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作为道德困扰解决的机制
王庆节老师在得出“隐”具有“隐痛”的情感后,主要是立足于“亲亲相隐”在“孝”与“义”之间的“道德困境”来论述这种“道德隐痛”。
在“亲亲相隐”以及后世孟子和韩非子的解读中,确实透露“孝”与“义”之间抉择的道德困难。但这种困难与“电车难题”之“道德两难”显然有所不同。在“电车难题”中,现实状况强迫某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去做某件事,而且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会触犯某种道德原则,“两难”之间具有不可回旋的冲撞性。但在“亲亲相隐”这个事例中,确实有孝的价值观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形成某种程度的“困扰”,但“亲亲相隐”恰恰是对这种道德困扰的解决,而不是呈现其不可解决性,这与“电车两难”里的情形是有所差异的。
在《论语》的论述中,“叶”是楚国的一个县,“公”乃楚地一县之长,叶公即叶县之长,他叫沈诸梁,孔子大约在公元前489年见到叶公。“叶公”在这里显然是一个“公职”,他所说的“证之”,根据《说文》“证：告也”,说明这个事例是与法律有密切关系的。韩非子对于同一件事说得更加明白,从他的论述来看,这件事与法律的关系也更加明确。他说：“楚之有直躬,其父偷羊,而揭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14]“令尹”是官职,而且出现了“君”与“父”的关系,这些都说明：“亲亲相隐”不单纯是“隐匿”道德上错误的问题,而是一个直接与法律相关的事件。孟子关于“亲亲相隐”有另一个关于舜的事例,也是如此。舜的父亲瞽瞍杀人,舜一方面不得禁止皋陶执法,另一方面舜则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这里涉及的也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15]皋陶是官员,要执法,舜作为君主不能阻拦,但舜又是孝子,于是只能窃负而逃。
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韩非子》,无论是“隐父攘羊”,还是舜的“窃负而逃”,“亲亲相隐”在这里都涉及法律语境下的道德选择,这已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不当的行为,而是挣扎在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困扰。(https://www.daowen.com)
诚如王庆节老师所说,这里确实存在一种张力,那就是作为子对于父“孝”的伦理责任,与作为臣民对于法律的遵守、敬畏之间的张力。这之间显然存在“道德困扰”。但这一伦理与法律上的张力所形成的“道德困扰”,与“电车难题”道德两难式的“道德困境”显然不同。在“电车难题”的“道德两难”中,在任何状态下,切换轨道或者不切换轨道,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一困境,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触发某种道德价值,无论是功利主义原则还是义务论原则都是并行的道德原则。而在“隐父攘羊”或“窃负而逃”的事例中,显然有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但“亲亲相隐”恰恰是要来解决这种“道德困扰”的。孔子特别设计了非常巧妙的“隐”的机制,用于化解“孝”与“义”之间的张力,“隐”正是对这一“道德困扰”的解决,因其解决而不再成为两难式的“道德困境”。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也有类似于“亲亲相隐”中所表现出来的“孝”与“义”之间的张力。比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安提戈涅”的分析,安提戈涅与克瑞翁分别代表了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他们之间的冲突因无法解决而最终以悲剧收场[16]。在孔子与孟子给出的事例中,家的“孝”与国的“法”之间同样有如此张力,但在“隐父攘羊”与“窃负而逃”中,都不是以“悲剧”收场的。舜甚至“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17]原本在西方以悲剧形式出现的“冲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因为“隐”这个机制,化解了在家的“孝”与在国的“法”之间的张力。其实,这不仅是经典文本中的解答,在民间文化中,“孝”与“义”之间的矛盾,同样可以通过类似的机制来化解,从而避免“安提戈涅”的悲剧。在《四郎探母》中,杨四郎被辽掳去,与辽国铁镜公主结婚。15年后,老母亲佘太君要押送粮草来前线,杨四郎思母心切,但战事紧张,关卡严密,无法过关见去母亲。这里就出现了“孝”与“义”之间的冲突,似乎不可解决。但铁镜公主问明隐情之后,盗来了令箭,于是杨四郎趁夜混过关卡,见到母亲家人,于是大家悲喜交加。匆匆见面之后,杨四郎又别母而去。这里有“家”与“国”的冲突,有“忠”与“孝”的两难,但却没有无法解决的悲剧意味。通过铁镜公主的“盗取”,化解了杨四郎那里的忠孝冲突。“道德两难”的问题在中国常常就这样被化解了。“亲亲相隐”显示的也不是“道德两难”,恰恰是“道德困扰”的化解。
“亲亲相隐”之所以能化解在西方传统中无法化解的困境,根基不在于是“孝悌为本”,还是“法无徇私”,而在于对生命的根本性价值秩序的理解,在于“亲亲相隐”透露的“本体论承诺”。这是一个比道德问题更为基本的问题。一旦你对此有所判断,那么“道德困境”可能也就没那么尖锐了,而“隐”作为一种破解“道德困境”的机制就会出现,而且显示了在一个文明体系中不同价值原则之间的基本关系。这里显示“亲亲相隐”问题包含的两个层面：一个是“隐”的机制和权利；一个是“亲亲相隐”背后的本体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