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宗教

江南宗教

明清人士说“江南”，大都按上古史书的记载，溯至夏代的大禹治水，多有“三江考”。约三千年前，长江三角洲地区文明，以“吴”“越”之名进入周代文献。《尚书·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即太湖古称，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有“震泽镇”。三江则有不同说法，按地理学者王士性考证，“三江以吴淞江为主，在吴江东，源出太湖，又名松陵江，又名松江，又名笠泽，经昆山入海。”⁽¹⁾吴淞江，即贯穿吴江、吴县（今苏州吴中区）、昆山、嘉定、青浦和上海的干流。明代中叶以后，吴淞江下游被黄浦夺去，终于“上海浦”。1843年以后，西侨开辟上海租界，便以“Soochow Greek”（苏州河）称呼自外滩上至上海县境内的吴淞江，至今沿用。吴淞江之外的其余二江，一为娄江（今浏河），一为东江（今黄浦江），均为太湖东南入海的通道。大禹治水，吴、越民众疏通“三江”，太湖东部流域水系安然入海，江南逐渐被耕作成“鱼米之乡”。

“江南”一词的地籍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江南，包括长江以南，以至岭南的广大地区；狭义的江南，通常就只是指苏南之苏、松、太、锡、常、镇、（江）宁；浙北之嘉、湖、绍、宁（波）、台、处（丽水）；皖东南之徽、宣、宁（国）。由于长江两岸民众在语言、习俗、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联，长江边上的一些城市，如桐城、扬州、南通等，也常常被归入合并为文化地理上的“江南”。明、清两代，以南京、北京为两都，以苏州、杭州为风尚，学者、士夫、官员乃至皇帝，“江南”是热门话题。明、清学者的“三江考”，多隐藏着自己的江南情结。按顾炎武的看法，古代“三江”，即“北江，今之扬子江也；中江，今之吴淞江也；……南江，今之钱塘江也”⁽²⁾。顾炎武的“三江”范围，比王士性宽泛很多。姑取顾炎武的说法，定长江、吴淞江、钱塘江为“三江”。三江夹持的流域，差不多就是令明清文人魂牵梦绕的“江南”。

周代正统观把富庶的江南看作荒蛮落后地区，《史记·吴太伯世家》：“太（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江南人民收养政治难民泰伯，泰伯入乡随俗，被记载为教化江南。然而当代考古学证明，江南地区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甚至领先于中原。六七千年之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东亚最早的农业文明，有了璀璨的河姆渡、良渚、崧泽、马桥等文化，在现今中国版图之内的各大“方国”区域文明中，处于领先地位。⁽³⁾

以中原正统观视江南，有一项“落后”指标便是迷信。长江三角洲一带，被认为是“好鬼”“淫祀”的地区，“吴风佞佛，俗淫于祀，闺房妇媪尤归向西方”⁽⁴⁾。对此，传统史志多有批评。同治《上海县志》“风俗”称：上海人“吉凶多沿俗礼，疾病杂用医巫”。光绪《川沙厅志》“风俗”记：川沙人“吉凶多沿俗礼，冠不备三加。丧事尚佛老，祭多以俗节，婚丧费尤奢。营室造墓，拘风水之说，每致讼，或有数十年不克葬者。……俗信鬼神，病则专事祈祷，男巫曰‘火居’，女巫曰‘师娘’，言能与鬼神通语。不独愚者为其所愚，有识者亦一时受其愚而不悔”。光绪末年，上海地区受“欧风美雨”冲击，现代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体系已经完备，戊戌变法中先进士大夫对移风易俗、破除迷信也有共识，而上海城厢内外的迷信风气依然如故。“本邑居民之愚鲁者，信鬼之风牢不可破，每有疾病，专事祈禳，往往听女巫之妄语，而祷祀鬼神，建醮焚锭，浪费甚巨。”⁽⁵⁾金泽镇所在的青浦县，情况也是如此。光绪《青浦县志》记载：“习俗尚鬼，信卜筮，好淫祀。疾则先祈祷而后医药，乡村尤甚。”⁽⁶⁾然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与传统宗教信仰在上海地区并行不悖，江南文化仍然保持传统本色，这是一个比较费解的现象。

