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的农业景观与环境审美
历史上早期的江南地区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大面积的野生动植物群落没有遭到破坏。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移民的大量涌入、农业技术的提高、城市扩张的加剧等等，江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从宋代以后，江南地区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破坏较多，由此而来的环境灾害也开始增多。明代是江南地区水旱灾害较为严重的时代，早期一些不合理的环境政策开始持续发酵并严重影响明代人的生产生活。相较于唐宋而言，明代江南地区的环境问题更加严重，环境优美的程度也降低。明代人面对人口急剧增长和整体质量下降的生态环境，开发出以桑基农田和桑基鱼塘为核心的高效的农业体系，这种农业体系在保证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维系一种生态的可循环性和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但是从整体上看，明代江南地区环境发展的趋势是自然景观逐步被农业景观取代，环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减弱，湖水面积逐步缩减，野生动植物减少，动植物群落趋向定型化和单一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占据主导地位。
明代因此是江南地区环境和景观类型转变的重要时期，特别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江南地区的农业景观取代了自然景观并占据主导地位，对整个江南地区的生境以及人文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南地区不仅地理环境和动植物群落发生了改变，明代江南人由于起居环境的变化，他们自身的审美观、环境观、世界观等也相应发生了转变。由于旦夕生活在农业景观的环境中，不像唐宋人那样可以时常接触丰富多样的自然生境，自然这个概念在明代人心中开始变得模糊。他们也不再像唐宋人那样歌颂江南地区的自然美景，而是认为农业景观才是江南根本的特色。在这方面，祝允明的话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在《暮春山行》中说：“小艇出横塘，西山晓气苍。水车辛苦妇，山轿冶游郎。麦响家家碓，茶提处处筐。吴中好风景，最好是农桑。” (66) 对于生活在明代中期的祝允明而言，农桑景观已是江南的代表，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自然景观对他们而言反而是有些隔阂的。这种情况从明代中期一直到清代愈演愈烈，农业景观遂发展成一种高度人工化和功能化的景观类型。如乾隆《震泽县志》云：“十里一镇，五里一村。土沃稻肥，动成千顷。菱芡茭芋，岁以数熟。树密路迂，溪深港曲。过客行舟，不有乡道，咫尺皆迷。实滨湖之沃壤，江浙之奥区也。” (67) 在这种滨湖沃壤的农业开发中，野生的自然景观已被压缩到几乎消失的地步。厌倦了农业景观的士人则费尽心思想要在城乡之间开辟属于自己的自然，明代江南地区私人造园风气兴盛，既和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有关，也和人们迫切地希望寻求自然的心理有关。城市的生活已难寻清幽之地，乡村地带则布满农桑景观，这些都和唐宋时人所看到的江南美景有所不同。特别是晚明造园风气最兴盛的时候，像计成、张南垣这样的造园大师，都批评以前的园林未能再现真实的山水，这其实也是在园林中追寻自然的表现。
宋以后江南地区农业景观的兴起与太湖沿岸的淤塞息息相关，两宋时期太湖地区优美的自然景观随着淤塞而不断萎缩，浅水区由于淤积的出现而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水面，河道因为淤积的产生也不断分化成密布的河网，被分割而成的小水面和河网在进一步淤塞之后形成平陆。这些小水面、河网和平陆为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自然景观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让位给了农业景观。
江南地区农业景观的增加导致自然景观的缩减，在宋代以前江南地区有着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人们无须奔赴远方便能欣赏到优美的景色；但在宋代以后大部分自然美景让位给了农业景观，自然景观开始集中在小范围的一些地区以供审美所需，出现了在一年中的某些特殊时日才出游赏观的现象。比如西湖，张岱《西湖梦寻》说：“自马臻开鉴湖，而繇汉及唐，得名最早，后至北宋，西湖起而夺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鉴湖之澹远自不及西湖之冶艳矣。” (68) 在北宋以前，江南地区最优美的自然景观集中在鉴湖，但宋以后鉴湖景观质量下降，而在西湖则有苏轼等地方官清理葑田，使西湖重新焕发光彩，加上苏轼等文人的竞相推崇，西湖的美名最终超越了鉴湖。王建革先生指出：“宋元时期江南失去了两个重要景观：一是湖光山色的三百里鉴湖区，二是充满水面的吴江地区。这两个区域集中了大量的自然美，有大量的诗画产生。审美失去了对象，创作亦受到限制。明清时期，多数湖泊区的边缘在农业开发下景观质量下降，文人的主要自然审美区开始集中于西湖等一些景观湖。唐代和北宋时期，西湖和鸳鸯湖不是江南最重要的风景区，鉴湖和吴江长桥区淤塞后，文人的审美区才集中到西湖。” (69) 风景名胜区的产生，是审美对象和审美鉴赏活动的集中化的结果，它一方面表明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有着强烈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江南地区的自然景观在整体上呈现缩减的趋势。在自然景观丰富而多样的时候，人们是无须奔赴特定的地点欣赏美景的，但宋明以后随着农业景观的不断压迫，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则要在特定的风景名胜之地才能实现。
