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双重伦理困境

中国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现代化转型迄今仍在进行中。这是一个超出了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对立意识形态立场的客观历史进程,毋宁视之为天命：毋论文化与社会制度价值观立场,着眼于生存现象学常识,也立即可以判断：我们已不可能以社群规模真正离弃现代化科技生产与生活基础条件。正是这一转型性质,使中国伦理在失去了古代传统血亲伦理共同体之后,不再能维持以单位所有制为基础的新传统超血亲伦理共同体。以个体自由与理性规范为范型,当今中国正在艰难建设现代化的超血亲伦理社会；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思潮复又引入对这一现代伦理范型的反思批判,使这一建设陷于更为复杂的多重矛盾处境。

中国当代伦理的双重困境及其特殊危机在于新旧伦理的双重脱节空场。驻马店女子被碾而见死不救事件已非个案,它表明血亲伦理共同体的恻隐冲动与超血亲伦理社会个体人格的理性道义均不是当代中国稳定、恒常的伦理机制。

但当代中国又处于比伦理空场更为复杂的伦理纠缠及其变异状况中。(https://www.daowen.com)

一方面,中国日益深广的现代化转型将中国人空前规模地卷入与陌生人交往的世界。不仅以全球化为背景的经济交往如此,尤其是在近3亿进城农民工持续社会迁徙潮流冲击下,作为中国传统血亲伦理共同体基础的农村家庭—亲族,已处于继晚清乡绅离乡、革命战争、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人民公社以来更为深刻的瓦解中。近30年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已造成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家庭伦常关系的残缺断代,大规模海外留学与中国精英阶层的规模化移民使中国城市家庭更加离散化。屡见报道的农村女性为选择更好的出路,轻易抛弃子女丈夫、离家重婚,则是更深刻的伦理危兆,此类现象已直接危及人类学本根意义上的母爱生产机制。

另一方面,上述血亲伦理共同体社会存在瓦解,本来可以依托超血亲伦理社会的政府机构与企业而衔接为新伦理,然而,中国当代社会机构由于处在现代化转型状态,尚未形成完善的理性社会制度,尚不可能为个体提供权利与责任对称的制度保障。与外在制度缺陷相对应,金钱所支配的当代中国世俗化信仰,使个体难以发育为公共领域独立行动的人格主体。这种外缺制度权利,内无信仰支撑的个体实质处于缺乏安全感的非伦理原始化状态^[29]。这种个体进入外来形式移植的现代化机构后,所凭借的是从农村文化继承的私人关系性、差序等级与权宜相对主义的中国传统血亲伦理,后者将内卷性母亲时间与血亲伦理畸变为结党营私的私人帮派文化,内在地异化了公共机构的现代性质,产生前现代共同体现代化转型期突出的腐败文化。腐败的社会机制乃是权力部门家族血亲化,亦即血亲伦理的血亲政治化,已有研究清晰地揭示出腐败与当代血亲政治复活的关系^[30]。

中国亟须完成现代化并建立稳定的超血亲伦理机制；同时又必须探索血亲伦理的现代转化方式,而不是重蹈西方现代化弊端。这些已近乎口号的共识,若进入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的深层结构,会获得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