中国古代的宗教地理具有多样性，从《尚书》《诗经》《礼经》《楚辞》《史记》《汉书》中记载的情况来看，齐、燕、吴、越、楚等沿海、沿江地域的鬼神信仰比较明显，和黄河流域的祭祀体系有很大分别。若以“殷周之辨”来说明，商人明鬼，周人尚礼，“学上古史的人自然早就知道，殷商民族起源于东方——河南东部和山东境内”⁽⁷⁾。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徐中舒（1898—1991，安徽怀宁人）等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都有考证，认定商代文化的宗教特征并非中原，而来自沿海。⁽⁸⁾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1931—2001，台湾台北人）先生也指出：“殷商文明中很重要的一些成分，绝大部分是与统治阶级的宗教、仪式、生活和艺术有关的，很清楚地起源于东方。”⁽⁹⁾

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先生呼应了考古学家的结论，他注意到鬼道宗教——天师道，集中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滨海地域”，著有《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3年）。陈先生以为：“自战国邹衍传大九州之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所载（《始皇本纪》《封禅书》《孟子荀卿列传》等）皆出于燕、齐之域。”⁽¹⁰⁾陈先生以汉代黄巾之作，晋代孙恩、卢循之乱，以及北魏、东西晋、南北朝士族之崇道，证明齐、吴、越等滨海民族的鬼道特征。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开始有一个看法：中国文化的源头，不能只以黄河流域的周文化为代表；东方滨海地带的海洋文化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其起源更早。陈先生暗示滨海地域存在着类似于地中海古希腊、罗马诸民族之间的鬼道信仰。50年代，考古学家凌纯声（1902—1981，江苏武进人）说：“如以殷商文化的成分，作一分析的研究，其基层必为海洋文化。”⁽¹¹⁾张光直总结考古学发现，更进一步地指出：“良渚文化，或甚至于整个东海岸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历史早期三代文化发展上有基础意义。”⁽¹²⁾换句话说，今天在上海、江苏、浙江交界处发现的以精美玉琮为代表的良渚文化，说不定正是夏、商文化的主要来源。

山东滨海之齐文化，为吕封之国，行“齐东野语”，与姬周同姓诸侯沿袭周人制度的鲁文化之“子不语”迥异；在江南，吴、越族裔本不属周境，加上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东南丘陵和沿海列岛，江河湖海，水乡泽国，人民大多乘舟航行，与风云雷电，诡波骇浪为伴，为中国少有之“航行民族”（the Nation of Navigation），因而特别虔信鬼神。⁽¹³⁾东南民族接近江河海洋，按其“仙道”的方式，有称为“道教”。陈寅恪说：“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¹⁴⁾青州在今山东东部，徐州在今江苏北部。“吴、会诸郡”，就是以苏州、会稽为中心的今“三吴”地区，即青浦金泽镇所处的苏、松、湖三府交界地带。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年）中，也有类似的估计，他认为：“神仙思想之产生，盖有两地。一在汝、淮、江、汉、陈、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与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泼而富想像，散居野处，巫鬼祭祀，男女相悦，其意态与北方殷、周严肃事奉一上帝者有别。……其一则在燕、齐滨海之区，海上神山，飘渺无稽，亦同为神仙思想所蕴孕。”⁽¹⁵⁾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遗著《神仙考》（1947年）显然不同意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的“滨海说”。闻一多以为，中国人神仙、鬼魂观念并非起源于滨海之“三山”（蓬莱、方丈、瀛洲），而起源于西域之“昆仑”。闻一多考证，“齐地滨海”，“齐之所以前有不死观念，后有神仙说，当于其种族来源中求解答”。“齐人本为西方的羌族”，“今甘肃、新疆一带，正是古代羌族的居地，而传说中的不死民，不死之野，不死山，不死树，不死药等，也都在这里。很可能齐人的不死观念，是当初从内陆的西方带进来的”。⁽¹⁶⁾《神仙考》把东南文化的根源归到西北，固持中原文化“西来说”，考证则牵强粗疏。