自然美景既然只出现在特定的地点，便不是时时刻刻能够到达的；因此，在特定的时刻（比如节日）赏游名胜之地便成为一种习俗，此时的名胜之地也往往因聚集了大量游客而导致欣赏的效果大打折扣。少数具有极高鉴赏趣味的文人对这种游人如织的现象颇为厌恶，如明末张京元的《断桥小记》云：“西湖之胜，在近；湖之易穷，亦在近。朝车暮舫，徒行缓步，人人可游，时时可游。而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无论意不在山水，即桃容柳眼，自与东风相倚游者，何曾一着眸子也。” (70) 比张京元稍早的徐献忠说：“《吴都赋》云：‘户藏烟浦，家具画船’，惟吴兴为然。自今乡居宦士，诚有然者，城市绝少，然春游实非西湖所及。西湖竟成游市，且不能远泛，士大夫或与诸女郎杂沓而至，颇亦厌观。” (71) 蜂拥而至的游人大多对于自然景观并无高雅细致的审美品位，男女杂沓、摩肩接踵，既不曾对周围的美景有所眷恋，也对那些真正想欣赏美景的人造成影响，以致张岱发出“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72) 的感叹。在江南边缘地区的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如在扬州清明日，“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 (73) ；宁波府清明日亦然，“宁波府城内，近南门，有日月湖……清明日，二湖游船甚盛，但桥小船不能大。城墙下址稍广，桃柳烂漫，游人席地坐，亦饮亦歌，声存西湖一曲” (74) 。可见，随着自然景观的缩减，人们已经无法时时处处感受到自然美的魅力了，而只能在特定时节赶往特定地点满足审美需求，而这样的审美效果往往又是打了折扣的；当人们习惯于在固定的“风景名胜”享受自然之乐，其实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能够欣赏丰富多样的自然美的感受能力，而这在明代的江南已不是少数地区才有的现象。
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动植物群落结构的变化，明代江南地区的自然胜景被压缩到少数著名的地点，带有明显自然色彩的动植物群落也大多集中在这些地方。在宋以前，江南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群落，其丰富性和多样性遍布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可以在近距离范围内欣赏到各种自然和农业植物与动物，而无须烦劳到特定的地区去欣赏。随着太湖地区的淤塞并发展成为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符合农业所需的动植物得到极大发展，而与农业经济利益无关的动植物则逐渐消失。明代是江南地区动植物群落走向单一化和定型化的重要阶段，人们在咫尺距离之内能够接触到的往往是蚕、桑、稻、麦等农业景观，顾应祥从东林山“俯视平原沃野万顷，高者皆桑，低者为菑畲” (75) ，可知当时湖州地区已是大面积的农业景观了。农业景观大面积增加，自然景观相应地便大面积缩减。明代的江南人已经很难随处见到大面积的自然美景，这些自然美景已被分割、压缩至碎片化的状态。
例如荷花的欣赏，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广为分布的荷花景观在明代呈现为碎片化的状态，往往生长在池塘或者园林等小生境中，满足少数文人雅士的欣赏所需，而大面积的荷花景观则保留在某些特定的景点中；但即使是著名景点中的荷花景观，对它的欣赏也面临着游人过多的窘境。袁宏道曾描述苏州城外荷花荡的景观：“荷花荡在葑门外，每年六月廿四日，游人最盛。画舫云集，渔刀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至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苏人游冶之盛，至是日极矣。” (76) 对于当时的苏州人而言，要观赏大面积的荷花景观，只能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前往葑门外的荷花荡，但游人过多明显带来欣赏效果的削弱，我们可以发现袁宏道的描述重心已不是风景而是游人。张岱在荷花荡的所见所闻和袁宏道的描述非常一致：“天启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苏州，见士女倾城而出，毕集于葑门外之荷花宕。楼船画舫至鱼艖小艇，雇觅一空。远方游客，有持数万钱无所得舟，蚁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观，一无所见。宕中以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舟楫之胜以挤，鼓吹之胜以集，男女之胜以溷，歊暑燂烁，靡沸终日而已。荷花宕经岁无人迹，是日士女以鞋靸不至为耻。袁石公曰：‘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盖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闪，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77) 张岱的描述更为细致，荷花荡经岁无人迹，表明景观集中于景点，是景观欣赏的集中化和固定化，其实也间接表明日常化的自然审美欣赏活动已经消失；士女只有在六月二十四这天蜂拥云集，游人往来如梭，其实却“一无所见”，自然景观的退化和集中最终带来的是景观质量的下降和游人审美能力的集体迟钝。
