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圈：“施坚雅模式”的修正

市场圈：“施坚雅模式”的修正

今天的金泽已经沦为边缘乡镇，但在明清时期的交通、市场体系中，它是太湖东缘河、湖、港、泖体系的中心。《金泽小志·疆域》：金泽镇“至本邑县治（青浦镇）三十六里，至郡城（松江府城）八十一里，至苏州巡抚驻扎所一百里，至江宁省城总督驻扎所七百里。南至嘉善县治三十六里，西至吴江县治五十四里”⁽¹⁾。金泽镇处在青浦、嘉善、吴江三县的交界地，离松江、嘉兴、苏州三府府城的距离也大体相当，均在百里之内。再远一点，距离苏、浙之省城南京、杭州也不过数百里。水路舟楫，四通八达，金泽镇有地理优势，曾经是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的中心。

除了是水路运输中心，金泽镇也曾经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货品交易中心。成为商业中心，必然具有某些贸易优势，有特殊的商品能够用来交易。在史志中查找，发现清代乾隆以后金泽镇还有一个拳头产品——纺车。金泽镇的纺车制造技术，在方圆百里之内是最好的。从松江、吴江、昆山、常熟、嘉善、桐乡、海宁、萧山等地来金泽购买纺车的农妇，川流不息。《金泽小志》称：“纺具，曰车，曰锭子。……到处同式，而金泽为工。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买，故‘金泽锭子谢家车’，方百里间，习成谚语。”⁽²⁾购买纺车的顾客们，甚至来自苏南、浙北，地理距离百里，涵盖苏州、嘉兴、松江三府。

处于长江三角洲棉业和丝业的交界地带，金泽镇还有贸易优势。据《金泽小志》记载：“松江棉花布，衣被天下。东乡种木棉者，居十之三，俗称‘花地’。惟西乡土性不宜，而女红自针黹外，以布为恒业。金泽无论贫富妇女，无不纺织。肆中收布之所，曰‘花布纱庄’，布成持以易花，或即以棉纱易，辗转相乘，储其余为一家御寒具，兼佐米盐。”⁽³⁾长江三角洲土地，受海潮侵袭。棉花能抗盐碱，故而东部宜棉，西部宜稻。金泽镇往西是苏州、嘉兴两府著名的“湖丝”产地，金泽镇正好处于稻、棉、丝出产的交界处。也就是说，在江南的地区产业分工中，金泽镇有地理优势，“抱布贸丝”，松江之布匹，要换取嘉兴、苏州之丝绸及江南之稻米，必在金泽镇贸易。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金泽镇发展出自己的内部分工：东乡植棉，西乡纺织，金泽镇利用这样的分工做起了花、纱、布、丝、绸、稻、米的交易；交易有所盈余，还引进镇区之外的柴、米、油、盐等日常用品，全镇的商业便发展起来。

宋代的金泽镇，居江南地区的枢纽地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录金泽镇：“在县西南三十三里，东南通长泖，向当浙（江）、（南）直（隶）之交，设巡司汛守，防盐盗出没。又县西三十六里曰双塔市，商旅往来苏、松之中道也。”⁽⁴⁾金泽本地志书记载：“四围皆泽，镇具苏松水道之中。”⁽⁵⁾金泽水系，东连吴淞江、黄浦江，联系上海；西承淀山湖、太湖、大运河、长江，方便进入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南下港泖，又与浙江之嘉兴、湖州、杭州沟通。水路交通的枢纽地位，令金泽镇维持繁荣，直到民国年间，镇上仍然有“夜航船”专线，联通松江、苏州、无锡和杭州。然而，伴随着上海的大工业机器生产崛起，当地传统的渔业、农业、手工业失去重要性，陷入衰退。百多年里，金泽镇一直与衰退斗争。20世纪后期铁路、公路交通兴起后，水运废弃，全镇陷入困境，一蹶不振。如今，金泽镇的公共交通是汽车，有“青金线”连通青浦县城，“金商线”连通邻近的商榻镇。

