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的不同伦理内涵
母亲是人类家庭进化的自然动力与枢纽。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家庭,维系家庭血缘最可靠的线索是母亲（“只知其母不知其父”）[8]。雄性性行为并不必然以建立家庭为目的,雄兽甚至可能以幼兽为食物。母亲才不堪群婚动荡而天性趋向稳定的对偶婚。人类生命自始即非父母对等交合：一个卵子等候上亿精子的客观淘汰,表明卵子接受精子并非对等的生命构成。受精卵身处母体是本体论的存在,母体中的受精卵是人类共同体与伦理关系的原型。从十月怀胎、哺乳到怀抱成长,从家务劳作到教授语言这一人类学第一工具传递,母亲的生命意义框架乃是环绕家庭终其一生的圆形时间。
母亲的家务劳作是维持自然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活动,它在古希腊由奴隶承担。家务活动的目标切近上手而基本无须中介,从烹煮到洗涮,每一个琐屑的家务目标旋即消失于周而复始的消费之流中。母亲的家务活动无须以强力克服阻力,因而母亲的行为没有暴力倾向。母亲的家务不建立持存之物,其简单重复的劳作被现代思想家视为人性低级“劳动”（labor）[9]。家务劳动的身体直接性因缺乏中介工具而抑制了抽象化思维,家务劳动消费目标的无可持存性消弭了外在目的意念,这二者结合的无意义循环被西西弗思神话象征为最绝望的人生苦役与黑格尔所说的恶的无限——深情承担这一无意义的苦役的却是母亲从受精卵开端的本体性的爱及其时间历程。于是发生的伟大转变是,家庭成为母亲子宫的扩展,非抽象的身体的触摸延伸着子宫的搂抱,摒弃了一切手段与外在目的意念的内在眼光唯一关注的是家人的幸福成长,二者同一化为慈祥深挚的母爱。
母爱是人类特有的溢出特定行动“含义”（meaning）的情感所代表的“意义”（significance）的奠基性起源[10]。人类特有的情感行为的深刻现象是：情感并非交易行为的对等回馈,情感反应大于（“溢出”）回馈对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迄今人工智能无法仿效的人类学机制。母爱揭示了当代情本体纯粹“情”的人类学起源机制。母子情与夫妻情的情感均依赖共同体生活的时间积淀,但从受精卵到成人,母亲与子女的共同体生存较之夫妻后天共同经历具有人类学的先天优势。受精卵与母亲的关系极为深刻、重大：它—她—他既是母亲与自我的关系,又同时是母亲与体内寄生体子女的关系,子女产生独立自我意识之前,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始终是这种一体叠合的双重关系。这是人类学最纯粹的亲爱阶段,也是哲学人类学最为纯粹的你—我与主—客一体性伦理状态。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与孔子向往的“为己之学”的人类学原型。依据母亲生育哺养的人类学天性才抽象出情感本体：“道始于情。”[11]母亲呈现为爱之情怀意象,这爱以母亲一生投入的无意义的琐屑劳作滋养着人性的发育成长。因其无条件的绝对性,母亲对家人的爱是单向度的伦理：她无需回报,也绝不报复,甚至怀抱恶儿浪夫。这是个体本位伦理学无法企及的最纯粹的伦理态度。人类伦理的爱之情感与伦理交往共同体,均发端于母体情怀。母爱是伦理学性善信念的人类学原型,只有在母爱中人际关系才摆脱了甚至家人之间也难免的博弈性权益算计与社会化指称。只有在母爱眼光下的儿子与女儿,才超脱了姓名符号与诸种社会角度所分裂的职业符号,而保持着作为儿子与女儿完整的存在[12]。无论人类社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只要人类在继续繁衍,超出利益博弈的无缘无故的母爱就会伴随受精卵的发育不断涌出。这是一个与人类相始终的哲学人类学本体机制[13]。
母亲的圆形时间升华并扩展为以爱情为动力机制、以人性发育为内在目的而包融环境的人的生命意义模式。这一模式的文化意义迄今未被探索。但一个远超出经验现象的教育哲学课题是,人类卓越人物引人注目的单亲母亲高比例已成为规律性现象（从孔子、孟子、董仲舒到周敦颐、朱熹、胡适、鲁迅,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亚里士多德、哥白尼,从路德、牛顿到叔本华、尼采、萨特）,显出母亲时间的文化意义模式深刻的人性本根（庄子语）教育力量。
