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佛教：基层的活力

民众佛教：基层的活力

颐浩寺吸收士大夫和民众不同社会阶层资源，用我们概括的三种佛教理论分析，颐浩禅寺并没有获得宫廷佛教的地位，而士大夫佛教和民众佛教特征却非常突出。江南佛教，一般如此；市镇寺庙，尤其如此。从建寺以来的历史看，颐浩寺是一座士大夫与民众共建的寺庙。合作的方式是，寺庙款待士绅，而士绅则带着自己的权力，垂顾和帮助寺庙。流寓的外地士大夫不可能成为信仰主力，颐浩寺主要依靠当地的士绅与民众。大臣、郡绅、邑绅、镇绅、乡绅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支持颐浩寺，表现出它的中层特征。颐浩寺虽地处要冲，却远离城市，条件限制，不能成为真正的都会佛寺。作为市镇寺庙，它既不能获得士大夫的常年垂注，也不能成为文人的讲学、社盟中心。颐浩寺的日常香火、供奉和善款，主要来自本地中小信徒。颐浩寺作为一个乡镇寺庙，能够维持750余年的香火不断，本镇、本地区香客的贡献至关重要。

最近十多年来，有建筑师、摄影家、艺术家、社区重建活动人士陆续从市区来到金泽镇，有的置业，有的创作，有的研究，从事各种活动。从外来人的眼光看，金泽地价便宜，产业落后，是经济发展的盆地。但是，生活下来，看到当地人生活悠闲，却忙于各种祭祀活动，都感到惊诧：这是一块信仰的飞地，民众似乎特别虔诚。金泽人，镇上是城镇户口，邻近的村里是农村户口，但生活方式大致相同。中老年男人在“状元楼”聊天喝茶，中老年妇女到杨震庙、颐浩寺虔诚烧香。人们说：金泽镇是因为还没有现代化，才保留了传统宗教。金泽镇保留的庙，如同它残存的桥一样，是“最后的江南”。一般的估计：金泽镇的桥庙文化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最终消失。

这样的估计，和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宗教消亡论”有关。按照“消亡论”，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信仰必然消失。这种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20世纪西方流行的“世俗化”理论看上去类似，实则不同。世俗化理论主张宗教适应世俗生活，却并不预言宗教灭亡，更不主动消灭信仰；而前者则相信宗教阻碍生产力，扭曲生产关系，是现代化的负担，应该加以限制和消除。金泽镇保留的民间信仰，就可以归作现代化不够充分，经济不够发达，教育尚未普及。这样的“孑遗说”并不合理。事实上，镇外的世界早就改变，镇里的结构也早已属现代。镇内居民的职业、教育、籍贯、年龄、消费都城市化了，金泽镇是上海大都市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金泽镇的传统信仰，并不是因为与世隔绝才保留下来的“活化石”。

金泽镇民众生活的现代化，自清末维新以来没有中断。光绪八年（1882），镇人陈伯骥创设金溪书院，址设颐浩禅寺的北院，开始利用佛寺办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戊戌变法前夕，本镇已经建立“金泽商会事务所”，属于上海和江浙士绅倡立的现代商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金溪书院转为金溪初等小学堂，始行新式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本镇颐寿堂药店内附设邮政代办处，金泽始有现代邮政，与上海通邮；宣统元年（1909），江苏省预备立宪，金泽镇为地方“自治区”；宣统三年（1911），镇人卫守廉发起成立淀（山湖）南农务分会，址设金泽镇。⁽⁴⁹⁾金泽的邻镇朱家角，现代化力度更强：1903年，建立现代邮政；1909年，创办小学堂；1911年，马建忠（眉叔）次子马幼眉在镇设立余丰碾米厂、光华电灯公司；1912年，自由党、社会党、五族少年保国会、共和党、国民共进会、中华民国工党等政党，都在本镇设立支部；1914年，投资珠安汽轮公司，至安亭联通京沪铁路……⁽⁵⁰⁾清末以来，青西地区的朱家角、金泽等市镇，一直保持进步，努力维新，一直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把上海和江浙地区的村镇归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地区，难以说通。