金泽镇借助其在江、浙、沪水路网络中的枢纽地位，近代有过一次小小的复兴，在清末民初成为淀山湖一带的枢纽，继而是通往江、浙、皖、赣乃至两湖地区的转驳运输中心。光绪末年，上海的中外商人从英国、美国引进新型汽轮，有怡和、旗昌、轮船招商局等企业采用汽轮航运，航线从远洋、沿海渐渐进入长江和内河。19世纪末，金泽地区用传统“航船”（帆船）、“划船”（橹船）散漫经营的内河航运开始改变。“（光绪）二十一年（1895），首由上海立兴公司试行（新轮），自新闸起，溯吴淞江，入大盈浦，经（青浦县）城濠而西，达珠街阁镇。邑商继之，未几立兴停驶，上海内河招商轮船局接踵而起。三十三年（1907），邑人沈锡麒集股倡办裕青公司，自置小轮，逐日开驶。”⁽⁶⁾金泽镇没有直达上海的轮船航班，东邻朱家角镇设立贯通上海的大码头。但是，金泽镇是进入江浙各县、镇的孔道。金泽为朱家角至上海航线提供客源，接驳旅客到苏州以西的地区。没有力量引进新式汽轮，镇民们利用旧式航船、划船，开通了金泽至苏州、金泽至枫泾、金泽至珠街阁、金泽至练塘四条航线。其中金泽到苏州的航班“间四日来往一次”，其他都是“间日来往一次”。金泽镇的分航线有定期航班，是现代式的公司经营，像毛细血管一样，分输了上海“主动脉”输出的运力，贯通江南各地的经济脉络。

在欧洲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中世纪的城市复兴有的起源于教堂，有的发端于市场，还有一些是从国王、贵族和大家族的城堡而来。从大部分情况来看，教堂是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因素。除了教堂的宗教作用，市场的经济作用以及城堡的军事作用，都是欧洲近代城市复兴的重要因素。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中提出：“加洛林王朝时代的城市并不是一个经济中心，除了其为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以外，事实上它是一种庙宇城市（Temple City）。”⁽⁷⁾宗教制度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兴起的城市中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是不是这样呢？

中国古代把行政治所（都、州、府、县城）建成都、国——城市。金泽镇不具行政职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但是，金泽镇在宋代以后却因为颐浩寺、东岳庙和杨震庙的香火而兴，成为一座“庙宇城镇”。因香火而盛，可以比拟为欧洲的“圣城”（Pilgrim City）。同时，由金泽镇的香火发展出的庙会又是一个市场。本镇一千年的发展历史上，有庙有市，缺乏的只是衙门行政功能。靠着信仰和经济活动，金泽镇的老爷庙会规模很大，将整个江南地区都联系起来。江南的乡民们平日都在本村、社、乡、镇的庙里烧香，逢年节则以庙会形式，用划船、航船串联起来，做朝圣拜祭。一般来讲，年节朝拜的中心大庙都在县、府、州治的城里，但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一些超级市镇的庙宇也发展成为信徒朝圣的中心。金泽镇的颐浩寺一度超过了杭州灵隐寺，成为宋代以降佛教的中心庙。朝圣类型的中心庙带动了江南乡镇的城市化。

而金泽镇东邻莲盛乡，市集和寺庙都不如金泽发达，乡民的经济和宗教活动以金泽为中心。“每逢初一、月半（十五日），多见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信徒和居士，在本村或附近寺庙烧香拜佛，祈求逢凶化吉，迷途指津。每逢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九月九日（重阳节前后）、七月二十七日、七月五日，分别去金泽东岳庙、商榻石人庙和朱家角等庙求神拜佛。有的青年人还护‘快船’（艄船）寻兴作乐，有的扎肉提香（彩灯等），表示对佛的展演。”⁽⁸⁾另一东邻西岑乡，也以金泽镇为中心：“金泽镇有庙会，西岑地区亦有大量佛教徒去金泽赶庙会。”⁽⁹⁾江南的集市制度早在明清时期已经突破了庙会形式，即不仅是初一、十五借“庙”做“会”，而是天天开店，日日有市。但是，月中两次最大的店市，仍然是庙会。乡谚“烧香买油酱，一凑两各档”⁽¹⁰⁾，说的就是宗教祭祀和商业交易合为一体的庙会。

