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含义和存在条件
人为什么需要父亲呢？一些人可能觉得这是个怪问题,没有父亲怎么会有孩子呢？但“有孩子”或“有生理意义上的新生儿”与“要有父亲”没有内在的联系。无数动物都通过两性交媾而产出并抚育了幼崽,却没有父亲,因为新一代或者不知道谁是它们的父亲,或者知道了,这生理上的“父亲”即精子提供者也不参与养育新一代,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父亲。但一些鸟儿似乎满足这两个条件,也就是,它们的后代既知道谁是它们的父亲,父亲也参与后代养育。可是人类的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即从精神上影响后代,所以后代——既包括直接的下一代,也包括或可能包括更多的未来世代——终生认同他的父亲地位。这样看来,为人之父的三个条件就是：（1）与母亲结婚[3]交合以生成后代；（2）参与养育以造就后代；（3）施加精神影响以塑造和维系后代。但对它们的理解都要有变通。从现在的研究取向上,越来越重视靠后的条件。所以第一个条件即结婚和提供精子,在人类学的文献中早已不是成为父亲的必要条件,一个好的养父完全可以是真正的父亲,但这个条件也不是完全无所谓的（有关内容下面会涉及）。第二个条件中的“养育”可以有不同含义和层次,而最后一个条件,现在最为研究者们看重,也必须做一变通,即这些精神影响可以是无形无名的,不然一个按一般标准是失败的、不被后代看重的父亲就不是父亲了。
从现成的生理生命的角度上看,似乎母子关系对于养育后代已经足够了,所谓父亲只起到一个雄性的生殖作用而已。比如离人类最近的灵长类黑猩猩几乎就是这样,除了维护整个群体安全的作用之外,雄性黑猩猩在具体的后代繁衍中,只贡献精子,养育后代全由母黑猩猩承担。这种情况盛行于哺乳类动物中。所以在许多种群中,雄性的地位处于两个极端,或者是群体的首领,排斥或限制其他雄性与群内的雌性相交,或者游离于群体之外或处于群体边缘,只作为首领的候补竞争者而潜伏和忍受。因此与养育自己后代并“表现出个体心理特点萌芽”（The Father,p．27；《父性》,13页）的雌性相比,它们的生活缺少安全感、满足感和内在的丰富性,总感觉受到其他雄性的威胁或者因做单身汉不满而要去威胁其他的雄性,充斥它们生活的是争斗化竞争,造成少量成功者和大量的失意者。“我们已经了解到,类人猿中的母亲身份也已经不单纯是遵循本能的问题,而雄性的存在只是在其作为群体的功能中才有意义。……除了胜利者,所有这些汹涌澎湃的雄性的性能力就如同其精子海洋一样,都是无用的。”（《父性》,13页）但人类的出现给雄性带来了新生,因为在人类群体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婚配方式——不管是以弹性的一夫一妻为主,还是以“有节制的一夫多妻制”[4]为主,因而在原则上每个雄性与每个雌性一样,都是可能的生育参与个体了。雄性人就不只是两极化的男人,而转化和升华为父亲,有了自己的家庭,可以得到群体的,首先是其他男人或父亲的承认甚至相互保护（《父性》,19页）。这是人类群体德性的肇端。
广义父亲的出现意味着真实家庭的出现。“真实家庭”对于本文的首要含义是亲人关系的终生的及代际间的认同,哪怕以隐约的或非对象化的方式的认同。“在猿转变成人的过程中,（因为人类婴儿出生时的极度不成熟）婴儿反而变得越来越缺乏防御能力,越来越需要依靠他人。自然选择增强了新的家庭的力量,而且有极大的可能已经是一夫一妻制,并且是以父亲为中心的,这在高级哺乳动物中是没有先例的。”（《父性》,31页）而真实家庭和父亲则意味着人性的鲜明特点,即深长时间意识的出现,它的具体表现是：相比于动物,特别是其他高级灵长类,人具有更长远生动的想象力、记忆力和筹划能力。“父亲的出现正好与发明出延迟（postponement,抑制当下反应以谋更大利益）和制定计划（formulate projects）的能力相耦合。它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一种构造,也同样是一种构造时间的行为。”（The Father,p．38；《父性》,27页）有的断言说父亲和家庭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三百万年前至约一万年前）（《父性》,17页）,有的则说父亲身份的制度构成是文明出现（约距今八九千年）的主要原因（《父性》,31页）。似乎前一种说法更成立,父亲和真正家庭的出现不会晚于我们这种现代智人的成熟期,即大约四万年前那次技术发明浪潮出现的时期。从那以后,人类大脑造就的心智基本结构就没有再发生重大变化。因而父亲标志着人性和深长时间意识的出现,远早于文明的出现。相反,有的文明对于我们的人性而言反倒是扭曲和压抑的。(https://www.daowen.com)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成为父亲的三个条件。