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庙：礼失求诸野

二王庙：礼失求诸野

二王庙位于金泽镇北，在万安桥东堍偏北的地方，坐北朝南，与林老桥北堍的关帝庙隔河相对，曾是金泽镇上最重要的神庙之一。金泽老庙林立，二王庙后起，是清代后期才兴旺起来的一个信仰。香火轮流转，神有灵不灵，金泽镇的信仰热点一直在更替。宋、明时期香火鼎盛的是颐浩寺，民国是东岳庙，今天则是杨震庙。老人们说二王庙在明代就建造了，⁽⁶⁵⁾但《金泽小志》中没有记载，可见晚至清代道光年间还不是镇上的主要信仰。民国期间，二王庙成为金泽最热的庙宇之一，乃至于扩为三进。山门口有石狮，大殿前有铁香炉。大殿供李冰父子，二殿为寝宫，安置李冰夫人、李二郎夫人。20世纪50年代，金泽镇二王庙未被上海市道教协会接收，神像被毁，三进二殿式的庙宇易为镇工会活动场所。金泽镇的老居民还记得，当年“五一”、国庆和春节的业余文艺演出在庙址举行。1970年，金泽镇粮管所扩建粮仓，二王庙被拆除。⁽⁶⁶⁾

“二王”，一般是指四川都江堰的治水神李冰、李二郎父子。从江之头到江之尾，二郎神是流传甚广的全国性信仰。李冰治水的传说始于汉初，司马迁（前145—前87，陕西韩城人）《史记·河渠书》：“蜀守（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据说，秦始皇始建李冰祠。《太平御览》卷七十四引《风俗通义》：“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造兴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也。”李冰父子祠庙的爵号一直是“王”，后来衍生出来的李二郎，宋代曾封为灵惠侯，随后也升格为王。元代马端临（约1254—1323，江西乐平人）《文献通考·郊社考》记载，李冰祠在“蜀封‘大安王’，又封‘应圣灵感王’。开宝五年诏修庙，七年改号‘广济王’”。元朝，二王庙一直被官方承认，进入祀典，虽曾不断改变爵号，但级别仍是“王”。按王圻《续文献通考》：元至顺元年（1330），封李冰为“敷泽兴济通佑王”，李二郎为“承绩广惠显英王”。另据《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雍正五年，封四川灌县都江堰口‘通佑王’（李冰）、‘显英王’（李二郎）神。”历代受封的李冰父子均为“王”，民间以两神并祀，信徒称之为“二王”。

李冰是确凿的历史人物，李二郎却来历不明。《事物纪原》卷七：“（北宋）元丰时，国城之西，民立灌口二郎神祠，云神永康导江县广济王子。王，即李冰也。《会要》所谓冰次子，郎君神也。”大约在唐代，民间出现了李二郎神的信仰，但此“二郎”是否为李冰之子，还有疑问。⁽⁶⁷⁾至少到了宋代，李冰、李二郎的信仰，始合而为一，“二王”并称。朱熹说：“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李冰）第二儿子出来，□□初间封为王。”⁽⁶⁸⁾按《宋会要·礼二十》中的“郎君神祠”条目，“仁宗嘉祐八年（1063）八月，诏永康军广济王庙郎君神，特封惠灵侯，差官祭告”。则李二郎在1063年，由李冰庙的辅祭神升为居次要位置的主神。朱熹生活的宋代，二郎已经“封为王”，且明确是李冰的“第二儿子”，足证“二王”已经合并。⁽⁶⁹⁾到了明代，神话人物杨戬窜入“二郎神”信仰，由于《西游记》《封神演义》的流传，二郎神的形象变成了头戴照妖镜，手持三叉戟，身后牵条狗的形象。⁽⁷⁰⁾

四川、江南、岭南和华北祭祀的李冰庙参差不同。有的只祭李冰一神，有的同时祭父子两神；有的说李冰就是李二郎，有的则以李冰之子李二郎为二郎庙主神，有的更是把后出的杨戬尊为二郎神。二王庙的主神地位比较混乱，宋代列为祠祀的官庙，落到民间就按照信徒得到的灵验自行发展了。按老人们的回忆，金泽镇的二王庙并祭“二王”（通佑王、显英王）两个神祇，所以金泽镇所称二爷，不是二老爷的意思，而是两个老爷的意思。民国时期二爷的神像用木雕，并列在殿，殿上悬挂匾额“牧化黎民”。

