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时间与血亲伦理

祖先神取代至上神表明,殷周之变确立的华夏文明,是父亲时间活动空间扩展为氏族部族的血亲伦理共同体。“问鼎”亦即祭祀祖先神黄帝成为部族最高首领“天子”的第一象征。周人部族列国即使扩张为最大想象空间的“天下”^[19],天下共同体本质上却以血亲为根据,血亲伦理成为华夏天下共同体的政治正当合法性的内在组织原则。与犹太—基督教文明一个关键性区别是,祖先神黄帝对应的是亚伯拉罕,而不是虽有天父名义却切断血缘关系的耶和华上帝。

只要本质上是血亲伦理,父系制的父亲时间便隐秘关联于母亲时间。道家阴柔性质基于母亲时间。外儒（父）内道（母）比儒法互补的社会哲学居于华夏哲学更深层面。母亲时间意义结构的深层制约,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融合与内卷特质的深层结构。

只有基于母亲时间,才能内在理解华夏血亲伦理非抽象中介的亲情直感的共同体伦理性质：

（1）四端之首的“恻隐”,并非流行误解的现代独立个体的主体性“同情”,而是血亲共同体共在的关联体成员（不必是家人）身不由己的反应。它不是近代梁启超所说的“公德”,而是“私德”。(https://www.daowen.com)

（2）血亲伦理排斥凌驾于亲情直感之上的抽象理性伦理。“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孟子此语若换成“母子责善”,语义更显豁,体会也更亲切,古今相通：母子纠纷的和解不是依据绝对真理标准的追究说理,而是无言的拥抱,一切都消融于爱的感情中了。

（3）差序伦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通常被理解为血亲本位的延伸（“推恩”）与基于对象差别的态度分梳,但其中心其实是以差序守护血亲本根。它甚至被提升到哲学人类学的高度：抹杀血亲差异立场而危及血亲本位的墨家兼爱被孟子视为人禽之辩的“禽兽”。即使基于血亲伦理立场的扩张,若以血亲扩张结果形态架空与抽象化血亲本根亦不可取。理学奠基文献之一的《西铭》,将非血亲的天地、君臣、民众与自我关系视为一个血亲大家庭,即曾被斥为“易位乱伦,名教大贼”^[20]。

上述华夏伦理基本特征均直接根源于母亲时间的意义结构。血亲伦理两项基本原则是“亲亲”与“尊尊”,前者基于母亲时间结构,后者基于父亲时间结构。政治体制的表象是父系统治,但伦理决定政治,因而母亲时间的意义结构经由血亲伦理在最深处隐秘地支配着华夏文明。关键是需要区别血亲伦理与血亲政治：血亲政治是父权制形态,但其深层根据却是血亲伦理。母亲血亲伦理是父亲血亲政治的深层根源,前者以情感包容制约并协调后者,礼法政治权威以血缘情感权威为后盾,《红楼梦》贾府的贾母即此象征^[21]。

母亲时间的圆形怀抱是血亲伦理包容性的哲学人类学根源,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与儒学仁学及其礼法制度与之相互支持,使华夏文化与文明以融合性结构不断收摄异类而绵延数千年,迄止近代始遭遇现代化文明及其现代性文化的颠覆性挑战,后者乃是父亲时间西方变革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