大面积的荷花景观已经不是时时能够欣赏得到的，因此小生境的荷花审美在明代颇受士人的青睐。其中，面积不大的荷塘景观在明代园林中十分常见。如生活在15世纪的何乔新描述陆孟昭的“锦溪小墅”云：“吴中山水名天下，高人韵士占幽胜、治台馆，靡有遗矣。若锦溪之胜，则前世未有发之者。今福建参知政事陆公孟昭始发其胜而居焉。初，孟昭家太仓城之巽隅，所居之西有地数百弓，规为园。园之左，澄溪溶溶，自东南来，芙蕖、芰荷列植其间，花时烂若锦绣，故以锦云名为溪云。” (78) 陆孟昭的锦溪小墅以芙蕖芰荷烂若锦绣为名，其园占地数百弓，可知这里的荷花景观面积不会很大，但能够为私人园主所拥有，也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了。王世贞《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中说：“辟塘扉而北，则杳然别一天，为大方池，中浸芙蓉、菱、芡。” (79) 这里虽云“大方池”，但作为私人园林其面积也不可能太大。又有上海豫园，潘允端《豫园记》云：“‘乐寿堂’之西，构祠三楹，奉高祖而上神主，以便奠享。堂后筑方塘。栽菡萏，周以垣，垣后修竹万挺。” (80) 这也是明代典型的方塘或方池的小生境审美，这种池塘大的多以亩计，小的则不足一亩，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审美意境在明代江南的文人园林中影响甚大。明代江南园林的方池面积并不大，其中荷花景观就不可能大面积种植。在一些园林中，尽管有方池，但植荷的数量更加有限，如沈恺《采诗楼记》云：“洲稍北有方池，植荷蕖数茎，六月暑退，楼居晏坐，清风徐来，荷香袭袭可掬。” (81) 到了晚明，如文震亨这样有着高雅品位的文人，已不觉得大面积水域的荷花景观最有魅力，而是认为荷花景观的欣赏要以池塘最胜，他说：“藕花池塘最胜，或种五色官缸，供庭除赏玩犹可。缸上忌设小朱栏。花亦当取异种，如并头、重台、品字、四面、观音、碧莲、金边等乃佳。白者藕胜，红者房胜。不可种七石酒缸及花缸内。” (82) 文震亨认为荷花以池塘为最胜，他也欣赏那种栽种在瓷器内供庭除赏玩的荷花，并对花种和瓷器有着精细的鉴赏品位；文震亨的品位不可谓不高雅，但我们也看到，这完全是一种小生境的自然审美，其格局和境界都难以企及唐宋文人的雄浑和开阔。明清江南文人审美境界的趋势是越来越退缩到狭小的一己之世界，其私人空间的赏玩品鉴愈发走向精细和雅致，但同时也因为失去了与外界的真正联系而变得琐碎和孱弱。明清时期的江南自然景观在农业景观的蚕食下逐渐退缩甚至消失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两种奇特的文人鉴赏：一种是像文震亨那样，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高雅品位，但是他们沉浸在越发纤细的小生境审美世界中；另一种是像张履祥那样，熟悉下层百姓的生活，甚至有相当丰富的农业实践经验，传统的自然境界对他们来说有点距离，他们向往的是躬耕不辍的小农生活。对这两种文人鉴赏来说，“自然”从某种意义上都消失了。像文震亨那样的文人，家世和教养都使他不会甘于平凡的小农生活，小农景观也无法真正体现他卓绝的鉴赏品位；像他这样的上层文人更青睐的是创造属于自己的私人世界，一个相对远离城市和乡村环境的自然领地，他们在自己的园林中创造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生态环境，努力恢复被日益单调的农业景观所侵袭的生动自然。但是这样的创造往往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性，他们难睹唐宋时丰富壮阔的自然之境，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然，这样的创造成为他们高雅精致的阶级品位的体现，在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自然”是通过高度人工化的技巧、繁复精细的设计和不得不妥协的逼仄空间体现出来的，真实的自然反而消失在这种成熟老到的园林设计中。园林和自然毕竟是不相同的景观类型，明代江南士人在城市扩张和农业环境的逼迫之下，希望通过营造理想中的私人空间来寻找久违的自然，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之下的无奈选择。因此，明代江南地区造园风潮的兴盛，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士人自然审美的需求，但从更根本的方面而言，江南士人和他们的前代相比更加退缩在相对狭小的人造空间中，也更加远离了这个私人空间之外的真实自然。
而像张履祥那样的江南文人则选择了耕隐生活，他不仅对于下层百姓的生活十分熟悉，对于农务也能做到躬耕。张履祥的生活要求，首先是能满足小农家庭之需，他说：“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种田之亩数，略如其池之亩数，则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不可通于沟；通于沟，则妨邻田而起争。周池之地必厚；不厚，亦妨邻田而丛怨。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傍室穿井。如此规置，置产凿池，约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其作室亦约需此数，非力之所及也。” (83) 如果说像文震亨这样的文人满足于庭院小生境的审美欣赏，那么像张履祥这样的文人则更讲究的是小农景观的满足和欣赏。凿池、培基、种田、灌禾、植桑、养蚕是江南农家最基本的日常劳作，这里并没有传统那种悠游于山水之间的自然情怀，有的只是繁密的农务和精细的时间安排，还要有和睦的邻里交往和合理的经济管理，因此他们更欣赏的是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这样的农家景观，稻、麦、桑、竹成为最常见的居住景观，它们基本上都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在明代中期以后，桑竹田泽已被视为最典型的江南景观，这是江南地区景观类型发生转折的重要阶段，标志着自然景观已不再占据主导的地位。环境的改变也引发了生活其间的文人文化心理的改变，明代人面临的大多是破碎化之后的自然风景，对他们来说农桑景观要比远处的自然来得更加亲近，更加实在。明代江南的村落景观依旧优美，且发展出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循环农业，只是这种小农视野已经无法和唐宋时真实山水的开阔境界相比，明代江南村落景观也以人工景观为主，导致动植物群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降低。环境的改变迫使贫民士大夫只能在狭小的生境内寻求审美愉悦，但他们和文震亨这类文人一样，尽量把小生境布置得多样化以获得愉悦的最大化。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不仅符合生态农业的需求，而且在方位和比例上也符合审美的眼光，能够在狭小的村舍空间内尽量容纳更多的审美要素。
