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化时代的信仰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自20世纪80年代后复苏，是一个明显现象。国内外测度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Revival of Religions），通常采用统计信教人数的方法。1956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898—1976，江苏淮安人）估计当时信教人口约为一亿人。(30)据华东师范大学的调查报告称：2005年，16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比例为31.4％，约为3亿。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文革”之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国传统佛教、道教的发展，和民间信仰的重新登台。就在我们的调查中，这几方面加起来达到信教总数的66.1％，如果放到总人口中，大约达到两亿多人”(31)。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信徒不像体制严格的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能够精确统计，(32)但此项调查对于“文革”前后信教人口的估计，仍与一般经验相吻合。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美国政治学家）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年）中，列举佛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的信教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佛教从1900年的7.8％到2000年的5.7％，中国民间宗教从1900年的23.5％到2000年的2.5％。(33)这个衰败的估计，和最近复兴的数据相矛盾。然而，“根据零点（调查公司）问卷调查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有1.2亿人自称不信仰特定宗教，但相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此外，在16岁以上人口中，中国有1.41亿人相信财神，有1.45亿人相信风水，3.62亿人在过去12个月内算过命或看过相，更有多达7.54亿人在过去一年中上过坟，其中2.06亿人承认祖宗神灵存在，1.23亿人在家里供奉祖宗牌位”(34)。亨廷顿的数据表明过去100年间中国宗教在世界宗教版图中的份额下降了，零点公司的数据则表明最近30年间中国道教、佛教和民间宗教的信徒人数和人口比例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因此，倘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有一个“宗教复兴”，应该是事实。
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宗教复兴，这是社会各界的经验感受，也是城市生活的客观事实。以上海城隍庙的调查为例，每年正月初一到庙里烧香的人数呈不断增长的态势。“据庙里提供的材料，2000年后，初一进香的人数逐年增长，且其速率也有提升之势。2001年为9127人，2002年12767人，2003年17808人，2004年18206人，2005年18905人，2006年则达26811人。增幅最大的是2006年，比上一年增了41％强。”(35)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调查的上海青浦区金泽镇的香汛和日常祭祀中，也都表现出来。2000年，金泽镇杨震庙修复以后，香火和香客呈逐年上升趋势。据当地政府估计，持续进行的每年两次“香汛”（庙会），江南各地前来进香的人数达到十几万。
伴随着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反而有一个信仰运动的兴起，这似乎与理性化、世俗化的估计不相吻合。一般来说，这些合并的现代性会对传统宗教生活构成巨大冲击，以至于毁灭信仰。然而，现代化是否真的消灭了宗教，这是需要反省的问题。历史地看，19世纪中期英国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20世纪初年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 Movement），都是拜金主义盛行时代兴起的宗教再造运动。“二战”以后，随着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崛起，韩国的宗教复兴运动，由基督宗教的各教派领导；我国台湾地区的宗教振兴，开始由基督教、天主教倡导，后来却在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中间蓬勃发展起来，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禅寺、慈济功德会等本土宗教主导了目前的宗教运动。“根据（台湾地区）‘内政部’（1993年）最新资料，台湾目前有信仰的人已经冲破千万，十年前台湾的宗教人口不过115万左右。成长的速度可见一斑。”(36)“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地区、新加坡虽没有出现强烈的宗教振兴运动，但民众信仰也没有被商业社会湮没，只是在城市社会（City State）体制中，宗教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总的来看，从欧洲、北美先期现代化民族再到近期完成现代化的亚洲各民族，都出现了“经济-宗教”一起发展的伴生现象。两百年的实践证明：宗教与现代化，信仰与现代性，并非势不两立，此消彼长。
经历了现代性改造的社会，宗教复兴并非陈旧意识的简单回归、残余势力的突然袭击。现代宗教，经过现代性的洗礼，融入了世俗化的新生活，变化出一层新意义。80年代以来恢复的宗教生活，并非复辟旧制度，而是在延续了传统宗教形式之后，根据当代生活的需求，再造新信仰。1978年1月，上海市委统战部为涉外活动需要，正式开放玉佛寺。(37)此后，市区代表性寺庙如静安寺、龙华寺、城隍庙，郊区社区性小庙如金泽镇颐浩禅寺、杨震庙等相继复建。这些恢复活动当然带有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和歉疚补偿的初衷，但时过境迁，信仰不可能再以原来的方式重建，恢复的庙宇和祭祀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适应了新时期的更新信仰。