朱家角镇的现代化事业比金泽镇更成功，该镇不但有了电灯公司、邮政局，而且还发生了邑人席裕福入股上海《申报》（1909）、义成泰酱园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并获金奖（1915）、珠溪曲社传习和改良昆曲（1915）、朱泰昌纸号引进现代印刷机（1925）、柳率初创办《薛浪报》（1926）等事件。⁽⁵¹⁾朱家角镇的维新事业在淀山湖地区最有成就，后来的上海郊区有“三泾（朱泾、枫泾、泗泾）不及一角”的说法。⁽⁵²⁾江南古镇中，现代与传统关系融合较好的要数朱家角。在朱家角镇，不但保留明清时期遗产，还有不少民国时期建筑。在青西地区此消彼长的关系中，金泽相比朱家角逊色，但一直也是现代化的追随者。

清末以后知识分子中发动的移风易俗、新文化、新生活、反迷信等运动，渐次指向宗教，佛教、道教寺庙受到正面冲击。朱家角镇的圆津禅院和金泽镇的颐浩禅寺地位相同，是典型的士大夫佛教和民众佛教相结合的基层寺庙。镇士大夫的兴趣、资产、生意逐渐移往上海，追骛沪西之“张园”，甚于家乡之圆津禅院。寺院不再是乡绅的活动中心和资助对象，释道二氏，衰败一时。圆津禅寺曾“是明清时期文人雅士酬唱往返之所，其文化底蕴之深，规模之大，皆为珠街阁（朱家角别称——引者）20余佛寺之冠。从清初住持语石大师起，凡七传200余年，都善藏名家字画，其中有宋刻《妙法莲华经》、明人文徵明手书《多心经》、董其昌等32人合写的《金刚经》等等。此外，如王翚、王昶、刘墉、郑板桥、钱大昕（1728—1804，上海嘉定人）、吴昌硕等书画名流也都慕名住院，泼墨挥毫，留下诗画墨迹。宣统初年（1909），住持能证圆寂后，文物被寺僧变卖，至1949年已所剩无几”⁽⁵³⁾。寺院困窘，寺僧变卖文物字画为生，这是自然；更加自然的是，既然士大夫不愿再对佛教“持股”，佛教就“抛售”士大夫股。

近代以来，士大夫逐渐撤销了对佛教、道教甚至儒教的支持，辛丑年以后，清宗室更无人再敢扶持中华名教，原来靠宗室、士大夫、民众三足鼎立来支持的复合佛教，只得靠民众信仰独力支撑。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经历着清末以来的现代化运动，朱家角镇、金泽镇的宗教生活并未消失。以寺庙宫观为中心的有组织宗教活动确实式微了，而民间祭祀和信仰却仍然顽强。士绅供奉减少后，佛教、道教逐渐变为靠集市和庙会香火为生。朱家角镇的庙会，以淀山湖边上的普光王寺和云和道院为中心，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七日有二度香汛，称“泥河滩香汛”。规模虽不及金泽镇的廿八香汛和重阳香汛，但也是远近闻名。和金泽镇信徒去苏州、杭州进香的风气一样，朱家角镇的烧香婆也是不计其数。金泽、朱家角两镇的老居民说：民国辰光，吃斋念佛的越来越多。

20世纪，圆瑛⁽⁵⁴⁾、太虚⁽⁵⁵⁾在上海等大城市提倡人间佛教，影响达于江南村镇。从改革佛教传统，更新佛学教义，寻找新的信仰基础来看，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看作现代社会重建民众佛教的一种努力。传统宗教建立自己的现代性，人间佛教做得相当成功。僧侣们在大城市的教育、文化、慈善、救济、医疗等事业中相当积极。我们看到，人间佛教在农村基层市镇也是成功的。1926年，朱家角镇居民金联巽、张企良建立净念社⁽⁵⁶⁾，“善男信女近百人参见，吃斋念佛。民国二十五年（1936），净念社邀请上海圆明讲堂圆瑛法师及龙华寺住持性空法师先后来镇圆津禅院讲解佛学禅理，听者甚众”。1946年，圆津禅院发起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分会青浦县支会。佛教改革表明，离开了士大夫，佛教仍然活着，民众成为信仰的主流。1949年之前，朱家角的佛教人口在增加。据统计：1936年全镇僧尼近30人，1949年增加到40人。⁽⁵⁷⁾注意，这是现代组织体系下的佛教僧侣。

道教的情况和佛教有点不同，还有所不如。本来，“民间信徒往往既信佛又敬神，佛道不分”，道教也有机会和佛教一样，接受现代化挑战，建立自己的现代性。但是，各种原因使得道教未能获得与人间佛教相类似的现代性，式微的情况比较严重，甚至不得不寄人篱下，出现了被佛教吸附的情况。“至清末民初，道教逐渐衰落，道观大多废弃，或为民居，或改佛寺。朱家角镇道士有寄居寺院，或在寺庵供奉道教神像者。如镇城隍庙内居有道士一人，长生庵供武圣像，旁塑纯阳祖师，后又供释迦牟尼，如斯种种，不乏其例。”⁽⁵⁸⁾

