆其君昆弟子姓云” (85) ，可见明初的园林集会还是相当收敛的。
到了明代中晚期，这种园林集会的规模已经相当大，所发挥的社交功能也越发明显。比如晚明郑元勋的影园经常举行宴会诗集，所邀请的都是名重一时的文士，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次影园黄牡丹盛开，郑元勋邀请众名士赋诗，并仿效科举之法评定高低，评定人请的是当时士林领袖钱谦益，而岭南人黎遂球（字美周）获得一甲一名，引起轰动，“超宗共诸名士用鲜服锦舆饰美周，导以乐部，徜徉于廿四桥间，士女骈阗，看者塞路，凡三日。美周年少，丰姿俊上，气豪兴会，冠带逼真，咸羡为三百年来无此真状元也。于是声满吴越矣” (86) 。可见，园林雅集所发挥的社交功能不能小觑，它不仅仅是文人之间吟咏情性的娱乐活动，还是文人互相扶持、确定自身身份的重要场所。黎遂球是在赴京赶考失败之后途经影园的，没想到在赋诗活动中获得第一名便能成为众人羡慕的“牡丹状元”，其声势声誉甚至连真状元都为之逊色。其中的原因除了郑元勋和钱谦益这些重要文人在文人群体中的重要地位，还和晚明文人在富商阶层兴起以及内忧外患中寻找自我身份认同有关。
园林作为一种特定的空间，它发挥的功能是多样而复杂的，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主要功能，还有其他一些功能，如象征功能、宗教功能、学习功能等等 (87) 。从以上简单的描述来看，明代园林发挥的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园林能发挥怎样的功能要依赖于当时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环境，这表明同样的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随着语境而发生变化，或隐匿或凸显或改变，园林不是和特定语境分离的审美空间，而是置身于特定的语境并和其他空间时时发生联系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