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父亲时间最高象征的上帝与超血亲伦理的现代性

一旦脱离母亲时间的血亲伦理缓和机制,父亲时间及其中介工具进军世界后必成战国局面。《旧约》中以色列人约束父权冲突的方向却与华夏血亲伦理相反：类似黄帝的祖先神亚伯拉罕之上出现了超血亲的最高天父耶和华上帝。上帝成为约束与统一以色列诸派冲突的伦理枢纽。但是,以色列人将上帝独占为本民族的父亲,而作为唯一特选民族的以色列内部,却仍然保留着血亲伦理共同体。上帝要亚伯拉罕杀子祭神最后却免杀,这一民族志经典故事的双重深义正是：超血亲信仰保佑其血亲伦理共同体。以大卫家族为中心的血亲谱系是《旧约》伦理—信仰的依托,《旧约》关于血统家族姓氏名录及其财富分配方案的大量记录,以及对可能淆乱血统的妓女的特殊禁忌,表明犹太教的上帝并未将父亲时间及其意义结构极端抽象化,血亲政治与血亲伦理依然相互支撑。犹太教并未解决父亲时间的争战。

耶稣及其基督教对犹太教深层变革的基点,正是要彻底切断血亲伦理维系血亲政治的关系。从人类学角度看,以无血缘关系的上帝为“天父”,一神教禁止崇拜包括亚伯拉罕在内的祖先神及一切偶像,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变革为非血缘的弟兄姊妹相称的信仰团契,教父教母加入家庭,实质是超血亲伦理及其社会组织的诞生。^[22]

上帝作为“天父”是父权制的神化与抽象化终端,返转来作为全新的起点,上帝是对血亲伦理与祖先神及其礼—法推恩方向的逆转与颠覆：“父亲”代表的家庭之间的矛盾经由上帝对家庭天然血亲伦理的颠覆获得最高的仲裁与统一。超血亲伦理重新定位血亲伦理：不再是源自母爱推己及人的差序之爱,而是由爱最高的上帝获得对最近的家人乃至全人类的博爱。人类及其家庭经由信仰上帝而“重生”。母亲时间的血亲伦理不再支撑父亲时间的血亲政治化。

上帝超血亲伦理及其对血亲伦理的重新塑造,远超家庭共同体的伦理变革,由此导致以母亲伦理为根基的自然共同体的衰落,取代血亲政治国度的是上帝名义下创造的新世界,这就是近现代“社会”的雏形。(https://www.daowen.com)

伴随米兰敕令而来的家庭人类学历史性事变,是占据罗马帝国人口巨大比例的奴隶,通过呼叫上帝“阿爸”第一次有权获得与“父亲”的关系^[23]。血亲人类学家庭借助超血亲上帝获得了普世平等。超血亲伦理同时成为现代社会基石之一的普世平等的个体自由渊源^[24]。只有在超血亲基础上,罗马的父亲才可能以基督教收养嗣子方式与非血亲的奴隶建立父道主义的保护与庇荫团体,并经由行会制度演变为现代企业伦理^[25]。也只有基于超血亲伦理,才可能在19世纪之后基于阶级共同体兴起政党意识形态伦理（“同志”与“党组织”）。

更为深远而且深层的精神观念事件是,在东罗马帝国基督教国教化一个世纪后的5世纪末,拉丁词“Modernus”（现代性）一词开始流行^[26]。此词以基督徒“新纪元”（new age）而优位于异教徒的古代世界,其核心含义乃是面向耶稣许诺的千禧年天国前进的时间程序与历史感。父亲时间的向前矢量与进取诸人类学特性,历经基督教末日论历史神学、启蒙进步主义历史哲学与马克思结合市场经济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千年扩展与深化,终于成为迄今支配全人类（从学前班幼童到民族国家,从日用化妆品到微软与人工智能）最具驱动力的竞争主义意识形态,它被称作“现代性”^[27]。

现代伦理范型的个体自由与理性规范,本质上是人类学的父亲时间基于精神文化的现代性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双重演进结合的产物,但扩张父亲时间的现代性时间模式隐匿并且排斥了时间的自然宇宙论与人类学起源——母亲的时间^[28]。这样,对现代伦理危机出路的思考,势必深层反思父亲时间模式。但这并非意味着社会存在性质的古—今伦理问题可能转移为历史形态的中—西文化模式,更不是以后者的观念或价值立场设计安排前者。古—今与中—西四维中唯一现实的生活世界乃是现代之“今”,而“今”不仅是观念,首先是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作为伦理哲学人类学结构线索的时间模式,必须结合现代生产与生活方式条件,才能进入真实而非主观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