道观被寺庙吸附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出家修行的全真教派。乡绅善士趋于佛教，朱家角镇城隍庙入不敷出，为生存计，出家道士不得不引进佛教菩萨，分享香火。道教依附佛教的情况，在鸦片战争以后非常严重。全真派在江南本不稳固，一些小道院便出售院产，关门歇业。

即使“式微”，道教作为江南地区最普遍的民众宗教，并未消失。有的道教机构幸存下来，如云和道院靠着一年两度的香汛，坚持到20世纪60年代。产业繁荣、经济富裕之后，民众信仰需求更趋强烈。那些散居在家、以“做七”为业的正一派道士，“事业”还有发展。正一派道士“平时如俗家，可娶妻生子，遇有法事则着道袍道帽，持法器、焚纸符、泼法水，为病家‘驱邪捉鬼，禳灾降福’，名为‘净宅归土’；或为亡者诵经拜忏，‘超度亡灵’，夏秋季节，遇有疫疠流行，或水旱虫灾，即行‘打太平醮，做道场’”。⁽⁵⁹⁾朱家角镇的正一派道士，规模庞大，超越清朝。“1949年前，镇上有龚姓、许姓、金姓、周姓、蔡姓、钱姓、徐姓、陆姓等道士70余人，主持法事者称法师，余则称道士。”⁽⁶⁰⁾

民国年间，青浦道士在大上海也有势力，是上海道教“十二帮”中“本地帮”的主力。按上海道教协会人士估计：上海道教在1949年之前，分本地、宁波、苏州、南通、江阴、湖州、绍兴、常熟、金坛、无锡、广东十一帮；本地帮中又分东、西两帮，东为上海帮，西为七宝、南翔，以至朱家角的松江府华亭、青浦各帮道士，均为正一派。他们与出家修行的全真道不同，做科仪为主，又称正一道。松江府道教多受龙虎山系统影响，苏南各郡道教则接近茅山系统。近代道教的式微，仅是与人间佛教相比，它的组织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成就没有佛教那么高。但是，如果以民间信仰规模来衡量，道教其实是在扩张，而且速度惊人。“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有道观二三十座。开埠后，江、浙一带道士随之来沪……解放前夕，上海共有道观236座，道士、道姑3716人。”⁽⁶¹⁾上海人口从开埠前的50万到1950年的450万，人口翻了近10倍，道观数量相应翻了10倍。国际大都市建成以后，上海的道教人口数量增加，比例没有减少。

从金泽镇、朱家角镇到近代大上海，佛教、道教呈现的情况表明：新派知识分子反对迷信，打击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以后，佛教积极应战，较为成功地转型为现代宗教；道教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在组织化层面的改组中不及佛教积极有效，但在民间信仰中却并未完全失去信众。佛教、道教都伴随着近代上海的都市化，在国际大都市中仍然顽强生存着，艰难转型，直到20世纪50年代。

金泽镇留下来的近代资料，不及朱家角镇那么丰富。金泽在清末民初没有出过重要的文人和著述，朱家角则有本镇报纸，还不止一份。采访金泽镇老人，已经很难回忆出当年镇上颐浩寺、东岳庙如何改造自己的佛教、道教，顺应社会发展的细节。但是，文献虽不足征，总体情况差不多。20世纪20年代，金泽旅沪同乡回镇资助开设平民小学，行新式教育；1923年，金泽镇通电，有金明电厂；1934年，金泽镇的民众教育馆改为金泽民校，为现代中学。这些措施使金泽镇和大上海的现代文明联系起来，一直处在现代化事业过程中。和朱家角、大上海一样，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只是在积极自我改造中，却并未被国际化、现代化、都市化、世俗化所消灭。