金泽镇在宋代为江南的市场中心，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清代衰落，但直到民国时期，金泽镇的庙会辐射范围仍然不小，四乡八邻都以金泽为中心。“建国（1949）前，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商榻地区许多群众都摇了船到金泽镇参加东岳庙‘杨老爷’出会。这天金泽镇人山人海，烧香拜佛人不知其数，其规模比本乡‘三月二十五’庙会的规模还大很多。”⁽¹¹⁾镇上的老人回忆说：民国时期金泽镇庙会范围达到青浦县的西岑、莲盛、商榻、练塘、朱家角；昆山县的周庄、锦溪、甪直；吴江县的莘塔、芦墟、北厍；嘉善县的丁栅、姚庄、西塘；松江县的枫泾、新浜；金山县的朱泾……今天负责管理金泽镇杨震庙的演智法师，给我们出示本庙的捐款登记簿，簿子上善男信女的地籍有：无锡、苏州、吴江、昆山、常熟、太仓、松江、青浦、上海市区、嘉善、嘉兴、桐乡、海宁、萧山、杭州。熟悉明清地理的人知道，这是江南的精华之区。

以辐射范围的半径来看，现在分属江苏、浙江和上海三省市的系列古镇，仍然是金泽镇的香客来源地。金泽镇杨震庙的香火兴旺，汛季人数常常逾万，大多是外地赶来。为什么舍近求远，这些从四处各地来朝圣的信徒解释说：金泽镇香火如此兴旺，与当地杨震庙没有修复，信徒们无处烧香，因而集中来金泽镇“寻杨老爷”有关。确实，旧时杨老爷的信仰范围遍及松江、苏州、湖州、杭州，很多乡镇在本地都有供奉。现在江南一带却只有金泽镇重建了单独的“杨震庙”，要烧香只有到金泽来。但是，也有一些信徒解释说：平时家里自己烧烧香，节假日就要到金泽镇来烧，因为金泽杨老爷最灵。这个解释更贴近信仰实情，信徒们普遍认为：香，越烧越灵，所以要烧老庙；庙，越旺越灵，香客越多越好。这种说法，有点像赌客要找热得发烫、如有神助的赌台下注。或者说，华人赌徒们的潜意识本来就受了民间宗教的影响，江南人在吴语中讲的“一窝蜂”也是这个意思。于是，金泽镇杨震庙就成为中心庙，香火在江南地区独擅胜场。

当代杨震庙的辐射区域，已经超过民国时期。由于交通工具的改善，今天金泽镇杨震庙的香客来源又有扩展。香客动用机动船，或者大巴前来金泽。因为可以当天或隔日往返，这几年的香客来源甚而远至常州、温州。近年来，远方香客寻找市镇中心庙朝圣的情况，也发生在青浦白鹤镇施相公庙。施相公，即施锷，其信仰在江南地区也非常普及。“白鹤镇的干部说：前来烧香的人最多时（一天）有一万多人，南至温州，北达苏州，以外地人为主。”⁽¹²⁾还有，嘉兴王江泾镇的刘猛将庙，清朝、民国年间也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庙，有著名的“网船会”。青浦的杨震庙、施公庙，嘉兴的刘猛将庙，在江南地区都非常著名，朝圣香客慕名而来，远远超过了县城里面靠行政权力设置的文庙、武庙、城隍庙。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1925—2008）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四川、华北和江南地区调查市镇、市场和社会结构，他强调宗教在市镇建设中的重要性。“另一个焦点，其重要性几乎不弱于市场，通常由镇上较大的寺庙提供。……庙中供奉的神灵本身在尘世上的活动范围，被认为与基层市场区域一致。东岳——一位管理地狱的官员——的雕像每年都要被抬出来在他的权力区域内游行。”⁽¹³⁾施坚雅并没有关注金泽镇的宗教、行政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但他的概念体系适用于本地区情况的讨论。和他考察的其他地区一样，金泽镇的庙会、老爷出巡，对市场、市镇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和施坚雅论断有所区别的是：金泽镇庙中神灵的活动范围，不只是“与基层市场区域一致”，而且远远地超越了市场。