以我们做了田野调查的青浦区金泽镇为例，该镇民国年间围绕着东岳庙建立的庙会社戏、岁时节庆……在今天已经很不完整。在江南，岁时节庆是祭祀制度的一部分，现代文明视为习俗和文化的很多礼仪方式，都是古代宗教生活的辅祭和派生。正月，为祭祀之月，有初一日拜贺、初三日春酒、初四子夜迎五路财神、初五日开市、初七日人日（称人）、十五日元宵节、十五日祭祖撤坛……(38)这些节日原来都是祭祀，后来化为礼仪、规矩、风俗。如初一家庭、家族内部成员间的拜贺，新衣新帽，先拜天地，再拜祖宗，然后阖家阖族同拜。“礼拜之后，沿喜神方向退出。再诣神庙寺院参拜。”(39)诸如此类的老规矩具有浓重的宗教性，今天在上海市区都不见了，远郊乡镇金泽保存稍多。但是，镇区里的祠堂都废除了，新建的楼房很少保留中堂；春节期间拜天地、供祖宗的人家几乎没有。这些情况和上海市区人家基本一致。这种现象表明，寺庙背后原有的社会祭祀系统以及它们反映的一系列文化制度已经残破不全。
在这个变化了的时代，我们还能在什么意义上谈论传统宗教？传统宗教的信仰方式是不是完全退出了当代宗教生活？从上海市区各大寺观以及金泽镇的乡间小庙来看，明、清、民国时期的宗教传统似乎还活着。至少，无论是寺庙外观、祭祀方式，还是信徒对灵性的感受、理解等方面，都有很强的传统色彩。任何一个来上海访问的外国学者都会把玉佛寺、城隍庙、颐浩禅寺、杨震庙看作“中国宗教”。在中国，人们也是把当代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看作本土文化，重视其传统性，远远胜于现代性。一个在情感上拒绝西方文化的人，仍然会把传统宗教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权威部门在平衡外来宗教影响时，也常常想到是否要扶持一下本土宗教。种种现象表明：传统宗教仍然活着！
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国宗教的民族性和地方性仍然强烈。近30年以来，春节和圣诞节一直被视作中西方宗教文化的象征，相持不下。在圣诞节迅速普及到全国各地之后，春节、端午、清明、中秋、冬至也渐渐回到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的还定为国定假日。(40)每年清明时节，上海市区约有800万人要到郊区和江、浙各地的公墓去祭扫，沿途的纸钱、冥器、鲜花、人流和车流，蔚为壮观。按明清江南的儒教传统，提倡家庭内的中堂祭祀——家祭，宗族内的祠堂祭祀——庙祭。近代以来，上海等大城市内难以保留宗法礼教，民国至今都代之以清明、冬至去上坟——墓祭。或许我们可以就此得到一些看法：在全民经济迅速卷入全球化的江南，在早已都市化的上海，宗教信仰上的本土性还在不断更新，仍然强烈。
近年来传统宗教生活渐趋活跃以后，不同视角有各种看法。从统战理论出发的观点，这是落实政策；从社会转型实践的缺陷来评价，说是信仰危机；从人权理论出发，则是宗教自由。然而，若从宗教学者的经验描述，我们可以客观地称之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曾经被认为一去不复返的宗教信仰又回到了日常生活中间。“文革”高潮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曾“向外宾介绍上海已消灭宗教的经验”，(41)这个短暂的经验和今天日益兴起的宗教生活判若霄壤。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待宗教的态度是“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42)秉持中正路线。政界、学术界并没有公开而普遍地支持或反对宗教（或某一种宗教），民间宗教也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赐额”（批准），仍然是民间信仰。(43)
其实，民间宗教在历史上不仅仅是“民间”的信仰，更是上上下下的普遍现象。古代学者处理民间宗教，常常就是在处理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整体问题。中国宗教被现代性做了种种限制之后，现在确实是一个只在民间，或者说在下层起作用的非主流信仰。杨庆堃（C．K．Yang，1911—1999，美籍华裔宗教社会学家）笔下的故国信仰民间宗教，虽已在民国年间遭到贬斥，但仍然有着强大影响，他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寺院、神坛散落于各处，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44)此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实施了更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发动了历史上最为剧烈的“隳庙”运动，人们一度以为民间宗教是一个很快就会消失的现象。不仅民间宗教，凡是宗教都会“消亡”，连明清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新教，虽称“先进”，也会“灭绝”。然而，出乎意料，80年代以后的社会发展却一步步地改变了群众、干部乃至学者们的判断，各大宗教，包括“民间宗教”，又复活了。
中国宗教既有民族属性，更有地方特征。“中国宗教”一词，通常并不用来描述包括汉、满、蒙、回、藏等族的中国人宗教，只是指汉人、华人的信仰。即使缩小范围，把中国宗教限定为汉族宗教、华人宗教，内部差异性还在，还有东西南北之间的地域分别。中国宗教传播范围广，例如二郎神从成都平原扩展到江南水乡；汉人的关公也为满人接受。但中国宗教有强烈的区域性，其地方特征更应该被重视。江南宗教的本土性一方面表现在一些本地独有的神祇，如杨震、黄道婆、陈三姑等信仰，别的地方没有；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即使是全国同名的神祇，如关公、东岳、五路等，信仰起来也有鲜明的特征。例如，康熙年间，江南风传一位五十岁的老举人，因在关帝庙求签考中状元，于是举子赶考都去武圣庙向关公求上上签。(45)苏州、松江、嘉兴地区儒生流行“不拜文庙拜武庙”的风气，这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全球化的交往，世俗化的生存，不断现代化、都市化的环境，五四时期曾被认为愚昧落后的中国本土宗教，居然还能够重新出现，称得上是文化史上的异数了。上海和江南经历了自明末以来400年的中外交往，直接面对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播；经历了自鸦片战争后近170年以来的通商、传教，江南的城镇化生活转变为上海的大都市社会结构；又经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市场经济，大量移民、时髦风尚、城市节奏变化、全球化运动……种种经验，都没有改变这座城市的传统性。上海仍然是一座具有江南特征的东方城市。从传统的角度看上海，仍然可以理解很多东西。这个城市的本土性，肯定不是单单由传统缔造的，它随时随地在吸收外来文化和当下风尚，融入自己的“海派”。但是，由于地理、人口、行业、物产、习俗、语言、价值观以及信仰，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个城市的本土性将会长期保留。旧的本土性或许会改型，但是新的本土性会在改型中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