农业景观开始占据主导优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的农村已经走向了城镇化的过程。明代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是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密切相关的，江南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促成了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这种生态农业的形成，而随着经济利益的驱使，在明代后期甚至出现了桑争稻田的现象，表明植桑的利益已经远高于种稻。植桑这种农业活动是和养蚕、出丝这些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的生态农业逐渐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使之具有了商品经济社会的开放性特点，江南农民不再安于农亩，而是不得已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在明代中晚期的江南，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不少乡村实际上具有了城市的规模以及城市的功能，而像苏、常、杭这样的大城市也因商品经济和乡村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冯梦龙《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曾描述过这种现象：“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84) 我们可以看到，植桑养蚕这种农业活动为江南乡村向市镇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发达的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为江南地区市镇化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材料，丝织业和棉纺织业丰厚的商业利益反过来也促进了蚕桑业的不断扩张，最终形成“俯视平原，沃野万顷，高者皆桑，低者为菑畲” (85) 的农业景观。
总的说来，明代是江南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的扩张以及各种人为和非人为因素的影响，明代江南地区的水域变小、河道细化，沼泽地区不断淹塞成为平陆，最后被开发成为桑基稻田或者桑基鱼塘；在此过程中，明代江南地区的景观主导类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以蚕桑为主的农业景观取代自然景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给江南的人文社会生态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为满足审美欣赏的需求，明代江南地区的自然景观开始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形成了影响很大的某些风景名胜之地，江南人的欣赏习惯也随之发生改变，随时随地能够欣赏的自然美景已不复存在，他们需要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刻才奔赴特定地区进行欣赏；农业景观占据主导地位之后，江南地区的动植物群落开始向定型化和单一化发展，适应商品经济所需的动植物被大面积种植和豢养，而缺少经济利益的动植物则面临淘汰；江南文人欣赏大面积自然美景的机会变少，小生境审美开始受到时人的青睐，明代江南文人热衷于园林、庭院、村舍等的欣赏，他们的鉴赏趣味变得越发精致，但境界也越发局促；这种审美鉴赏上的变化随之对明代江南的设计风格产生影响，明代江南文人努力在小生境范围中实现多样化的审美，力求在狭小的空间内容纳更丰富的审美元素，促成明代晚期园林庭院设计中出现一种繁复精致、巧夺天工的艺术美。
(1) 〔明〕史鉴：《吴江运河志》，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2) 〔南北朝〕谢灵运著，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322页。
(3) 〔梁〕沈约：《宋书》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4页。
(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9页。
(5) 〔唐〕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见《全唐文》卷四百三十。
(6) 同上。
(7) 〔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见〔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3页。
(8) 〔宋〕郏亶：《治田利害七论》，见〔明〕归有光撰《三吴水利录》卷一，四库全书本。