施坚雅在四川地区划定的村镇市场范围，“距离为3.4到6.1公里”，即“最边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地步行到集上”的距离。按此计算，“18个左右的村庄，1500户人家，分布在5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典型的社区”构成了一个“基层市场”，中国传统社会的梯级市场理论（“施坚雅模式”）就此建立。⁽¹⁴⁾这个基层市场，和金泽镇平日香客的进香范围是一致的。据调查，民国时期和现在的情况差不多，金泽镇初一、十五的香客，大多来自本镇以及莲盛、西岑、商榻等周边乡镇，属于步行距离范围。但是，江南信众还有远方进香（“烧远香”“拜山”）的习惯，航行距离远至数百里，“每逢农历三月、九月，富人乘大船（乘大船不用摇橹）去苏州、杭州庵堂上香拜愿”⁽¹⁵⁾。今天的颐浩禅寺住持法聚法师，每年要组织本寺院的信徒去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地进香。同样，金泽镇寺庙被江南信徒认为有“灵”之后，拜香而来的外地信徒远至沪、宁、杭。据2012年重阳香汛期间的调查，“九九”当日，50％以上的香客是非金泽镇的外地人。宋、元、明、清、民国，乃至今天，金泽镇的市场范围从没有达到过苏州、无锡、绍兴、杭州，但是廿八香汛中的远方香客，却络绎于途，从数百里之外航行而来。换句话说，金泽镇的信仰圈，远远超过它的市场圈，如用这两“圈”理论来解释江南宗教，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施坚雅在四川盆地看到庙会推动市镇发展，这在江南也确凿无疑。“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社、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职业团体也可能在基层市场社区内组成。……还要提到的是，基层市场社区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息息相关。基层市场和较高层次市场是专业说书人、戏班子、卖唱盲人、摆赌摊的、卖艺的、练杂技的、卖膏药丸药的，以及魔术师等等人物的舞台。”⁽¹⁶⁾庙会、社戏、结社、行会等市镇社会按香火方式加以组织的情况，在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中都有记载。根据对金泽镇的文献和田野调查，我们把宗教确定为比市场和行政更为重要的因素，来理解这座“庙宇城镇”的起源、生存和发展。金泽人一直在夸耀自己“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古老传统。“桥庙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自宋代以来航运、交通、贸易、产业和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宗教信仰，确实是金泽镇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和很多研究中国城市的学者一样，施坚雅倾向于把中国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中心，另一类是人为行政中心。一般人认定官方权力只把有城墙防卫的行政中心看作城市，以下就是乡下。“在中国，都市的概念一直与衙门和城墙紧密联系。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一座真正的城市是建有城墙的县治、府治，或省治。”至于城市与市场的关系，社会学家中有的认为县治和中心市场重叠，北方城市的县城通常就是本地区的最大市场，行政和经济推动城市发展（如杨庆堃）；有的学者承认重要都会，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成都都是军事和行政功能起源，确实是官方城市（如费孝通）。但是，我们发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存在着大量商业性的市镇。江南地区的自然经济中心和人为行政中心出现了分离，许多市镇的功能和规模，超过了县治、府治。

中华帝国幅员广大，想要概括出某种普遍模式，本身就是冒险。费孝通在《乡土重建》（1948年）一书中，否定了中国城市性质的统一性。费孝通根据江南乡镇的情况，区分城、市、镇的概念。他把北京、南京等称为“衙门围墙式的城”，“‘城’墙是统治者的保卫工具，在一个倚靠武力来统治的政治体系中，‘城’是权力的象征，是权力的必需品。因之，‘城’的地点也是依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决定的”。⁽¹⁷⁾相反，在江南地区另外有一种人口集聚力量，这就是商业活动推动的市和镇。在清代，许多江南市镇的工商业都超过了县城，“以太湖流域的情况说，我（费孝通）的故乡吴江县的县城在商业上远不及县境里的镇，好像震泽、同里都比吴江县城为发达”⁽¹⁸⁾。费孝通的观察有依据，乾隆《盛湖志》记吴江盛泽镇：“万家灯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阊门埒。”⁽¹⁹⁾吴江首镇盛泽之繁华，不但超过县城，甚至及得上府城苏州。在吴江（中心市场在盛泽、震泽、同里镇，不在吴江城厢镇）、青浦（中心市场在朱家角、七宝、金泽镇，不在青浦城厢镇）、昆山（中心市场在周庄、千灯、锦溪镇，不在昆山城厢镇）、嘉定（中心市场在南翔、黄渡、安亭镇，不在嘉定城厢镇）、宝山（中心市场在罗店、大场、江湾镇，不在宝山城厢镇）、吴兴（中心市场在南浔镇，不在吴兴城厢镇）、嘉兴（中心市场在王江泾镇，不在嘉兴城厢镇），费孝通的判断完全正确。⁽²⁰⁾上海县的情况是个例外，上海县境内还有诸如闵行、龙华等市镇，但不及县城。上海在宋代设镇，是市舶司所在；元代设县；清初又因海运开埠，苏松太道署和江海关都移设上海；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各类中外机构建立，上海的县治、道署和商埠地位重叠，华洋杂居，政商结合，成为综合性的现代大都市，地位超越苏州、杭州、南京和北京。

