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父亲——阴阳与孝道的构造和反哺
中国的父性受到华夏古文化和广义儒家的塑造,与西方父性——特别是埃涅阿斯式或罗马式的父性——有共通之处,但又有重大的、深刻的不同。最大的两个不同是：（1）由阴阳观指示的华夏古人的思想方式；（2）儒家提倡的孝道对家庭基本结构包括父性的反哺。《易经》的阴阳思想方式（而不是对“阴阳”这个词语的解释）在伏羲时代已经被用易象来表达。它认为相互差异、对立而又相互需要、补足的元关系是人生和世界的本源。它的首要体现就是家庭的夫妻和亲子关系,所以《周易·序卦》有这么一段：“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其中“天地”就是阴阳的另一种表达,从中产生了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和君臣。
从阴阳关系来看世界和人生,就一定会关注两性关系,但不会满足于动物性的两性关系,因为它们如以上所讲还未充分体现阴阳的互补对生结构。所以人类的男女不能停留在高等哺乳类的雄雌关系上,仅仅表现性别差异,如雄霸雌或被雌弃,而是必须在共同体中结为互补对生的夫妇,共同生育子女,这样才有真实的父亲或父性的出现。这里的一个关键是阴阳的相互依赖、彼此构成,不能一方从根本上高于和压倒另一方,像毕达哥拉斯的对立表[6]所显示的。通过阴阳来看待夫妇关系,既不会偏离一夫一妻制过远,因为那违背阴阳对立互补,造成许多孤阳孤阴；又不会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因为那又违背阴阳相交“生生”因而总有变易波动的随机特点。而且,阴阳互需不同于阴阳平等,按儒家的看法,由于阴阳的要义在于发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阴阳又可以做不同的解释——比如认为阳近乎生成,阴近乎守成；又可以认为阴如母近乎生发,阳近乎引发和表现——所以在汉代之后儒家有抬高阳而抑阴的倾向,而道家则自老子起就有抬高阴而抑阳的倾向。但两者都受制于阴阳互补对生的基本结构而为对方留下充分的余地,不像古希腊思想那样一味地扬男贬女或尊父压母,当然也不像基督教那样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失去其夫妻、父母独特性。儒家文化中,男女的差异是功能性的或角色化的,男主外,女主内,各有其“主”而互补对生,男人或父亲在外边做得好,他家里女人即母亲、妻子也同样受到封诰、褒奖。孔子手编的《诗经》以《关雎》诗为首,就是赞美周文王与其妻太姒的爱情（朱熹《诗集传》卷一）。所以《礼记·中庸》要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没有天地阴阳的男女化,特别是没有男女的夫妇化,则没有君子的发端之几。所以,这种造端于夫妇的君子道,当其发挥到极致时,必开启人之本性（仁）而与天地相通。
孝道则是阴阳观延伸到代际时间的体现。如果两代或多代家人之间首先不是个体对个体的关系,而是阴阳的互补对生关系,那么亲代与子代之间就首先不是物理时间的关系,而是被父母亲和子女们直接体验的现象学时间；这样,过去就不是“不再现在”,将来也不是“还没有现在”,两者互补互需而对生出当下的亲亲生活,牵拉着深远的过去和祖先,投射向还不现成的未来和后辈。就此而言,“家庭是人类时间之源”（列维纳斯《整体与无限》结语）,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人类时间来体验世界和宇宙时间的。这样,儿女或将来与父母亲或过去之间就是相互交织、互补而生成人生意义的元关系,儿女即便长大后也不会像西方哲学家们如康德讲的,淡化他/她们与父母的关系,使之蜕变为契约式关系,并由此而向动物的非终身亲属认同退化,而是使此“亲亲”的阴阳关联回旋到终极。所以当父母年老时,他们就会像父母当年照顾年幼的他们那样,回过头去照顾衰弱的父母,实现阴阳关系中亲亲的内在公正和慈孝之间的德性平衡。《中庸》引孔子语：“道不远人。《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孝道即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朱熹注以上引文之语）的亲爱版。
而且,后代对已经逝去的前代乃至遥远祖先——首先是父性典范意义上的祖先——的追念、敬意和祭礼永不停止,就像他们对还未到来的后代的期待、筹划和责任感永不萎缩。以这种方式,人们超越个体而实现家族乃至民族的时间和历史命运,即他/她们的人生终极意义,无须设定绝对超越人的实体神和这种意义上的威权化父亲。因此儒家父亲的权威性不建立在外在的实体神性之上,而是由家庭和家族化生活的回旋时间性和天地神圣性所构成。父亲不仅由上向下实行统领,还有义务去教育子女,“养不教,父之过”,更重要的是,他还会从下向上地得到真诚的供养和尊敬。今天去供养和尊重其父母者,明天和后天也会被子女供养和尊重。以这种方式,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相互依存,共在共构。这种代际回旋之流使得父性被活生生地在实际生存状态中构造和再构造,父亲与子孙之间有着历时的、超个体的孝行孝意的代际转换和再现。这种孝道对父性的构成,既可以是对象性的,比如对眼前父母的供养,也可以是非对象的和无对象的,比如对已经去世的父母和从未见过面的祖先的尊奉和继承,“善述人之志,善继人之事,可谓孝矣”（《礼记·中庸》）,如武王、周公之于文王,孔子之于其过世的父母和先人。这种孝道甚至可以达到转化对象的程度,比如“事父母几谏”（《论语·子路》）,及虞舜对于要杀害自己的父亲仍然尽孝,“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尚书·尧典》）,也就是凭借自己持之以恒的孝行而谐调家庭,让父亲等人不至于陷入最坏的地步。(https://www.daowen.com)
