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汛：庙会、性别与组织
金泽镇的庙会，与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政府推动的有会无庙的庙会完全不同，仍然是明清和民国风格的庙会，是一种以进香为主，集市贸易为辅的祭祀活动。金泽镇民称自己的庙会为香汛，或许更恰当。在金泽镇，沿袭明清春秋两祭的习俗，有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生日，现在有居民讹传是杨老爷生日）的“廿八香汛”和九月九日（重阳节）的“重阳香汛”。金泽镇香汛，也有政府意愿的介入。镇上经济滞后，政府极愿利用香客蜂拥前来的机会，举办商品集市，振兴市面。两次香期加起来有一个月，杨震庙的沿路、沿港，设有两三百个摊位，广为招揽。但是，庙会小摊对信徒吸引力很弱，据复旦大学宗教学系课题组在2012年10月23日金泽镇重阳香汛的问卷调查，庙会当天统计到的473人中，烧香之外滞留镇上“逛街购物时间”，1—2小时的有432人，2—5小时的41人，5小时以上的则为0人。这个数据表明：90％以上的香客，烧完香就走了，基本不购物。(53)镇政府当然希望借庙会发展本镇经济，但实际上香客在进香之外，很少买东西，金泽镇的庙会，基本上还是香汛。
在历史上，金泽镇出名的不但是庙外的东岳庙会，更是庙内的东岳道场。现在金泽镇复建了杨震庙，但还没有复建东岳庙。因此，目前信徒都把本镇道场称为“杨老爷道场”。由于杨震庙归青浦区佛教协会下属的本镇颐浩寺管理，颐浩寺僧侣认为，杨震庙的信徒纯用血食和荤祭，不方便做佛教素祭的法事，所以杨老爷道场办得不是很正式。大型、庄重的道场，都移到颐浩寺举办。相反，邻近的青浦区朱家角镇上的城隍庙由道教协会管理，该庙大殿右侧的前厢殿内也供奉杨震像，廿八香汛和重阳香汛之日，城隍庙都由道教协会的八位道士齐做杨老爷道场。朱家角镇城隍庙的道教太平斋醮比较传统，收集、誊录、唱念、焚烧信徒名字，供奉礼敬，达一小时之久。青浦地区的谙熟香客们，很多去朱家角城隍庙上香，参拜杨老爷。金泽镇杨震庙的香客，大鱼大肉抬进来，红烛高香点起来，远比别的镇庙热闹，道场却是没有。杨震庙偶尔做个道场，是佛教式样的，素雅清静，不过瘾。香客们说：杨震庙的庙会“闹猛”（热闹），道场就“呒啥啥”（没什么）了。
传统水乡的市镇祭祀活动，都是靠船运交通网络来组织的。金泽古镇的寺庙宫观沿河布置，每座石桥的两边都建有寺庙，吸引香客。香汛季节，香客们从四乡八邻、外镇外县前来进香，都是借着各种船只（有“夜航船”“乌篷船”“游船”“划船”等名目）赶过来，下船就可以烧香。不独金泽镇这样，江浙沪地区的古镇寺庙，大多是沿河道建造的。相传在历史上香火鼎盛的时期，金泽镇的繁华格局是全镇有42座桥，“桥桥有庙，庙庙有桥”。桥庙一体的格局，在金泽的邻镇嘉善县西塘镇，又被俗称为“烧香港”。烧香港是一条700米的长港，沿河有圣堂、福源宫、东岳庙，香客可以从头烧到尾。在青浦朱家角镇，桥庙一体的格局也保存着。本镇最重要的道教宫观城隍庙、最大的佛教寺庙圆津禅院，都还保留在河边，登岸入庙的格局依然。近几年，音乐家谭盾在朱家角镇经营一家“水乐堂”音乐剧场。音乐剧场和圆津禅院隔河相望，佛寺晨钟暮鼓实景，自然融入水乡音乐演出，意境确实不错。
沿河岸建造的寺庙，都受到小桥流水环境的限制，难以展开。香火兴旺，有了足够香资之后，僧侣大德们就会设法外迁到便宜宽敞的空地，另建大庙。明清时期，随着乡镇经济的发展，有财力的寺庙都离岸发展。在太湖流域，东岳庙香火最兴盛，沿河小庙的格局不够应付。西塘镇的东岳庙，明朝正德十年（1515）就由知县倪玑出面，募款觅地，迁出镇区，在东郊凤凰村建造大型宫观。(54)金泽镇东岳庙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庙原位于镇区内的钟家圩，是河边小庙。金泽镇的廿八香汛越来越盛，东岳庙在元代就迁到了东郊开阔的东沈港边上，以便举办更为盛大的庙会。东沈港边的东岳庙虽然也坐落于河港边上，但因为河宽港大，不便建桥，故金泽镇民在“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谚语后面，又加了一句说法“迎祥桥没庙，东岳庙没桥”。迎祥桥位于金泽镇的南郊，故没有建庙。金泽镇民附加了另一个故事，更为有趣：“文革”高潮中有一次废庙运动，镇“革委会”拆掉桥堍的所有小庙后，都建造了厕所，欲彻底“搞臭”迷信，于是镇谚就变成了“桥桥有厕所，方便见桥桥”。如今的金泽镇，镇民还在抱怨“桥桥有庙”没有恢复，但毕竟“桥桥有厕所”的年头已经过去。