自清末民初经学家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提出“南北学派不同论”（1905）之后，现代学者开始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地域特征进行探讨。20世纪20年代前后，源自北大的古史辨派学者根据《左传》《诗经》等文献指出：中原地区的鬼神、魂魄等观念，不及齐、吴、越、楚等东南沿海、沿江水域地带丰富活泼。稍后，清华研究院毕业的姜亮夫（1902—1995，云南昭通人）先生在其《楚辞》研究中指出：《诗经》属于北方文学系统，是寓言特征；《楚辞》则属于南方文学系统，是神话特征。“汉代在很多方面延续着楚文化，如郊祀就沿用了楚的许多特点。”⁽¹⁷⁾这就明确指出了西北与东南地域在宗教信仰上的不同。余英时先生则进一步提出：“魂，作为灵魂观点的起源，它很可能是公元前6世纪从南方传入北方的。”⁽¹⁸⁾晚近的考古学进一步证实这一点，1973年公布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有对死后世界的详细描写；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有极富想象力的祭祀用立人铜像、铜面具出土；也是在80年代发掘的上海青浦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在早于周代的地层中找到了《周礼》记载的祭祀用器玉璧（礼天）、玉琮（礼地）、玉圭（礼东方），十分精美。看来，东南地区民众的信仰精神比西北地区更加强烈，古史中的这一印象是有道理的。

中华文明是“一元说”，还是“多元说”“多中心说”？是黄河流域一个“摇篮”，还是东、南、西、北不同起源？整个20世纪的考古学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文明是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果，绝非单向地、自北向南地教化和改造。199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河北高阳人）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满天星斗说”，肯定中国六七千年以来的文明，既非“文化西来说”，亦非“中原中心说”，而是平行发展的“六大文化区系说”——“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¹⁹⁾。令人诧异的是，考古学家在太湖和山东区系之间，发现了很多相似性，曾把太湖区系的良渚文化和山东区系的龙山文化混在一起。太湖（吴、越）和山东（齐）两大区系，在7000年前就存在着融合和影响。齐、吴、越等滨海地域自古密切交往，陈寅恪先生的中古史文献考证与史前考古学家的出土发现不谋而合。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不同形态。太湖平原，长江三角洲地带，是中华版图中最古老的文明起源地之一。上海、江苏、浙江地区对于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文化的考古，确认长江三角洲原住民文化至少有7000年之久。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发现古文化遗址，碳-14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4800年，范围在浙江北部，年代“和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相当”⁽²⁰⁾，早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1959年，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发现距今5000年的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将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吴兴县邱城，江苏省吴江县梅堰袁家棣、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苏州市越城、常州市圩墩、武进县潘家塘和寺墩，上海市青浦县崧泽等地发现的遗址，都归为马家浜文化。⁽²¹⁾值得注意的是：马家浜文化处于太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地带，和《禹贡·夏书》所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太湖（震泽）洪水东泄区域完全一致。

淀山湖作为太湖的附属湖，位于青浦县境内，处在太湖平原的中心。青浦境内外有“九峰三泖”分布，物产丰富，为水网交通之枢纽。淀山湖水系连接青浦、嘉兴、吴兴、吴江、吴县、昆山、常熟等县。金泽镇大致是苏、松、太、杭、嘉、湖各州府的中点，是交通要冲。金泽镇附近有大量文化遗址发现，非常可能就是太湖平原自古以来的文明中心。1957年以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博物馆专家在青浦县发现崧泽遗址，证明当地的原住民文化是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和江南文化的直接源泉。“从距今七千年的马家浜文化，到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和到西周以前的古吴越文化，它们上下年代可以连贯起来，自成体系。”⁽²²⁾崧泽文化上承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碳-14测定有6000年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文化界形成“崧泽文化是上海文化发源地”⁽²³⁾的共识。

饕餮，商代青铜器中表现鬼神的形象，在太湖地域良渚文化中出现更早。“山东龙山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是良渚文化与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近期的考古学者进一步认定：良渚文化在玉器中表现出来的饕餮纹，比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更具有信仰和神秘的特征。⁽²⁴⁾青浦地区出土的玉质祭器，证明江南人民信仰之古老，早于周文化，甚至可能是商文化之源。按《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璧礼天，琮礼地”，“六器（瑞）”——璧、琮、圭、璋、琥、璜，都是周代祭祀规定使用的玉质礼器。比《周礼》早两三千年的崧泽、福泉山文化中，出土了玉璧、玉琮、玉璋，还有汉代《说文解字》等文献中记载的给死者陪葬用的玉琀。⁽²⁵⁾我们有依据说：史前时期，现今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滨海地域的原住民，已经有一套共享的信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