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路神：秩祀，淫祀？

五路神：秩祀，淫祀？

在金泽镇民的记忆里，镇区范围内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一座“五路堂庙”。金泽镇的五路堂庙于明代建造，地点在周家圩。⁽⁷⁷⁾然而，在清代《金泽小志》中记录的五路堂，位于国字圩。⁽⁷⁸⁾五路神，即江南民俗中正月初五日（为了抢神，实际上祭祀从初四日晚上开始）迎接的财神爷。江南习俗，以五路神为主财神，关公、赵公明、陶朱公范蠡其次。清末上海人过春节，“拜年未了接财神，爆竹通宵闹比邻”。此即正月“五日，接五路财神，必用羊头”。⁽⁷⁹⁾“文革”以前，初五迎财神的习俗已被革除。最近20多年，上海市区恢复了50年代之前的旧习俗，年初五子时中夜，大放炮仗，迎五位财神。青浦区新方志在记述民国本地民俗时说：“至年初四，店主接财神，店铺设香案，悬活鲤鱼，寓‘吉庆有余’。年初五，俗称‘五路财神日’，乡民提满水缸，以讨吉利；商店厂坊吃‘五路酒’，决定伙计去留，若‘榜上’无名，或铺上褥子被卷起一角，乃示意被辞退。”⁽⁸⁰⁾这些正月初五的年节风俗，如卷铺盖、挑水缸，我们这一辈虽未经历，却耳熟能详。

20世纪80年代后，市场经济恢复，民俗生活随之开放，金泽镇也和青浦、上海及全国城乡一样，在初五日燃放鞭炮迎财神，但五路堂庙并未重建。庙被拆掉后，镇民们只是偶尔在旧址废墟上敬一些香，五路财神的样子，大部分江南人都没有见过，连五路神到底是五位还是一位也已经不清楚。金泽镇和全国各地一样，正月初五日接财神只是放鞭炮而已，并没有五路财神庙可以烧香。“失而求诸野”，有一种五路财神的形象，被日本人记录下来。乾隆年间，日本学者询问在长崎生活的江南商人，有图画本《清俗纪闻》。图中五路财神分两列，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坐在红色的椅子上。“前列左黄衣，中橙衣，右绿衣；后列左蓝衣，右褐衣。椅红色。”五位神祇的服饰，是明代样式的官衣官帽。⁽⁸¹⁾

长江三角洲人民拜五路神为财神，在全国性的财神赵公明（玄坛神，三月十五日生日）、关公（关帝，五月十三日生日）之外，又别出一个区域小财神，作为本地人信奉的主财神，五路堂神是典型的江南民间信仰。然而，近30年来，全国各大城市都以年初五为接财神日，大放鞭炮，则江南之五路神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财神。按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苏州人顾禄在《清嘉录》中的说法：“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炮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⁸²⁾关于五路神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无锡县志》说，这位五路神“姓何，名五路。元末御倭寇死，因祀之”。⁽⁸³⁾然而，《清嘉录》马上否定了这个说法，说五路神并非这位“何五路”，而是指“五祀”中的“行神”：“今之路头，是五祀中之行神。所谓‘五路’，当是东、南、西、北、中耳。”同治、光绪年间常熟人姚福均的《铸鼎余闻》采用了《清嘉录》的说法：“五路神，俗称为财神，其实即五祀门、行、中霤之行神，出门五路皆得财也。”⁽⁸⁴⁾

清代学者给五路神戴上《礼记·曲礼》的帽子，称他是五祀中行神，显然是在用儒家经学把五路神合法化。五路是后起的民间信仰，与汉代经学相隔遥远，儒生们只是在经典中寻找依据，以便让淫祀得到祀典的承认。“五路”“五通”“五显”起源于唐代，流行于宋代，都是人格神，常常还是邪神。到了明、清两代，显然是有不同来源的五路信仰混合在一起，合并为“五圣”。故事体系发生了歧义，人鬼事迹有很大的不同。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巡抚汤斌认为，江南人的五路、五通、五显、五圣都是一样的信仰，属于淫祀。汤斌《奏毁淫祠疏》说：“苏、松淫祠，有五通、五显及刘猛将、五方贤圣诸名号，皆荒诞不经。”⁽⁸⁵⁾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五字头的神祇都判为“淫祠”。实际情况是：五路、五通等鬼厉信仰，在明代洪武年间已经得到官方肯定，而五显、五圣等旧神信仰，宋以来的朝廷也是承认的。当年，汤斌捣毁苏州上方山的五通庙，据说发现了明初道士张三丰的题碑：“肉山酒海，遇汤而败。”⁽⁸⁶⁾民间传为谶语，说五通本来是合法的，“隳五通庙”是汤斌个人的意见。