“文革”以后，各地兴办了很多“庙会”，意在兴商。限制之下，庙会有会无庙，没有宗教活动做底蕴，变为纯粹的商业、民俗、娱乐活动。当代“庙会”，徒具形式，和传统文化关系不大，缺乏亲和力，传播不开。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的龙华庙会，每年“三月三”（王母娘娘生日）在龙华寺旧址举办，却仍然庙归庙、会管会。街道政府负责摊位招商、市容管理，乃至民俗文化活动，龙华寺庙内的僧众并无配合。社会、法会、诵经、布施、慈善等活动，并不同场举行。庙会分离以后，贸易型的庙会并无特色，吸引力越来越小，难以为继。金泽镇的庙会，仍然是庙与会结合，整个庙会围绕着杨震庙和颐浩禅寺的祭祀和法事开展，宗教信仰是庙会的主要内容，甚至还有些重庙轻会。
有香汛做底蕴的庙会，和当代世俗“庙会”不同，表现出浓烈的信仰特征。金泽镇庙会的鲜明特征，是女性参与程度特别高，庙里庙外，妇人特多。杨震庙、颐浩寺、总管庙以及无数有庙无庙的“烧香点”烧日常香的，也大多是女性，较少有男性。女性烧香人口比例高，不但是农村市镇寺庙的特点，上海市区玉佛寺、静安寺、龙华寺、城隍庙香客，也是以女性为多。在苏州虎丘寺、杭州灵隐寺，每逢烧香季节，有如云如织的女香客，人称“烧香婆”。颐浩寺住持法聚法师说：禅寺和杨震庙的常年护法，都是女性。上海市区玉佛寺住持慧觉法师说：我们的情况有点不同，来本寺禅学班读经的有很多“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其中不乏男性CEO。但是，经常参加本寺慈善活动的，大多还是女性。不独本土宗教的香客以女性为多，在江南地区城市和乡村参与天主教、基督新教礼拜的人，也是以女性为主。各类活动都以女性为主的现象，佛教学者将之归入“比丘尼研究”，道教学者作“坤道研究”，在基督宗教神学家看来就是某一种女性神学。
江南妇女积极于信仰生活的现象，明清时期已然。明代万历朝佛学高峰的时候，南方妇女不单自己进香，而且还参与讲学，提倡“女学”。李贽在麻城、南京、杭州各地寺庙讲论佛学时，附议“女人学道”(55)，众多良家妇女参与，以至《明史·李贽传》有“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的批评。清初整顿江南士风，打击妇女组织淫祀，抛头露面，“宣淫败俗”是一项重要内容。康熙二十三年（1684），理学名臣汤斌出任江苏巡抚，整肃江南奢靡之风，仿唐代宰相狄仁杰故事，禁绝南方人的迷信。禁绝苏州五通庙的时候，汤斌的一个理由就是该信仰在妇女中间助长淫荡风气。苏、松人民祭祀五通神时，香火缭绕，男女混杂，载歌载舞，“妇女有游冶之习，靓妆艳服，联袂寺院”(56)。
禁绝五通神信仰，除了要破除妖术之外，另一个借口是反对庙会之奢靡。汤斌指称：“吴中风俗尚气节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词艳曲，坏人心术。蚩愚之民，敛财聚会。迎神赛会，一幡之值，至数百金。”(57)明末清初，江南各地四乡八邻的民众，每逢祭祀都会组织起来，士人填词，戏子优孟，妇女观剧，备华服，扮神祇，搭高台，请戏班，巡乡行街，鼓乐喧闹，媚神娱己。这些活动，古代之儒家和现代之学者，一般都称之为“民俗”“岁时”“娱乐”活动，以定义其世俗性，减轻其宗教性。但是，从参与者的感受来说，这些活动具有很强的宗教意味，被称为“迎神赛会”。活动的目的，是为“迎神”；迎神过程，有激烈竞争。谁能请到尊神回乡，需要比看各自的服饰、旗幡、礼乐，称为“赛会”。
妇女冶游，“联袂寺院”的风气，多为明清作者诟病，本身却并非“宣淫败俗”。相反，女性信徒和庙宇僧侣合作，多半案例都是妇女正常参与庙会活动。我们在颐浩禅寺和杨震庙都看到，寺庙周围确实有一大批“护法”“香头”“师娘”，大都是中老年女性。她们和寺院法师合作，把他们当儿孙般地扶持供养，帮助僧侣们办理寺院佛事，组织信徒去外地寺庙“朝山”。明清学者常常抨击女性信徒的“留庙”风气，称为恶俗。令人诧异的是，这些老年女护法得到了家中支持，接连数天做法事期间都留住在庙里。留庙似乎是一种介于出家与在俗的做法，按女护法们的说法，家中的父亲（公公）、丈夫、儿子、孙子忙于做生意、工作、读书，她们有空信佛，愿意服务。祭祀的时候，给男人们写名字，和他们自己来是一样的。按寺庙僧侣的说法，妇女烧香，不单代表自己，还代表了一家，男性成员都包括。从庙会、法事、朝山和日常进香中显露的性别差异来看，男人不烧香，不等于不信仰。
