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父亲

《父性》开篇就呈现了弗洛伊德之父向小弗洛伊德自述的一次遭遇,即他在一条窄路上遇到另一个德国男人,那人把他的帽子打在烂泥地中,同时吼道：“从人行道上滚下去,你这个犹太人！”儿子期待父亲的反抗,但父亲告诉他的只是：“我走下人行道,然后捡起帽子。”（《父性》,前言2页）据说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弗洛伊德性格的形成,甚至其精神分析思想的形成。它反映了西方文明对父性看法的重要一面,即父亲必须是敢于斗争的强大者、胜利者,他是否善良倒不那么重要。（《父性》,前言3—11页）但是,如上所及,父亲又是与谋划能力内在相关的,因此又要求他不能像阿喀琉斯（又译为“阿基里斯”）那样冲动,必要时要隐忍而求最佳效果,就像尤利西斯（又译为“奥德赛”）一样。因此在《父性》的作者肇嘉看来,父亲身份已经包含了矛盾或悖论,因而永远不像母亲那么确定,而总是处于多种力量的冲突权衡之中（《父性》,前言21页,5页）,总不稳定、不安生。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典型的西方父性论中包含两个原则,即力量原则和权衡原则。前者要求父亲是强者、胜利者、占上风者,而后者则要求父亲有某种时间意识,善于为妻儿和家族筹划,以赢得最终的胜利。可见,这两个原则中还是以力量原则为主导。

因此,在荷马史诗——它及赫西俄德的《神谱》被视为西方父性的形成标志——中,当真实的父亲如赫克托尔（特洛伊城邦的悲剧英雄）面对仅代表力量原则的阿喀琉斯（希腊联军第一勇将）时,就要被杀死和拖尸。在他被杀死的那场决斗之前,他从战场回到城中寻找家人,看到自己的儿子,产生父亲冲动去抱孩子,可这孩子却被他穿戴的盔甲吓哭,象征父亲与儿子之间有着母子之间所没有的距离（《父性》,84页）。而这种偏向于力量原则的父亲意象就与母亲意象之间产生了过硬的隔离,因而在希腊产生了贬低甚至是诋毁女性的倾向,比如《神谱》中对“潘多拉”化的女性的谴责,以及希腊神话乃至哲学中对父性的极度颂扬,认为男性或父亲才是子女的真正源头,女性或母亲只是被借用的“种植胚胎的保姆”（《父性》,122页）。雅典娜就是从父亲宙斯的头上出生的,而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更是描述主人公杀母报父仇——母亲吕泰墨斯特拉杀了她亲夫阿伽门农——之事,女性的复仇女神要追讨此弑亲血债,却被父性化的神及男性化的女神雅典娜阻止。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沿此轨迹声称：“女性不能播种,种子源于父亲。”（《父性》,124页）

西方这种相当硬性地偏于男性的父母观似乎也有某种人类学根据,因为不少民族包括希腊人曾经崇拜女神,比如生殖女神,如果要让父亲或男性神正式出场,就必须打破这种阴性崇拜的遮蔽,于是便有各种各样贬低女性的神话和习俗。要知道,两性生殖本身就隐含雄性特别是父亲的艰难。最早的生命是无性生殖,简便易行。性别和两性生殖出现晚,但因其有基因的重新组合造就的变异多样性,利于适应漫长时间中的环境变迁,因而占了进化的上风。但两性生殖既麻烦,又危险,尤其是雄性的地位尴尬或两极化,成功者威风凛凛,失败者成为“多余的雄性”,失去生存的根本意义。所以雄性天生缺少安全感,好斗争胜,延伸至父性就体现为力量原则。而雌性则守住了直接生育这个与无性繁殖共享的特点,因具有此产生性原则而使生活有内在意义,《老子》因而视之为绵绵不绝的“玄牝”。可是,两性生殖比无性生殖的优点恰恰在于它的易变和痛苦的复杂性,即通过不安全、畸变而赢得新可能的歧义性。就此而言,毕竟是雄性更靠近两性化的发生机制,尽管这个机制本身要否定雄性对雌性的根本性优越。就人类而言,男性和女性都更丰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的差异都比别的哺乳类比如黑猩猩和大猩猩小。通过权衡原则,男性在某种意义上靠近女性而成为父亲,女性则通过靠近男性（比如筹划能力）而成为母亲。但毕竟男女有别,而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则以不同的方式来加工这些差别,赋予男女和父母以不同的含义及地位。以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明采取了奧林匹斯众神和毕达哥拉斯及亚里士多德的文化方式,使得男性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占有过分的高位。比如在雅典,女子没有选举权,子女原则上属于父亲,“它联结了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却割裂了母亲与儿子的亲情”（《父性》,125页）。(https://www.daowen.com)