五显神，明、清学者均以为起源于徽州婺源。弘治《徽州府志》记录：唐光启二年（886），婺源人王瑜在自家院子里见到五个神人，威仪如王侯，从一柱红光中下来，对他说：“吾当庙食此方，福佑斯民。”说完即升天而去。王瑜立即将家宅改为庙宇，每天祈祷，并上报朝廷，据说是得到了册封。“宋大观三年（1109），赐庙额曰‘灵顺’，权邦彦为记。宣和五年（1123），封通贶侯、通祐侯、通泽侯、通惠侯、通济侯，故称‘五通’。”⁽⁸⁷⁾这就是五通的来历，最早的五通庙称为“灵顺庙”，由宋徽宗赐额。婺源灵顺庙，为五圣信仰的祖庭。在明代初年，五显神仍为官方承认，“洪武中，五显灵顺庙每岁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遣南京太常寺官祭”⁽⁸⁸⁾。

明清时期，五显神滋生、演变出不同的说法。苏州城内有五圣阁，不属灵顺庙系统，而是“祀药师、大士、文昌、关帝、周孝子为五圣”。⁽⁸⁹⁾据说是北宋淳熙初年修造，明万历、天启，清顺治、乾隆，历有善士续建，汤斌、沈德潜等还陪祀其中，可见五圣确有不同系统。同一神祇在信众中间传播，会有不同神迹的显灵，这种神谱变异现象经常发生。明清时期，江南人把五路神看作邪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显然不是文昌、关帝等“五圣”。另外，郎瑛（1487—1566，浙江杭州人）《七修类稿》有五通摄人的故事，记录他们霸占良家妇女。⁽⁹⁰⁾他弄混淆了，认为：“五通神，即五圣也。”⁽⁹¹⁾赵翼（1727—1814，江苏常州人）《陔余丛考》也认为：“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⁹²⁾唐宋时期官方认可的灵顺庙“正神”，明清时期在民间混同为“邪神”。民间信仰的神祇并不确定，可以变异，这种时正时邪、忽正忽邪的特征，在历史上经常出现。

南宋朱熹时代，五路神已有劣迹。《朱子语类》卷三“鬼神”中，有朱熹和五路神的故事。徽州“风俗尚鬼，如新安等处，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归乡里，有所谓‘五通庙’，最灵怪。众人捧拥，谓祸福立见。居民才出门，便带纸片入庙，祈祝而后行。士人之过者，必以名纸称‘门生某人谒庙’”。朱熹不信邪，不去，结果当晚饮酒后“遂动脏腑终夜。……众人哄然，以为不谒庙之故”。朱熹虽然肚皮痛，仍坚持原则，不拜五通，回答说：“脏腑是食物不着，关他甚事？莫枉了五通！……某（朱熹）幸归此，去祖墓甚近，若能为祸福，请即葬某（朱熹）于祖墓之旁，甚便。”朱熹人在徽州，遭遇五通，不信五通能作恶，更相信祖先亡灵的保佑。如果不幸死掉，正好葬他于祖墓之旁。慎终追远，以求福祉，乃儒家所谓“鬼神之为德”，这是朱熹的态度。

五路神在地方祭祀分类系统中，一直列在儒教系统的“祠祀”，并不归入佛教、道教合类的“寺观”。元朝至元（1335—1340）初年，松江府从故都杭州分香，引进灵顺庙，是官方祀典中的合法信仰。“灵顺行宫，府治西南。神显灵于徽，望秩隆于杭。元至元初，府人仿杭，迎引会社，因筑宫祀之。国朝景泰中知府叶冕增修，成化间毁，知府王衡重建。”灵顺行宫被归在坛庙，属儒教。祠祀庙宇，官府春秋二祭，一般不设住持。但是，灵顺庙的香火很旺，“正统十二年，蓬莱道士李志道来主其祀事”。⁽⁹³⁾从管理上来说，灵顺庙似乎成了道教，但从神谱来分辨并不是道教。松江府灵顺五显神经过道士管理后有了日常香火，李志道便改掉牌位，用道教塑像，香火更旺。“志道复募缘塑神肖像，于是祠宇一新，皈依云集，福利之及人其无穷矣。”⁽⁹⁴⁾李志道推广五路神，将之与民间信仰结合起来，普及到县、镇、乡一级，这样的祠祀就和道教合体了。

五路神信仰十分庞杂，江南各地并非一致。不但有许多灵验传说，还有不同来源的五路混入。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梦见阵亡将士（一说是陈友谅旧部）亡灵来纠缠，以“五人为伍，处处血食，乃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庙，俗称‘五圣堂’”。朱元璋允许民间设立尺五小庙，供奉五位厉鬼，让他们不要作乱，以至五显大普及，结果就是邪神遍地。清代嘉庆年间，四川又新出一个五显，说是萧姓，“宋时人，一胎五子，俱以‘显’为派，长曰萧显聪，次曰显明，三曰显正，四曰显直，五曰显德。五显尤灵异，能降妖救难，故民争立庙祀之”。⁽⁹⁵⁾显然是僭越了明初敕额“五显灵顺庙”的封号。同名、同音的神祇，在民间经常混同。例如青浦县南门有韩公祠，原祀明代万历年间本县知县韩原善，因为“韩寒音同，俗讹为‘寒热司’神”，⁽⁹⁶⁾小孩发寒热者，前往求神。由于五显、五圣、五通、五路音、义混同，有的官府承认为灵顺庙，春秋二致祭；有的并不承认，只是放任其使用五通、五圣之名。宋人洪迈（1123—1202，江西鄱阳人）《夷坚志》记：“会稽城内有五通祠，极宽大，虽不预春秋祭典，而民俗甚敬畏。”⁽⁹⁷⁾

