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与母亲时间的意义
父亲时间的危机,不仅是启蒙运动之后上帝这一父亲最高象征的隐退,而且是父亲时间愈渐远离母亲时间而非情感化。父亲时间模式仍支配着现代人类：父亲时间的普遍理性化身为商品及其市场交易,父亲时间的矢量进取积淀为现代人类最深层的进步主义的现代性信念,特别是发端于身体操作的劳动工具已延伸为抽象的中介世界。抽象的中介世界不仅指人际交往伦理的数字化,而且指这一中介世界本身的人工智能化。
人工智能已不再是传统的劳动工具：它不仅是中介工具的空前扩张,而且指向中介工具主体端亦即作为人类学特质的劳动主体及其劳动行为的取代方向。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取代父亲时间的行为模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人类被使用价值的外在目标引导的“离家”行为模式。庄子笔下那位拒绝用机械行机事以免有机心的老翁之反文明态度,将可能因人工智能而成为现实的睿智选择。海德格尔在仍需人操作技术的时代以哲学修养保持身心自主,用机械却不被“机心化”的“淡定”（通译“泰然任之”：die Gelassenheit）,超前实践了母亲时间的行为态度[31]。
人工智能替代父亲及其父亲时间式行为是对人类空前的解放。以生产工具与逻辑学中项为本体的人类将面临黑格尔的预言（“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的现实转变前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使人类不可免除的劳动谋生之含义发生了全新的转变：“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主要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32]电子计算机作为“人的延伸”（the extensions of man）的“中枢神经”（nervus centralis）,为整合分工提供了马克思所期望的“社会活动的结合”技术：“当电子技术开始发挥作用时,工业和社会极其繁复和无穷无尽的活动便迅速取得了一种统一的姿态”[33],“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34],“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35]。在这一解放前景中,母亲时间将不再是父亲时间的附属性后勤,母爱及其内在目的时间的意义结构可能成为人类新生活方式的示范源泉,从工具中介化的父亲时间中解放出来的父亲们将“回家”,人类有可能据此建设更高的文明家园。
【注释】
[1]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2]情感主义伦理学及其相关形态力图弥补理性伦理学缺陷,但未达目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局限,除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指出的各项之外,要害是伦理“情感”无法说明其存在论根源。夏夫茨伯里（Shaftesbury）奠基的伦理“同情感”（moral sense）虽是自明性经验,但以毕达哥拉斯式宇宙论情感为理据,仍停留于思辨。分析哲学对伦理情感判断理性性质的否定,使伦理学更加边缘化。超出现代个体本位的唯一对应的现代共通感经验是审美感。但康德为审美奠基的“共通感”（Gemeinsinn）却仍然处于先验设定的思辨状态。迄止后现代时期,共通感仍然需要南希（Jean-luc Nancy）艰难辨析其个体自由与流俗大众不同背景（氏着：《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阿伦特试图在康德的审美反思判断行为中找到个体理性超出形式逻辑的共通感来源,不仅草创,而且矛盾重重（参阅尤西林：《审美共通感的社会认同功能：审美时尚在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哲学涵义》,《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审美共通感与现代社会》,《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审美从共通体滑向共同体的极权主义倾向参阅尤西林：《艺术传播的现代性及其限定》,台北：《哲学与文化》2011年第10期）。愈渐庞大的法律（特别是民法）并不能解决现代人际关系矛盾,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代表诺斯（Douglass C．North）所谓现代个人权益无孔不入的“搭便车”防不胜防,通过充分界定与行使产权以及考核行为的法律和制度来杜绝“搭便车”,因远大于收益的成本花费而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不可行,因而伦理功能仍不可或缺（参阅氏着《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5页注⑥、第59页）。
[3]虽然包括人—物与人—人关系在内的全部人类原始意识笼罩于无意识形态区分的混沌巫术信仰中,从而并无纯粹的人际关系的伦理,而只有巫术禁忌形态的伦理实践,但仍然可以从逻辑上区分伦理的功能及其源初关系。
[4]参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笔记。对物质生产之外的人身生产独立地位的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晚期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补充发展。
[5]参阅［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6]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7]马克思：“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2页）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实质上将康德先验感性形式之一的时间发掘为人类领悟存在意义首要依托条件。参阅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对时间的宇宙论、生产方式与文化信仰三类起源的关系梳理》（《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亦参阅《心体与时间》第一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本文不卷入人类学关于母权历史的争论,而仅涉及母系维系家庭的人类学功能。本文关于母亲时间的哲学人类学描述,所依据的并非文献,而是比人类学客位田野调查更切身、更可靠的当代日常生活经验。
[9]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58,III．Labor．
[10]参阅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基于劳动行为对“含义”与“意义”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新修订版）。本文“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则是从人身生产的人类学角度对“含义”与“意义”的重要补充与融通。
[11]《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12]《费尔巴哈论纲》第6条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语,至今仍被视作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权威性规定。但“在其现实性上”（gn seine Wirk lichkeit）的关键限定,与马克思价值论人性理念适成互补（参阅尤西林《对〈费尔巴哈论纲〉第6条的再思考——关于人的本质》,《人文杂志》1989年第3期）。