第一个即“与母亲结婚交合以生成后代”,就其总体而言,是无法忽视的,因为“结婚”或举办婚姻仪式是让两性结合被群体正式承认的桥梁,当然首先就是得到群中其他男人和家庭的认可,获得与这个女子或男子组成特殊共同体的自由,也就是两人在此群体中生活在一起、交合以生育后代的自由。这样一种不离群体地实现一个个特殊的两性耦合的生存形态,是其他哺乳类达不到的,非有一种深长时间意识造就的中道本能与合作倾向而不可。另外,为新生命的形成提供精子虽然不是为人之父的必要条件,但也不像许多人类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的完全无所谓,因为它参与塑造新个体的生理特征及建立在这些特征之上的心理倾向,有着长远的人生影响。所以,一些被人从小抱养的孩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后还是希望知道这个遥远的“父亲”是谁,甚至希望与他有所来往。《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都是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中做的,却也被神和人视为罪恶；《天龙八部》中段誉之母阻止他去杀死他完全不知道的生父——他当时的仇敌段延庆,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只是纯生物学的生命基础上的。
第二个条件,即“参与养育以造就后代”,具有极为明显的重要性。按照美国政府有关方面组织的调查,父亲尤其是亲生父亲参与养育的孩子们无论在智力、心理、安全性还是社会行为等方面,都明显地优于没有父亲参与的孩子们。比如,父亲参与养育的孩子们的智商较高,在学习方面较占优势,社会行为更好,被虐待的概率更低。比如,按一项2001年进行的调查,生父高度参与养育的孩子们成绩上得到A或优秀的概率高于其他孩子们42%,而留级的概率低33%。[5]养育的重要从养父对孩子的重要性也可看出。一般来说,抱养成功的关键是时机,即孩子越小时抱养则亲子关系就越可能亲密和富于生成力。但是,养育也有层次之别,以及实体性和非实体性之别。一个非常忙碌的父亲,尽管在物质和生理层面很少涉入养育,但仍可能通过与孩子的少量游戏、旅行或只是一个忙碌的背影而对孩子产生父亲的影响。甚至一个离婚后离开家庭的父亲,如果仍能以某种方式在孩子的生活中出现,就还有某种在场性。比如奥巴马的母亲早早与其生父离婚,但仍然鼓励父子偶尔的相聚,使小奥巴马的发展不蒙上过重的阴影。
第三个条件,即“施加精神影响以塑造和维系后代”,与前两个条件,尤其是第二个有联系,但亦有自己的独立性。父亲的精神影响可以是无形的,比如在孝顺父母、勤奋学习和忠于职守诸方面以身作则的影响。这种无形的影响甚至可以是完全非对象性的,比如一个死去的父亲和祖先,也可以活在孩子（们）的生存之中,深远地影响他/她们的未来。这也就是古人——不只是中国古人——极其重视祭礼和各种形式的祖先追忆如家谱、家族荣誉的原因。以下将会一再触及它。在这方面,父亲发挥的阳刚影响与母亲的慈柔影响有特别重大的区别,是绝不可被后者所代替的。这一点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弗洛伊德曾以惨烈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即父母亲在儿童心理发展中对立的角色和可能的负面影响,通过与父亲的认同来克服潜意识中的弑父情结的重要,等等。他的一些具体学说,比如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被后来的心理学家和思想家们放弃和修改,但他所发现的人类潜意识与儿童意识发展及成人精神病的相关性,已经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成就之一。以各种变化和再造的形式,比如通过荣格、拉康、格林等人的改造,性别和父亲的哲理及人性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The Dead Father）。而最近几十年各种研究方式包括实证化的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即父亲对于子女的心理和人格的健全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些了解人类史而非带着现代性有色眼镜的人们,不会为此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这种人的人性形成期,父亲扮演过关键角色。如果你非要退回到前父亲时代或进入后父亲时代,必付出相当沉重的人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