迎神赛会固有世俗性，摩肩接踵，烟雾缭绕，男女混杂，车马声嚣，风化案件容或是有的。但是，我们应该首先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问题，把联袂寺院看作江南寺庙的一种组织方式。所谓“联袂寺院”，正是善男信女和寺庙僧侣的密切沟通，合力兴教。江南人有促狭语，指女子与僧侣勾搭，是“烧香望和尚，一凑两合档”。清中叶上海方言小说《何典》，对女性信徒参与寺院生活有刻薄描述，作者张南庄描写了赶庙会的热闹场景：“请一个怕屄和尚住在庙中，侍奉香火，收拾得金光灿烂。村中那些大男小女，晓得庙已起好，都成群结队的到来烧香白相。正是‘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58)乡镇寺庙都是信徒出资建造，聘请一位外地来的和尚住在庙中，侍奉香火。这样的关系，信徒为主，僧侣为客，探望关心，一般都很正常。“烧香望和尚”之类的市井谰言，其实正好印证了江南信仰生活的主要特征：礼佛参拜、商业集市和大众娱乐，是市镇庙会的三重社会功能；善男信女与和尚道士，是民间宗教的两大组织系统。联袂寺院的做法，表明传统乡镇、城市里的民间宗教，确有一个基层市民信众也能参与的公共空间。
江南女性参与信仰生活，多半限于组织祭祀活动。历史上，妇女立会多是些形式上的香会，没有正式的名称、章程和架构。妇女香会围绕着“朝山”“进香”组织香期活动，平时只是参与祭祀、召集读经。这样的香会组织方式松散，把民间宗教保持在祭祀层面。男子参与信仰生活，与妇女们的形式很不相同。男子们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倾向于组织比较严密的“会”“社”“盟”，拟定社名、订立章程、推举领袖、定期活动，“夜聚晓散”。如果把中国本土宗教分为组织程度较高的民间宗教和专注于祭祀的民间信仰，那么男女确实有别，男子倾向于宗教，妇女倾向于信仰。男子具有社会性，追逐权威性，男子的社、会，更加容易走向组织化。
“男觋女巫”，男女在信仰生活中历来就有分工。在金泽镇调查时，曾询问杨震庙和颐浩禅寺周围的女性香头：为什么做香头的都是师娘，有没有男人做香头？师娘们回答说：男人忙啊，现在做香头的都是女人。师娘们很快回过来说：以前来金泽镇烧香的香头常常是男人。因为到处进香，都要撑船摇橹、杀猪抬香，河浜里还可能要“打相打”（发生摩擦），女人吃不消的。这几年坐机帆船来的还有，但多数是骑自行车、摩托车或乘小轿车和旅游大巴来烧香，女人们都可以自己做。女香头们还说：过去庙会必须男人出面，因为要同别的村镇进香团做比赛。确实，在廿八香汛和重阳香汛上，我们看到更多的男人出面。按复旦大学宗教学系课题组在2012年10月23日重阳香汛上的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618人中间，除19人失填之外，女性377人，男性222人。(59)这个比例数字说明：在重大庙会时，男性参与人数比平时要多。
男性参与庙会祭祀的热情，不下于妇女，只是方式不同。2000年以来，金泽镇的香汛都有一支来自嘉善县姚庄镇的“先锋社”。该社的成员全部是男性，20多人，40多岁，戴清一色的墨镜，每年两次来到金泽镇的庙会“抢老爷”。先锋社的绝招是表演“扎肉提香”，他们用十几根钢针，扎穿小臂的皮肉，两头系线，下垂吊起一只七八斤重的香炉，点燃香火，有的则是挂一面大锣，跟着“老爷出巡”的队伍，边走边敲，非常显眼。“扎肉提香”在清代就是江南赛会中的热点，每次表演都轰动江南。清末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中有《点肉身灯》一幅，描述“禾郡（嘉兴）城隍庙七月十四夜，四乡男妇入庙烧香，竟夜不息”。祭祀庙会中的社、会组织，以显示自己的虔诚、热心，甚至是残忍，来打败对手，抢夺老爷，这是男人的信仰方式。
20世纪30年代以后，政府取缔宣传迷信的“赛会”，也限制宗教性的社、会活动；50年代以后，政府推广唯物主义教育，移风易俗数十年。90年代以后，嘉善县姚庄镇居然在年轻一代人中间恢复“扎肉提香”的先锋社，可见民间信仰生命力。近年来，姚庄先锋社同时出现在王江泾镇刘王庙、金泽镇杨震庙、白鹤镇施相公庙等庙会中，在江浙沪地区成为传奇话题。按青浦县的《朱家角镇志》《朱家角乡志》《莲盛乡志》等记载，当地历史上也都有扎肉提香的会社，“文革”后没有恢复而已。现在的先锋社，是江南地区赛会传统的活化石，大部分的社、会并没有恢复建立，组织形式也不健全，政府对其合法地位也有质疑，未来并不确定。
女性和男性在民间信仰生活中的角色，确有不成文的分工。一般来说，日常祭祀和乡村信徒的事务，由女性师娘负责；重大庙会和组织更繁巨的祭祀活动，则由男性香头负责。最近30年里，金泽镇及其附属的金泽、西岑等乡村，都恢复了每年春、秋两季演出社戏的习俗，邀请江浙沪地区的戏班子来村里的戏台演戏。每季社戏持续3天，每天演两三场，共六七场戏。2010年以后，每台戏的费用已上涨到三五千元，总费用需要两三万元。按西岑村范书记描述的情况，平时村里烧香、哭丧、摆祭，还有围绕着烧香活动的“打莲香”“挑花篮”“荡湖船”等小演出，都是“佛娘”们组织，有的就是她们自己演。但是，每年两季的社戏活动，大部分是男性出面。涉及和各地戏班子谈判商议，迎来送往，搭台布景，住宿招待，还有大宗经费的筹集，都是由村里有能力的青壮年男子负责。(60)受社戏组织方式的启发，我们把师娘们的松散串联活动，看作一种“弱组织”；而将男性香头们的积极出力、出资、出智慧，看作一种“强组织”。