金泽镇佛教参与以上海为中心的人间佛教运动，虽晚于朱家角镇，规模却也相当可观。1942年，镇人陆玉珠、李希纲、夏雪荣等居士出资重建西林禅寺；同年，以西林禅寺为核心，成立金泽佛教净业社，集合男女信众四十余人；1946年，圆瑛弟子雪相法师来金泽镇为抗战中死于日寇“三光”政策的同胞追荐亡灵，行“七佛法会”，影响遍及吴江、吴兴、嘉善、嘉兴；1947年，邻镇吴江芦墟学者、南社中坚人物沈颖若居士，应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分会青浦县支会邀请，前来讲经；直到1952年，上海市佛教青年会⁽⁶²⁾还派遣续可法师前来金泽镇讲经，企图在上海市区以外扎根，发展到江苏、浙江邻近乡镇。⁽⁶³⁾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市、县、区各级统战部门落实宗教政策的举动是具有诚意的。1992年，金泽镇从1958年的废墟上重建颐浩禅寺，镇内外信徒的捐款达52.26万元，⁽⁶⁴⁾不足部分的余款，由镇政府垫付。颐浩寺复建之初，经费缺乏，由本镇居民许锦新居士兼理，后请到一乘法师住院。随着颐浩寺和杨震庙香火愈来愈旺，寺院财力增长，现已经能够常年供养十几位僧人。前几年，一位年轻的本地僧人住持领寺，现在由江苏如皋籍的法聚法师领班。据法聚法师说，现在本寺加上杨震庙的香火、供奉、法事和捐赠收入，颐浩寺已经能够自我生存，还有发展。

金泽镇的颐浩寺和上海市区很多大寺庙一样，正在经历着当代复兴。按我们对于不同层级佛教信众的划分，佛教在上层社会的复兴较多走了佛学禅修的心性路线。佛教在下层大众中间的复兴则延续了明清至今的民间祭祀传统。金泽镇这样的基层寺庙，随着精英人士离乡离土，已经无法吸引像过去净业社成员那样的缙绅人士从事讲学和禅修，宗教生活以祭祀为主。这些普通信众是一些老人、妇女和闲散人员。平日里，本地的一些善男信女，还有周围的香头定期前来烧香；初一、十五的烧香日，信徒大多来自本镇本地区，颐浩寺、杨震庙都能收到相当可观的香火钱；到了廿八香汛、重阳香汛，周边江、浙、沪方圆数百里的农民、渔民，老人、妇女，大批拥到，香火旺到来不及收拾。加上两个寺庙都做七，还有超度亡灵、消灾免病等法事收入，颐浩寺虽不能和上海市区的玉佛寺、静安寺、龙华寺等大庙相比，但也绰绰有余，生计无虞。

近年来，上海郊区寺庙的香客中出现了不少企业主、商人、职员、白领、民工、学生等现代职业人士，因旅游、度假、禅修、参访、结社等原因从镇外专门前来。虽然香客层次有所提高，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仍然较少参加基层乡镇的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活动。从上海市区玉佛寺下到松江西林寺⁽⁶⁵⁾担任住持的悟端法师，一直在本寺推行“一日禅”“禅修营”等高端活动。努力打造崇恩（寺内存宋代崇恩塔）佛教品牌，先后成立了崇恩图书馆，出版“崇恩法苑”丛书，创立崇恩书苑、崇恩书画院、崇恩编辑社。市区大公司的高管、职员顺着他的指引来松江修行，还有一些学者来讲论佛学。但是，人间佛教、都市佛教不能撑起西林寺的全部活动，西林寺仍然是以传统祭祀为主要内容。悟端法师提供了一份《2013年大型法会一览表》，抄录如下：

2013年大型法会一览表

正月初一日	新春祈福撞钟法会、烧头香
正月初五日	喜迎财神、点灯祈福
正月初九日	帝释天诞尊，凌晨六时，大型供天
二月十九日	观音圣诞，点灯祈福
3月29日至4月4日	清明孝亲众姓水陆法会
4月6日至12日	独姓报恩祈福水陆法会
五月初三至初六日	文殊菩萨圣诞暨千佛忏，祈福学子
5月4日至6日	崇恩文化节暨浴佛节，梵音、乐舞、传灯、浴佛
5月6日	皈依、拜师仪式
六月初六、七、八日	点灯祈福，金榜题名
六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崇恩念佛会、观音成道灌顶法会
七月十五日	报恩普度法会，盂兰盆会点灯
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八日	地藏圣诞水陆法会，设延生禄位和往生莲位
八月十五日	中秋赏月、供月仪式
九月初九日	西林梵音登高游
10月6日至12日	第九届短期出家活动
九月三十日	药师圣诞活动
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一日	冬至孝亲水陆法会，设延生禄位、往生莲位
12月31日	元旦祈福撞钟法会
十一月十七日	弥陀圣诞法会
十二月初八日	腊八粥供应日

从上表来看，在基层复兴的当代佛教的特征，仍然是以祭祀（法会）为主、佛学研读为辅，仍然是一种民众佛教，或者在更新的意义上说是新民众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