在江南，经济力量推动了一大批市镇的发展。那么，还有没有经济、行政之外的力量，比如因宗教生活而推动城市发展的案例？信仰活动改变城市面貌的情况，在中古时期的欧洲和阿拉伯城市普遍出现，在中国却被认为非常罕见。但是，历史地理学家在查考泰山和泰安市、普陀禅寺和舟山市、少林寺和嵩山市的关系时，都发现宗教信仰和这些城市的发生、发展有关系。在上海及周边地区，龙华寺与龙华镇、法华寺与法华镇、七宝寺与七宝镇、真如寺与真如镇、南翔寺和南翔镇、青龙寺与青龙镇，还有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社区与徐汇区的案例，都表明当地的讲经、修道、法事、庙会、朝圣、福传活动，推动了镇区的建立与发展。在青浦县金泽镇，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因庙兴镇”的实例。宋代以后，金泽镇从一个“庙宇城镇”逐渐发展为商业、贸易、航运、手工业和农产品交易中心。金泽镇的案例提示我们：中国的古代、近代和当代，存在着信仰力量推动城镇发展的案例。

施坚雅提出的梯级市场及市场圈理论被国内外汉学界概括为“施坚雅模式”。这个模式划分了“基层集镇”（Standard Market Town）、“中间集镇”（Intermediate Market Town）、“中心集镇”（Central Market Town）、“地方城市”（Local City）和“地区城市”（Regional City）⁽²¹⁾的不同层级。按施坚雅的划分标准，十几个村庄，上千户人家，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湖区土地上，是一个基层集镇的“典型的社区”。⁽²²⁾民国时期的金泽镇，应该是“施坚雅模式”中的“基层集镇”。在明朝和清朝，金泽镇是“青（浦）西巨镇”，曾经设立行政性的巡检司管理数个集镇，则其地位应该相当于施坚雅的“中心集镇”。然而，金泽镇是江南市镇发展中的另类案例，它的繁荣不仅因为商业，而且因为宗教。金泽镇的宗教影响超过了它的经济影响，香客来源和辐射范围已经到达了苏州、无锡、杭州、绍兴地区，就此而言，它至少达到了施坚雅的“地方城市”水平，甚至可以跻身江南的“地区城市”之列。

松江府、青浦县和金泽镇方志形容颐浩寺，都称“虽杭之灵隐，苏之承天，莫匹其伟”⁽²³⁾，便是把金泽镇的香火和苏州、杭州相提并论。据镇民们的回忆，颐浩寺确实在江南称雄，影响很大。明代建造的金刚殿规模极大，几经兵火，民国犹存，金刚菩萨的帽子上可以围坐四个人吃茶，江南人都冲着金泽的四大金刚来烧香。殿内的大梁粗大得江南少见，1958年被拆去了建造青浦县城的影剧院大礼堂，可见规模之巨。老年居民回忆说，颐浩寺抽一种“大概签”，求的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是为天下黎民百姓抽的。在全国，只有北京广化寺、浙江普陀寺和金泽颐浩寺三个寺庙有抽大概签的，可见金泽镇的宗教界气魄之大，有着少见的全民关怀。⁽²⁴⁾金泽镇是江南文化中的一座“圣城”，它的宗教生活具有地区城市特征，远远超出其经济地位。

“因庙兴市”的现象，是“施坚雅模式”忽视研究的。尽管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注意到四川的基层集镇都“染上宗教色彩”⁽²⁵⁾，但毕竟没有专门就宗教功能对于城镇发展作出研究。在他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有几篇论文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讨论城市结构问题，例如斯蒂芬·伏伊希特旺的《学宫与城隍》、施舟人的《旧台南的街坊祀神社》，但是施坚雅本人并未推进宗教生活对市镇发展作用的研究。没有考虑宗教信仰的因素，对“六边形市场”理论作出限定，这是施坚雅模式需要补充和修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