(9) 〔唐〕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见《全唐文》卷四百三十。
(10) 〔唐〕张籍：《张籍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页。
(11) 〔唐〕皮日休、陆龟蒙等：《松陵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12) 〔清〕陈和志修，倪师孟等纂：《震泽县志》卷二十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13) 〔唐〕张贲：《旅泊吴门》，见《全唐诗》卷六百三十一，四库全书本。
(14) 〔唐〕章碣：《变体诗》，见《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九，四库全书本。
(15) 〔唐〕崔颢：《维扬送友还苏州》，见《全唐诗》卷一百三十，四库全书本。
(16) 〔唐〕白居易：《偶吟》，见《全唐诗》卷四百五十九，四库全书本。
(17) 〔唐〕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见《全唐诗》卷六百十三，四库全书本。
(18) 〔唐〕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见《全唐诗》卷四百六，四库全书本。
(19) 〔宋〕苏轼：《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见〔明〕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上，四库全书本。
(20) 〔宋〕单锷：《吴中水利书》，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21) 〔宋〕单锷：《吴中水利书》，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22) 〔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见〔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4页。
(23) 〔宋〕郏亶：《治田利害七论》，见〔明〕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四库全书本。
(2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4935页。
(25) 〔宋〕苏轼：《乞开西湖状》，见〔明〕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上，四库全书本。
(26) 〔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四十四，四库全书本。
(27) 〔宋〕梅尧臣：《宛陵集》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
(28) 〔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29) 〔宋〕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30) 〔宋〕林景熙：《霁山文集》卷二，四库全书本。
(31) 〔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3页。
(32)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33) 见〔宋〕郑虎臣：《吴都文粹》卷五，四库全书本。
(34) 见〔明〕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四，四库全书本。
(35) 〔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四十九，四库全书本。
(36) 〔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65页。
(37) 见〔清〕朱彝尊编，汪森增订：《词综》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38) 〔宋〕辛弃疾著，朱德才选注：《辛弃疾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39) 〔宋〕陆游：《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88页。
(40) 〔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四十九，四库全书本。
(41) 见〔明〕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本。
(42) 〔明〕屠隆：《东南水利论》，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一，四库全书本。
(43) 同上。
(44) 同上。
(45) 〔明〕史鉴：《吴江水利说》，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四库全书本。
(46) 〔明〕陆彦章：《上海县疏河记》，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五，四库全书本。
(47) 〔明〕方豪：《勘视昆承湖复治水都御史俞谏揭》，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五，四库全书本。
(48) 〔明〕伍余福：《水利论·七论长桥百洞》，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十一，四库全书本。
(49)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54页。
(50)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六，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7页。