由此看来,相比于西方的父性（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基督教的）,中国古代的或儒家的父性,由于阴阳思想的构成和护持,无论是在夫妇关系还是父子关系上,都从根本上或维度上丰富、平衡和富于变体或他者意识。在这种以父慈子孝为根的仁义化父性的塑造下,中国古代的夫妻关系不是一味地统治和服从,也绝想不到要否定母亲对子女的构造之功,所以母亲以主内的方式,有着自己的生存天地和终极人生意义。父子关系在慈孝的代际换位中,被非主体化地、时间化地和家族化地构成。因此,以这种父母性和孝道为基底的中华文明就在人类的古代文明中最有生存的韧性和变易活力,能够非对象化地跨越被异族征服的状态,国破而家不亡,文明不亡,因为领导这文明的父性有西方古典父性缺少的随机而动的可普适性和自足性,但又不是基督教那种绝对超越人间家庭关系的普遍主义化的圣父性。例如,康熙代表的满族征服了当时的华夏政权,却没有或没能用他们的萨满教来改变华夏文明,反倒是从思想上和生存方式上真心实意地被儒化,甘心被儒家式的父性所改造和成就,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更和谐、公正及符合人性天良的家庭生活、政治生活和文明生活。
可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儒家文明面对西方工业化武装的侵略和殖民,以及被这种侵略逼出来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愈来愈不适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化将从事传统农耕、手艺的父亲们驱赶入工厂,丧失了他们主导家庭和示范儿孙的父亲状态,成为一个与女工、童工（尽管这个现象后来被禁止）无实质差别的工人（《父性》,192页）。独立的和有生命信仰的儒士,则沦落为某类专家或分科大学中的教书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阶级斗争化的土地革命严重破坏了农村家庭的儒家性,导致父亲地位的瓦解；而高科技让专业知识在一代人中落伍,儿女们更是被创新逻辑驱使着去推翻和俯视父辈。
在这样一个现代性挤压中,中国的父性与西方的父性被一起扫荡,甚至由于民族的屈辱和意识形态的宰割而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新文化运动要打倒的“孔家店”,首先就是作为“店主”的中国传统父亲的意象,被当作封建主义的家长、族长而遭到侮辱、损害、流放。“文革”中儿子揭发父亲母亲,“批林批孔”,吹捧残民自逞的法家和秦始皇,就更是陷父性于耻辱和罪人的境地了。秦始皇绝非华夏的父亲形象,而是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孟子代表的中国传统父亲形象的反面。他既不是孝顺儿子,也不是仁慈公正的父亲,而是以自我的当下利欲为中心的独夫民贼。“文革”后绝大多数知识人士没有反思此灾难的真正原因,即西方侵略导致的广义全球化和新文化运动的盲目西方化,而是如《河殇》那样张冠李戴,将它归罪为受害的一方,即所谓“封建主义余毒”（其实从史实上讲,秦始皇恰是封建主义的终结者）,视秦始皇之流为中国传统及文化之父,因此要继续扫除这余毒,并坚持用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全盘西化逻辑来构建中国的生存结构。因此,商品化、全球化等大潮就进一步蚕食所余无几的传统父性,即阴阳化的夫妻关系和父慈子孝,而要复兴儒学的不少举措和设计,就都因为没有触及这个关键问题而不得要领。
如今中国的不少父亲也学西方的潮流,开始女性化,操持家务、带孩子,在婆媳关系上偏向媳妇而疏远母亲,表面上是向家庭内的两性平等靠拢,实际上付出了让真实父性缺失或淡化的代价。父亲主要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由其在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在子女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构建的。父亲本来就是以阳性为主,是原动力,以事业、道德、信仰、个性来塑造整个家庭和孩子们的心灵志意,不在于——而不是不应该！——是否为孩子换尿布、操持家务。家中必须有阴柔和阳刚的交结,以孕育新鲜蓬勃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聪明的母亲们要有这样的见地,一个体面、坚实和主导家庭精神的父亲——不管他在外面的事业顺利与否,不管他是否偶尔犯错误——是孩子们的福音,而只知强势的母亲对他们的未来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那些不负责任、像黑猩猩那样一味胡来的男人也不配做父亲。真正的父亲与孩子们之间有真情,但亦有距离以及由这距离产生的责任感和引导力,与母亲的慈柔亲近互补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