我们认为“庙会”“社戏”“社”“会”及一般祭祀生活的结构，有“强组织”和“弱组织”的分别。还可以概括说：男性参与的宗教活动，倾向于强组织，而女性则倾向于弱组织。香汛季节，我们询问过好几个在庙会前载歌载舞的妇女表演团体，问她们是否有正式的组织，或者有个好听的名字？她们都否认，说就是姊妹淘凑在一起，在老爷面前开开心。这是一种弱组织。男性就不同，男香头喜欢张罗，通常把场面做得很大。每次社戏，男人们都会把村里大、小庙里的老爷请到戏台前面供着，放鞭炮，做仪式。唱完戏后，又热热闹闹地送老爷回府，好像是村里的一次小庙会。村干部说，男人搞宗教，天然喜欢排场，要面子，好像要和村长或其他什么人“别苗头”似的。这是一种强组织。
换一种观察方法就会发现，民间信仰（祭祀和法事）基本是女性在张罗，是一种弱组织；民间宗教（社、坛、会、道、门）大多是由男性来管理，是一种强组织。中国大陆学者把一般“民间宗教”细分为“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从组织化程度的强弱来看，有一定的道理。停留在祭祀、道场、庙会的民间信仰，社、会组织的程度比较弱；而以会党形式活动的民间宗教，其组织形式就比较强。明清到近代历史上，从“白莲教”“天地会”，到“安青帮”“义和拳”“红阳教”“一贯道”，或公开或秘密，或良性或恶性的民间宗教团体，其创教者和领袖人物都是男性。相反，一般弱组织的祭祀和信仰活动，基本上就是女性在组织。
进一步地说，以维护祠祀祭祀生活为主的中国宗教，与用教会来规范信仰的西方宗教相比，是一种弱组织的宗教。但是，弱组织并不是无组织，中国宗教并不只是一种把自己的神圣性都分散到所有世俗生活中的分散型宗教。我们可以认定中国宗教的诸多信仰确是与世俗生活交涉在一起，如庙会也有市场和交易的功能。但是，中国宗教仍然是有组织的。中国宗教的组织方式不是教会形式，而是社、会方式，它通常是围绕着祭祀生活建立的。在特定的人事条件下，一些人为了一些目的，借助一些教义，创立秘密会社、会党形式的组织。这个时候，中国民间宗教的方式便类似于西方教会形式的宗教了，差别在于它们仍然是一些组织方式更加紧密的社、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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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杨军益标点：《金泽小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 《金泽小志》，第22页。
(3) 同上书，第18页。
(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19页。
(5) 《金泽小志》，“凡例”，第1页。
(6) 陈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光绪《青浦县志》，卷五“船舶”，光绪五年（1879），尊经阁刊本。
(7)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uson）著，长川某译：《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
(8) 《莲盛志》，上海，青浦乡镇志系列，2004年，第268页。
(9) 《西岑志》，上海，青浦乡镇志系列，2004年，第310页。
(10) 这句乡谚的另一戏谑版本是“烧香望和尚，一凑两各档”，形容妇女借烧香与和尚行私情。
(11) 《商榻志》，上海，青浦乡镇志系列，2004年，第286页。
(12) 王宏刚：《上海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宗教问题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第131页。
(13) 施坚雅著，史建云等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8—49页。
(14)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4页。