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Aeneid）虽然比不上荷马的两部史诗有名,但却是西方古代文学中最具有父性的作品。因为它塑造了埃涅阿斯（Aeneas）这个比较平衡、丰满的父亲形象,而且还通过儿子的孝顺、后代对家族传统继承的渠道来完成这个塑造。埃涅阿斯从陷落的特洛伊城逃出的形象,直接表现这种在最关键时刻活在家族乃至民族血脉中的父性。他肩上扛着手持家族神像和圣物的父亲安喀塞斯,手牵幼小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冲出大火燃烧、鲜血横流的城市,将年轻男性的争斗式英勇转化为创建未来罗马民族和文明的父亲！“是埃涅阿斯用手托起了上一代与下一代。……对古罗马而言,这位创建城市的英雄的手臂——右手牵着阿斯卡尼俄斯,左手稳住肩上的安喀塞斯——是最高理想的象征,罗马人看到它就像基督徒们看到耶稣张开的双臂。”（《父性》,152页）所以奥古斯都大帝下令在罗马广场的中心建造埃涅阿斯背父牵子逃难的雕像。但毕竟埃涅阿斯的妻子或儿子的母亲不在场,她跟在后边,死在逃亡路上。埃涅阿斯后来遇到的女性,或者是情感任性化的,或是被动性的。无论如何,父亲在罗马文明特别是其前期内涵丰富,地位崇高,父亲承认儿子的继承人身份的“举高”仪式（将孩子举过头顶）,既有法律效力,又有家族延续与信仰传承的道德性和神圣性。但是,妇女的地位在此文明里很低,后期伴随着人口下滑有所提高。整个罗马文明作为政治实体存在了近一千年,表明它在西方古代世界中的强大生命力。

基督教（含其前身犹太教）中也有重要的父亲意象。耶和华上帝是全人类的父亲,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先造的是亚当,怕他寂寞,就用他的一条肋骨造了女人。女人受蛇引诱而促使男人和她一起偷吃禁果（或可理解为获得深长时间意识而知善恶）,被逐出伊甸园,在人间生育子女,艰辛度日,成为父母。其后,挪亚、亚伯拉罕、以撒、摩西等父亲造就犹太民族,但毕竟耶和华才是最终的天父。可见《旧约》中的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实在和至善,女性是有问题的,母亲的地位也是低下的。在《新约》里,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上帝要通过童贞女玛利亚来怀孕生下耶稣,圣父也要道成肉身,化身为圣子来救世,所以有了圣父子的关系。但这个神圣家庭中的父亲地位绝对地超出圣母玛利亚,而圣子与圣父的地位已经拉平,加上圣灵,乃三位一体。至于人间的父亲（比如耶稣名义上的父亲或养父约瑟夫）,在圣父子对一切人的绝对优越之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优势或特别之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从总体上说来,基督教虽然高扬圣父,教会中称牧师为父,教徒互称兄弟姐妹,新教中父亲地位有所提高（比如新教的神父可以生育）,但作为西方文明的另一个精神源头,此宗教似不利于人间的父亲形象和家庭生活,因为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和父亲地位被神人关系削平了。今天在中南欧的父亲节是耶稣的养父约瑟夫（玛利亚的丈夫）的节日,其地位与圣诞节不可同日而语。基督教的法规终止了罗马文明中那表现父亲权威和责任的举高仪式,人间的父亲降为一寻常的信徒。所以,尽管基督教大讲圣父子,但正因它顶替了人间的真实父子关系而使西方人生活中的父亲地位,相比于它在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文明中的位置,持续地走下坡路。经历了个体主义化启蒙运动的再洗礼,再经过工业革命、世界大战、性解放、商业化、全球化、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的冲击,甚至是温柔的或女性化的“新父亲”（“奶爸”）形象的出现,都以各自的方式促成了这样一个平整化和同质化的过程。

西方文明几百年来引领世界的潮流,她的古代或经典的父性的特性——地位高但比较硬性且贬低女性——经过基督教的削平和近现代的矫枉过正,已经所剩无几,并不断地影响和塑造全世界的生存形态。“总体来说,父亲缺失的发展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从美国到欧洲,然后到第三世界；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然后到乡村；最后,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父性》,152页）而且,越向下流注,则越是极端和不幸。“在殖民化与边缘生活中,被征服者的地位处于人类与动物之间,这种极端的情形标志着人类向动物社会的倒退。”（《父性》,256页）具体说来,西方以往的殖民或现在的全球化,让人向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生存形态退化,表现为一群实力强大的男人——西方白种男人——尽情地占有女人,而那些力弱的男人只好在剩下的女人中寻求满足,或者根本找不到女人。于是形成一个金字塔：处于顶层的是欧裔男人,但他们的父性已经被严重破坏,然后是欧裔女人。如果她们人数不够,当地女人比如黑人和土著女子就会替补上来。而当地男人比如黑人男人和土著男人则处于社会最底层,与女人不能成为母亲相比,他们更加难以成为父亲（《父性》,152页）。甚至就在美国这样的所谓发达国家,城市贫民区的一些黑人家庭里,真正的父亲已经消失,或者说已经退化为男人,家中事皆由母亲主持。在这个意义上,那里的人进入了母权家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