(51) 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
(52) 〔唐〕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见《全唐文》卷四百三十。
(53) 〔宋〕陆游：《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65页。
(54) 〔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9页。
(55) 〔宋〕陆游：《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49页。
(56) 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初版序》，见〔清〕张履祥著，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57) 〔清〕张履祥：《书改田碑后（甲申后）》，载《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见〔清〕张履祥著，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附录”，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58) 〔清〕张履祥著，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页。
(59) 〔明〕顾应祥：《东林山新建眺远亭记》，见〔明〕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三十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60) 〔清〕张履祥著，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61) 同上，第132页。
(62) 同上，“附录”，第189页。
(63) 〔清〕张履祥著，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64) 同上，第134页。
(65) 同上，“附录”，第156页。
(66) 〔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67) 〔清〕陈和志修，倪师孟等纂：《震泽县志》卷一，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68)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1页。
(69) 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3—524页。
(70) 见〔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2—163页。
(71) 〔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四八四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757页。
(72)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3页。
(73) 同上，第66页。
(74) 同上，第14—15页。
(75) 〔明〕顾应祥：《东林山新建眺远亭记》，见〔明〕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三十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6) 〔明〕袁宏道：《荷花荡》，见〔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77) 〔明〕张岱撰，马兴荣点校：《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页。
(78) 〔明〕何乔新：《锦溪小墅记》，见《椒邱文集》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79) 〔明〕王世贞：《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见赵厚均、杨鉴生编注《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三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80) 〔明〕潘允端：《豫园记》，见陈植、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81) 〔明〕沈恺：《采诗楼记》，见〔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82) 〔明〕文震亨原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83) 〔清〕张履祥著，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附录”，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
(84) 〔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第十八卷，见《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63页。
(85) 〔明〕顾应祥：《东林山新建眺远亭记》，见〔明〕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三十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