[13]广义人类学包括人类物质生产与人身生产,两种生产各有其哲学本体论。前者是以工具使用与制造为核心的世界结合方式,后者是受精卵及其母爱。李泽厚的工具本体与情本体可对应于人类学两种生产。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则可视为对两种生产及其工具本体与情本体更深入的构成。
[14]无子嗣夫妻的恩爱仍存在,因而亲子之爱并非夫妻伦理的必要前提,由此可以分梳出有子女夫妻与无子女夫妻伦理差异。无血缘纽带的爱情伦理超出了本文主题,详另文。
[15]李圃：《古文字诂林》（10）,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9页。参阅张法：《从斤到斧到戉：中国之美的起源及特色（上）》,《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1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0页。当代人类学的研究并未超出黑格尔的工具中介本体论：“父亲的出现与延期的发明同制定计划的能力相耦合。它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一种历程,正如它也是一种构造时间的行为。”（［意］意格·肇嘉：《父性》,张敏、王锦霞、米卫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此段文字之前追溯了返回固定宿地（家庭）的记忆如何强化为游猎在外的父性的想念,这一想念已超越了性与食宿的本能需求,而“溢出”为父亲对母亲所建构家庭的依恋情感。父爱情感的发生依赖母爱前提再度被证实。(https://www.daowen.com)
[17]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8页。
[18]这一评价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页。
[19]尤西林：《有别于国家的“天下”——儒学社会哲学的一个理念》,《九州岛学刊》1994年春季卷；节本刊于《学术月刊》1994年第12期。
[20]语出南宋经学家林栗,相关论辩保存于朱熹《朱子文集·记林黄中辨易、西铭》。
[21]不能以“贾母是不在世贾父的替代者”形式逻辑推溯父亲的伦理地位。《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质与贾母的典型形象已构成华夏文化代表性意义。只需指出与贾母同样地位的畲太君（《杨家将演义》）,以及直接进入血亲政治中心的武则天与慈禧太后即可领悟母亲形象的流行并非偶然。这类母亲成为影响广泛的民间文化人物类似西方童话的老祖母,她属于民族集体无意识象征（Carl Gustav Jung）。
[22]详情参阅尤西林：《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及其起源：从〈旧约〉到〈新约〉》（收入何光沪、杨熙楠主编：《汉语神学读本》下卷,道风书社2007年版；节本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3]东罗马奴隶的雅兰语称呼“阿爸”（ABBA）一词虽已出现在希伯来语中,但犹太人仅作为日常用语,而从未用于称呼神。《新约》三次（可十四36；罗八15；加四6）出现此词,用于对神的呼唤,而“耶稣似乎是第一位将此词应用在神身上的人,他也将这样做的权柄赐予门徒。保罗视此用法为基督徒被神收纳为嗣子,以及具神灵的象征”。（参阅《圣经新辞典》上册“阿爸”条,天道书楼1993年版,第2页）
[24]即使是在超血亲基督教问世千年之后的西方,现代宪政基石概念的“人权”的产生,其阻力也同样是神圣化的血亲政治。现代契约论奠基作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论》,其主要论战对象正是菲尔麦（Robert Filmer,1588—1653）的《先祖论,或论国王的自然权力》（Patriarcha,or The Natural Power of Kings）。菲尔麦攻击“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这一现代核心命题,其根据是：“人们生来就是隶属于他们的父母的。”并将血亲父权与《旧约》神权结合：“《圣经》教导说,最高的权力最初属父亲,没有任何限制。”《旧约》祖先神赫然成为世袭统治的根据：“一切的王都被认作是或将被认作是最初的祖先——他们最初是全人类的生身父母——的逐代最近的继承人。”（转引自洛克：《政府论》上篇,瞿菊农、叶廷芳译,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6页、第69页）。可见,血亲的现代性转化是一个“古今”通则,并非可以例外的“中西”文化差异。
[25]参阅［法］热罗姆·巴莱、弗郎索瓦丝·德布里：《企业与道德伦理》,丽泉、侣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6]参阅［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所附文献,顾爱斌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20页。
[27]以上论述特别是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部分,详阅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前揭）；另可参阅［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中译本,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依次对奥古斯丁以降约阿希姆（Joachim）、波舒埃（Bossuet）、维柯、伏尔泰、孔多塞、涂尔干、孔德、普鲁东、黑格尔、马克思与布克哈特的观念演化史之贯通梳理。
[28]参阅尤西林的《现代性与时间》（前揭）对时间的宇宙论—人类学（人的宇宙学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生产方式与文化信仰三类起源的关系梳理。
[29]当代中国个体普遍的内缩自保与对外悍戾一体两面。国人今日流行的人格尊严观念具有强烈的私人自卫特性,几乎排除了“他人”。因而不知道现代性人格是“我与你”平等的伦理学观念与法权观念。“personality”往往被理解为私人性的“individual”,参阅雷敦月：《“Person”的中文翻译：困难与挑战》,张清江译,《神州交流》2011年1月号。
[30]据新华社2011年1月13日电讯（《华商报》2011年1月14日）报道的代表性案例：广东汕尾市烟草局长陈文铸以22名亲属控制了从财务、营销、监察审计到仓库管理全部要害部门,国家部门家族血亲化导致极端自私的非社会化与丛林化：年接待费高达200万元,包括劳模与身患绝症的其他职工却被强行下岗。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冯军旗,2010）经过长期田野调查的报告,对“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核心地位的统计是：“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31]笔者参加“近现代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讨论会（1988）期间,曾听到海德格尔的学生G．Schmidt教授讲述海德格尔不卷入技术操作身体力行、“泰然任之”态度的一个例子：海氏从不驾驶汽车,他夫人驾车和修车时,他只袖手旁观。海氏在这一行为中已与妻子互换角色而进入母亲时间,只有在这一时间中他才能摆脱父亲时间的因果表象而进入本体性思维。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
[3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