在祠祀系统中，五路神的地位介于秩祀和淫祀之间。五路神在宋元时期合法，明代后期，五显、五路合流，迅速下层化，与民间邪神结合，但也未被取缔。朱熹当年对五显神的意见，是后世儒者对待淫祀的基本态度。朱熹说：“人做州郡，须去淫祠。若系敕额者，则未可轻去。”⁽⁹⁸⁾朱熹对淫祀的态度是排拒，但不是镇压。问题是：经过历代敇额的祠祀太多了，几乎所有的人鬼祠祀都有赐额，如“东岳”，如“天后”，如“猛将”，如“二王”，如“五显”……儒学人士的尴尬暧昧态度，决定了儒教神谱有相当大的宽容度。

五圣是唐以来最重要的南方信仰，其范围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地区。《夷坚志》记载：“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诡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媚相似。”⁽⁹⁹⁾“南五通，北狐媚”，是中国信仰的一大特征。晚清文人宣鼎（1832—1880，安徽天长人）认为：“南人之崇奉五通，犹北人之信狐也。”⁽¹⁰⁰⁾五通神就是典型的江南信仰，带有区域文化特征。康熙年间，河南人汤斌从京官外放到江苏巡抚任上，即行废淫祀，专打五路神。汤斌是康熙朝以理学整肃江南民心的名臣，整治江南的策略之一就是反淫祀，隳五圣。五显有过赐额，为灵顺，还曾经为官府春秋致祭。汤斌虽称“理学名臣”，他不问青红皂白的做法却违背了朱熹教诲。

其实，汤斌打击五圣另有目的，他要把所有的五通、五显、五路等祠祀神庙都改成清朝满洲人喜欢的武圣关帝庙。如此，五通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淫祀，而在于它的江南信仰特征。康熙和汤斌，为打击江南的士风、民风，转移江南人的文化认同，将五通祠改为关帝庙。康熙《徽州府志》记：“（婺源）灵顺庙，一名五显庙，一名五通庙。……（本府）在城东北，（休宁）在芝山，（婺源）三所……（祁门）四所……（黟县）三所……国朝康熙二十五年，江苏巡抚汤斌奏毁天下五圣庙，遂多有毁其像，改为关帝庙者。”⁽¹⁰¹⁾关帝是满洲人在入关之前从关内迎去的主神，称“关玛法”，在满洲传统的“堂子祭”里与释迦牟尼、观音合为三祭。五通庙变为关帝庙，意味着把江南信仰改造为满洲认同，汤斌借毁淫祠为清朝制造意识形态，被江南人士谥为“清汤”。⁽¹⁰²⁾

饶有意味的是，面对拆迁，遭受信仰打击的江南人，却不是用现代人的护庙方式来维权。史载，汤斌在苏州虎丘山隳五圣庙，遭遇反抗。然而反拆迁过后，待汤斌死去，他竟然被江南人视为神明，为五通神的克星。作祟的五通本来需要人管制，汤斌自己惹了麻烦，恶鬼缠上了他，从此他就是管制厉鬼的“人鬼”。此后，每当五通作祟，汤斌就被信徒拜求，求五通神去缠汤斌。俞樾（1821—1907，浙江德清人）《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余门下士蒋泽山孝廉，至崇明县襄校试卷。事毕，观于文庙，见两庑先儒中汤文正公之位阙焉。问之学官，学官曰：‘此地旧有五通神为祟，民间被五通之祟者，辄向学中门斗言明，将汤文正公之位私自请去，供奉其家，则祟自去。历来如此。’”⁽¹⁰³⁾因势利导，崇拜魔力，以毒攻毒，也是江南民众信仰方式的一种。

在青浦金泽镇调查，曾经在关帝庙前问香客：同是财神，五路和关帝、赵公明有什么分别？答案各异。有一次在状元楼喝茶，一位老年茶客的答案最有价值。老先生说：关公是武财神，范蠡是文财神，赵公明是正财神，五路是邪财神，邪财神也要拜的，不拜是要触霉头的。老茶客用通俗的说法，解释了他的人生哲学：不管文武，无论正邪，在社会上混，上下左右各路财神都要拜，都不能得罪，和气生财，识时务者为俊杰。回味起来，这些话颇能透露出传统江南人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可以瞥见江南城镇市民精神中的温和、精明、世故、现实以及“打不过它就投降它”的经常被人征服和统制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