(15) 《莲盛志》，第268页。
(16)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9页。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63页。
(18) 同上书，第367页。
(19) 仲沈洙：乾隆《盛湖志》，卷一“沿革”。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20) 苏、松、杭、嘉、湖各府诸市镇发展超过县治的情况，可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下卷 江南市镇的典型分析”。
(21)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10页。
(22) 同上书，第44页。
(23) 《金泽小志》，第26页。
(24) 据《金泽镇文化老人座谈会记录稿》（2012年12月28日，金泽镇颐浩禅寺会议室），参谈老人：池嘉明（75岁）、费如仲（76岁）、宋雪铭（79岁）、朱福观（78岁）、黄美珍（78岁）、许锦新（77岁）、陈克宏（65岁）；访谈学者：张化（上海市委统战部研究室）、顾燕（金泽镇党工委办公室）、李天纲（复旦大学宗教学系）、郁喆隽（复旦大学宗教学系）。
(25)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9页。
(26) 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中国经济界开始使用“县域经济”的说法，意思是县级水平的经济竞争，“县域”成为一个流行词。其实，费孝通的“小城镇判断”是对的：近40年来江南的经济竞争，不是以县为单位，而是以市镇为单位，在“镇域”间发生。只要下到江南各乡镇的开发区看看，一目了然。
(27) “分神”是台湾和东南亚华人学者在人类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指用各种神圣方法，如分香、分身、携带圣物、法师开光等，从祖庙（大庙、中心庙）延请神祇，建立子庙（小庙、分庙）的行为。
(28) 以上均引自《金泽小志》，第24—26页。
(29) 《金泽小志》，第25页。
(30) 同上书，第24页。
(31) 同上书，第27页。
(32) 曾传辉：《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不是宗教》，《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3日。
(33) 据《金泽镇颐浩寺香头座谈会记录稿》（2012年12月28日，金泽镇颐浩禅寺会议室），参谈香头：蒋文贞、胡居士、倪居士、吴居士；访谈学者：张化、顾燕、李天纲、郁喆隽。
(34) 近代“居士佛教”历史状况的总结，参见于凌波《百年来居士佛教的发展》一文，佛教导航网站，2013年2月16日访问，http://www.fjdh.com/wumin/2009/04/ 07431053333.html。
(35) 冈田谦著，陈乃蘗译：《台湾北部村落祭祀之范围》，《台湾文物》，第9辑第4期，第14—29页。
(36) 施振民：《祭祀圈与社会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第36期（1980年春季），第199页。
(37) 施振民：《祭祀圈与社会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第36期，第199页。
(38) 林美容：《从祭祀圈到信仰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三），第102、103页。
(39) 林美容：《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第62期（1986年秋季），第60页。
(40) 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41) 顾禄：《清嘉录》，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
(42) 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0页。
(43) “金泽镇民间宗教调查研究项目”人员，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张化（特邀）、郁喆隽、盖钧超（博士生）。2012年10月项目启动，并得到了青浦区金泽镇政府的支持。整个项目尚未结束，这里的数据为中期成果，仅供参考。