男性获取食物与保卫安全的自然生理优势,尽管攸关家庭生存,但这一功能只是在母亲养育伦理的基础上才具有伦理性质。男性对受孕女性的关怀是母亲对受精卵的本体母爱感召产物,由此激发父亲的亲子之爱,夫妻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之爱使此前的性伴与生存互助关系获得了夫妻伦理的核心内容之一[14]。这也是超越男性性行为的父亲阳刚特质的伦理责任意识的开端,男性基于本体性母爱才成为父亲。质言之,父亲的伦理意义不是第一性的本体,父亲的活动是作为母亲伦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条件而获得伦理意义的。父权制起源于人类学劳动对劳动工具为核心的生产资料的掌握而出现的私有制。父亲掌握家庭的生产资料,母亲只占有家庭用具,由此导致家庭离异变更与延续对父系继承权的依赖,但权势地位不等于伦理地位。
父亲时间并不起源于家庭内部关系,而是家庭面对外部世界的自卫与扩展方式。父亲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劳动主体,其时间即行为意义结构可以采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框架表述：在劳动工具中介的指引下,父亲的生命时间模式被塑造为冷静的情感与延缓的欲望的间接行为、面向未来的形式化抽象思维亦即理性筹划与夺取目标的意志爆发力,由此孵化出行动性质的指向前方的矢量时间。这是不同于母亲内部情感时间的外向进取时间。父亲时间内蕴着克服阻力的强力乃至暴力。汉字“父”起源于工具“斤”,即砍砸器所进化的“斧”[15],部族首领对象征神器的“大斧”与“戉”的掌控,表明了父亲生命的意义结构系于中介工具及其统治权力。黑格尔著名的论述正是对父亲时间的理性与强力意义结构的逻辑揭示：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16](https://www.daowen.com)
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17]
工具操作作为食物来源的主体机制,使父亲时间成为家庭生存的基础结构。当男性手持枪支驾驭载着全家的篷车在美国戈壁滩向西勇毅奋进,或者以“河南担”一头担婴儿一头担被褥率妻儿面向黄河上游坚韧行进在无垠的黄泛区大地上时,父亲时间显示出人类生命开拓进取与挺身担当的阳刚气质。由此生长出父亲伦理文化。凭借劳动工具改造世界的父亲时间超越了家庭而成为人类文明特别是近现代文明主流模式。但黑格尔这段被视为唯物史观萌芽的话[18],却最终深邃地将工具行为归结为自然本体：“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在本文的思路中,这也就是说：指向外界的父亲时间终归是要返回母亲时间的情怀中。就此而言,工具终究是手段,只有情感才是目的。
中国古代思维强调母亲阴柔的圆形时间与父亲阳刚的线形时间阴阳互补,这一人类学结构被表述为涵盖宇宙万物的根本结构。但是,这一辩证的表述即使包含似乎无须细究的自明经验——母主内,父主外,母亲与父亲的伦理学差异含义仍然被抹平了。尤其当家庭伦理扩展为共同体社会伦理与法律秩序之后,父亲的时间主导了后者,母亲时间的伦理本根源泉位置实际被数千年的父权制文明遮蔽了。现代女权主义在父亲时间架构内争夺一席之地,徒添了一重遮蔽。
父权制家庭及其父亲文化的出现,使不同家庭及其父亲之间的冲突成为人类私有制文明的基本矛盾。父亲与父亲之间以及父亲所代表的家庭之间的关系领域,成为协调解决冲突而诞生的公共伦理的发生地。公共伦理此后成为数千年支配性伦理（公德）,它基本上是父亲伦理的延伸变形。深邃的母亲时间成为现代分化的私域伦理（私德）,它甚至被卷入父亲时间的外界争夺而扭曲、异化。然而,社会学含义的母亲可以异化,但伴随受精卵的母爱必定会不断将母亲的生命施展为母亲的时间。母爱必须与私有制下不免自私化的母亲区分开来,情感本体的母爱是超越社会人类学范畴的母亲的哲学人类学的本体存在。作为母亲本根的母爱是母亲成其为母亲的可能性机制,但现实中的母亲不仅要应对涌入家内的外界事务,现代女性还要以职业身份进入父亲时间的框架,并被父亲时间深刻改变。母亲时间及其母爱源泉与世界的父亲时间关系,成为哲学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共同考察的课题。
人类在人身生产之后的基础生存是以劳动工具为中介对世界的改造。这一机制注定父亲时间在外部世界中的支配性地位,父亲时间的人类学性质超越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父权制绝非偶然。家庭私有制扩展为家族与民族国家私有制,私有制冲突要求父亲时间行动模式的扩张性变形与协调包融,基督教文明的上帝天父伦理成为父亲时间的极端代表。与之相异,父亲时间仍深层地受制于家庭母亲时间,从而演变为阴阳互补的古代东方型伦理。由此产生了轴心期时代两大类不同公共伦理模式：基于母亲时间的宗法血亲伦理与基于父亲时间的上帝超血亲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