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在其中”与“孔子之直”
孔子所理解的真正的“直”应当在更深一步的“隐痛”“痛惜”情感中体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层的“不隐于亲”的行为上,这在《论语》以及其他当时相关文献的论述记载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证据。
根据梁涛的说法,“在《论语》中,‘直’凡二十二见,是一个不为人重视但相对较为重要的概念,其内涵也较为复杂,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微妙的差异”[23]。我想如果将《论语》的现行文本中出现的22处“直”字总合起来理解和解释,我们对这个概念的意涵也许可以做出以下的分析和梳理。首先,“直”的古义或者本义,指的是一儒家自古以来就崇尚的源远流长的德性美德,它包括“正直”与“率直”两个层面。“正直”是从德性的内容方面而言,而“率直”则是就此德性的彰显、表达形式而论。“正直”首先在孔子那里对应“诸枉”,乃是“正义”的另一种说法。所以,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24]。除了“正直”外,“率直”作为“正直”的表现方式,在孔子那里也常常被提及。例如,孔子曾分别举皋陶、伊尹为例,说明他们是“正直之士”[25],举史鱼、柳下惠、叔向为例,说明他们不仅正直,而且“率直”和“耿直”。他们为了正义的事业,刚直不屈,如箭如矢,无论“邦无道”还是“邦有道”,无论亲疏,都生死不渝,直行不移。[26]这种在是非上不含糊的“正直”和在行为上不隐藏、不改变的“率直”“耿直”,又被孔子褒为“古之遗直”。
孔子对这种“古之遗直”的“正直”和“正义”内涵的态度,无疑是毫无保留的坚持。但对其“率直”或“耿直”的“愚”的表现方式,则是有所保留和“损益”的。首先,孔子区别古之人的“愚也直”与今之人的“愚也诈”[27],指出古代人的愚笨但质朴耿直,远胜于今人的诈巧,而且这种诈巧,只能显出今人更加做作和愚蠢而已。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用微生高乞醋的例子来贬斥这种诈巧,斥之做作而不坦诚,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嫌。[28]从孔子的这种诈巧做作而非直的说法出发,再联系到“父子相隐”的对话对象叶公子高,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孔子后学后来要编造出“叶公好龙”的寓言来调侃他了。[29](https://www.daowen.com)
其次,孔子并不满足于“愚也直”,因为这会导致“绞”和“讦”。“绞”是“急躁”“急切”,会导致行为的“粗鄙”“偏激”和“固执”,而“讦”则是指当面揭发他人的隐私或短处,更是一种粗鲁和刻薄的表现。所以孔子说,“恶讦以为直者”[30]和“直而无礼则绞”[31],这表明在孔子看来,“绞直”与“讦直”也都不是真正的“直”,并且这些形式还会伤害真正的“直”的实现,它们更多的是粗鲁和无礼而已。要克服和改进这种“愚直”的状态,唯有通过“学习”,即“习礼”,所以,孔子又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32]
澄清了孔子所用的“直”字的概念含义,我们下一步要问的问题就是,当孔子在“父子相隐”章中说“直在其中”时,这个“直”究竟说的是哪个“直”呢？是内容之“直”还是形式之“直”？是“率直”还是“诈直”,或者是“绞直”和“讦直”？我们知道,“父子相隐”这章一共出现三个“直”字,即叶公语“吾党有直躬者”中的“直”与孔子所谓“吾党之直异于是”的“直”和“直在其中”的“直”。显然,前面一个是讲“叶公之直”,后面两个指孔子讲的“吾党之直”或“孔子之直”。不过,“叶公之直”与“孔子之直”的“异”并不在于“正直”的内容上,也就是说,孔子不会为父亲的“攘”的行为去做道德是非的辩护。他们的分歧在于“隐”或“不隐”,即是否以及如何让正义实现、显现出来。“叶公之直”的根据是“吾党”的“直躬者”,“孔子之直”的根据也是“吾党之直者”。但叶公所在的“吾党”指的是“楚地”,传统上被认为是无文化、缺礼乐的蛮夷之地,而孔子所在的“吾党”则是鲁国,周公的封地,是当时公认的礼仪之邦。所以,“叶公之直”往好处说是“古之遗直”或“愚之直”,往坏处说则不无“诈直”“绞直”甚至“讦直”之嫌了。[33]
至此,我们只是说明了“孔子之直”异于“叶公之直”,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一层区别,即“隐”和“不隐”。所以,“孔子之直”不妨称为“隐直”。我们看到,在孔子那里,这种“隐直”不仅区别于虚伪的“诈直”,偏激的“绞直”,刻薄的“讦直”,而且还有别于“古之遗直”。孔子的命题是“直在隐中”,但一般说来,“直”与“隐”是两个矛盾不兼容的概念,孔子怎么能将之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概念呢？这就涉及孔子要做的第二层更为重要的区别,即“隐藏”与“隐痛”的区别。“孔子之直”首先表现在隐痛、痛惜的情感中,而不是在隐藏、隐匿的行为中,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在两者之间,即在由于不得已而为之的“隐藏”行为而带来的“隐痛”情感中。所以,孔子的“直在其中”又可进一步分为两解：（1）“直”在“痛”中,这首先是一种“情感”,而且是“痛”的情感状态。（2）“直”在“隐”处,在“深”处。换句话说,“直”不在表面的行为中,而在心灵“深处”的痛惜中。孔子将看似矛盾的“隐”和“直”这两种状态放在一起,却是更恰当地表达了我们日常道德生活的“率直”本相,而承认这一状态以及这一状态所彰显的生活事实,本身也是一种“率直”和坦诚的表现。与之相比,“叶公之直”将目光仅仅放在“表层”的“不隐藏”行为中,就明显地显出其与孔子思考在程度上的差距及其所持立场的单薄与幼稚。李泽厚先生曾经将“孔子之直”解释为“率直”“直接”“质朴”的情感[34],黄玉顺教授在讨论孔子的“直”时,也曾指出“直”是一种“本原性的情感”[35],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庄耀郎先生的解读,这些都是极有见地的见解。尽管如此,我的立场与上述各位仍然稍有不同。“隐直”作为“本原性的情感”,并不就是道德本身。或者说,并不因为我们在不得已“隐藏”父亲错行的同时内心隐痛,我们就是道德的。而是说,这个“隐痛”,像一道“闪电”或一声“惊雷”,在本体论存在论层面上照亮或唤醒了我们的“道德之为道德”的本原意识,并作为“启端”开始驱动我们向善而行。这和孟子后来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孔子的“直在其中”是说“正直”的道德德性与价值真相通过我们深层的“隐痛”情感“率直”地实现和表达出来。这一方面说明在真实、复杂的现实生活的践行中,我们人类本身在存在论上的有限与无奈；另一方面这种有限与无奈,则又通过心灵深处的“隐痛”,时时提醒我们人之为人的道德本性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