(44) 耐得翁：《都城纪胜》，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45) 2013年2月27日下午2点，复旦大学宗教学系课题组李天纲、张化、郁喆隽在金泽镇金泽村村民委员会召集本村三位祭祀活动积极分子座谈。83岁的吴金宝是打莲香舞蹈说唱能手。吴阿婆当场表演打莲香酬神歌曲，部分歌词为：“唱起歌来烧高香，寄爸面前拜一拜；拜得子孙做状元，拜得老小多和气；拜得家人都兴旺，拜得庄稼大丰收，拜得百姓多发财。”吴阿婆记得小时候的祭祀歌词，自己也新编了一些，曲调和歌词都受到一些时代因素的影响。
(46) 参见三尾裕子：《从地方性庙宇到全台性庙宇：马鸣山镇安宫的发展及其祭祀圈》，载林美容主编：《信仰、仪式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3年，第288页。
(47) 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在2013年10月16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工作坊的讨论中，提出“血缘中国”和“地域中国”的分别。劳教授主张“地域中国”特征甚至比“血缘中国”特征更强烈。这里顺便附议。
(48) 李东阳、申时行等纂修：《明会典·群祀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9) 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50) 同上书，第145页。滨岛敦俊已经注意到华南乡村社坛的事实，认为需要谨慎考虑和研究。
(51) 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0页。
(52) 按记载，明朝三位进士是杨道亨（嘉靖三十五年）、杨铨（嘉靖三十五年）、杨汝成（天启五年）。另有明代举人杨豫孙、杨于世、杨有为、杨于庭、杨继礼、杨虞官、黄德遴、杨懋官，见《金泽小志》第41—42页。杨氏几乎垄断了金泽镇的进士、举人，可列为明代江南大族。
(53) 据复旦大学宗教学系课题组问卷调查报告。课题组成员：李天纲、张化、郁喆隽、盖钧超，课题组得到青浦区统战部和金泽镇政府的支持，问卷由课题组设计，调查则由金泽镇政府招募人员协助。
(54) 此据寺院提供的资料以及调查口录，有待《嘉善县志》或其他方志确认。
(55) 李贽《焚书》有《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指出女人学道，在信仰上的领悟力未必比男人差。李贽承认如果用游历见闻来讲，“不出阃域”的妇人，比不上“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的男子。但以信仰的角度来看，“短见者只见得百年之内，或近而子孙，又近而一身而已；远见者则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极千百千万亿劫不可算数譬喻之域是矣”。则李贽以为，女人学道，虔诚热心，出于天性，未必比男子差，甚而有过者。
(56) 嘉庆《松江府志》，“名宦传·汤斌”，嘉庆二十二年，府学明伦堂刻本。
(57) 同上。
(58) 张南庄：《何典》，“第二回 造鬼庙为酬梦里缘 做新戏惹出飞来祸”，北京，工商出版社，1981年，第82页。另见李天纲编：《龚自珍张南庄集》，收《海上文坛百家丛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书中更有评论：“缠夹二先生曰：常听人说，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每思烧香是为佛天面上，望他救苦救难，自宜一念诚心。至于和尚，不过擂光了头毛，既不能多双拳头多张嘴，又未曾缺只鼻头瞎只眼，一样一个人身，着甚来由，要掉忙工夫去望他？原来他有虱多弗痒的本事，所以娘娘们都掉他不落。”说辞滑稽而刻薄。
(59)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课题组成员：李天纲、张化、郁喆隽、盖钧超，课题组得到青浦区统战部和金泽镇政府的支持，调查由金泽镇政府招募人员协助。
(60) 据复旦大学宗教学系2013年2月27日上午“金泽镇镇村干部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