明清时期，“二王”经常在江南显灵，为长江下游民众所崇奉。同一时期，李冰父子已经不为朝廷祭祀，未能列入祀典。“礼失求诸野”，曾经的敕祭逐渐转为一个纯民间的地方神祇。在调查中获知，民国时期金泽镇周围的乡镇，分布着众多二王庙。金泽镇的二王庙，只是四乡八邻的中心庙。非常可惜，因为这些乡镇二王庙大都是三尺小庙，属土庙，地方政府主持编写的方志并不收入这些小庙。清光绪五年（1879）纂《青浦县志》中无二王庙，光绪九年（1883）纂《松江府续志》中也没有二王庙。21世纪初青浦区新编乡镇志，《金泽志》等还是未将二王庙列入目录，只有金泽东邻西岑镇的《西岑志》记录了岑庄村有一座二爷庙，1958年拆除。⁽⁷¹⁾

在一般正史、实录、会典、通考等官书中，甚至在比较贴近基层的方志、笔记中，未必能记录和表现出完整的地方信仰状况。如果宗教学者只懂得运用传世文献，就会有盲区和缺陷。信仰的隐秘性、私人性和地方性，使得很多案例并不容易暴露在文献中。即使在信息发达的今天，真实的信仰生活也因为各种偏见，不能充分地呈现在公共领域。当代信仰状况需要宗教学家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去研究，去“求诸野”。在金泽镇，我们听说有个二王庙，前往调查，果然发现在原址偏北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小小的二王庙，占地大约六七平方米，只比江南一般土地庙稍大，是信徒王金宝（女）于2003年私自复建的。

2011年4月24日下午3时，在金泽镇调查，巧遇二王庙女庙主王金宝。王金宝，40多岁，不是金泽本镇人士，住在离庙址3里远的乡下。她有3年时间生病，卧床不起。“二爷”托梦告诉她，要她建庙，否则疾病还要发作。求了二爷果然有效，王金宝于是奉旨行事，破财建庙。王女庙主的二王庙，庙门长、宽各1.8米，全庙正面也只有3米宽，2米高。庙门上沿，有极简易的手书题额，分四行：“二爷庙，清代建造；二王庙，二老爷皇叔；重建二王庙，2003年4月18日；重建人王金宝，负责人周兴礼。”⁽⁷²⁾不是烧香日，用建筑钢筋焊造的格栅铁门把守，里面的老爷能见不能拜。两座神像的模样大致不错，和传统的记载差不多，戴官帽，穿官袍，脸白，须长。王金宝说没有见过原先的二王神像，现在的二王塑像，是根据镇上的传说做的。⁽⁷³⁾

透过格栅铁门的空隙，看到庙里面贴着两份当年的助捐名单，列出捐款人姓名、捐款金额。数额都很小，大部分为10元、20元，有三四十人之多。一份“总计人民币壹仟玖佰肆拾元”，另一份“总计人民币贰仟伍佰零叁元”。另一边的墙上，贴出的是当年的支出表，有“三夹板100元、铝合金门窗500元、帽子50元、袍110元、鞋子20元……”⁽⁷⁴⁾因为是私庙占用了公地，根据宗教管理条例，镇政府屡次取缔，将它平掉。王金宝用各种方式保住庙址，发动信徒轮流来护庙。信徒捐款，不但是襄助建庙，也是一种民意收集。她说：“你看，信的人蛮多的呀，大家侪来拜，好来邪气个。”对于私庙之不确定，她甚至表现出一种策略的潇洒，说：“拆，我呒没意见的呀。老爷缠牢我，我呒没办法。啥人拆，让老爷缠牢伊，我勿管了。”王金宝说，她真的是为了身体，老爷附了身才来管这份闲事。和王金宝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少，都来求情、护庙、烧香、捐款，他们一大群人一起维持着这座小庙，自己管理，账目清爽。他们希望镇政府把这块以前就是二王庙的地皮留下来，最好也做成一个公庙，他们就可以合法供香了。

按目前的宗教管理条例，信徒们自己建庙，占用公地，竖立小神，是违规的。但是，因为王金宝庙主的积极努力，二王庙成功地获得了几十位、上百位信徒的支持，他们初步组织起来，类似于“庙宇管理委员会”。从财务上讲，庙主和信徒形成了一定的信托关系，必须用好每一分钱。庙主发动信徒参与二王庙事务，类似于初步的自治团体。从这些意义上讲，私庙已经有一定的公共性。王金宝说：她这个庙确实是私庙，所谓“私庙”，就是她自己要捐最多的钱，光去年就贴进去5000元。王金宝为二爷过生日，花5000元给他换新行头，帽、衣、裤、鞋，一应俱全，华丽漂亮。金泽镇的公庙就三座，一颐浩禅寺，二杨震庙，三总管庙。公庙由佛教协会主持，卖门票管理。颐浩禅寺2元、总管庙2元，杨震庙香火最好，卖5元。私庙不收门票，靠信徒捐款维持。传说私庙有50多座，镇干部也眼开眼闭。据王金宝说，香汛日有很多香客，拜完了公庙，再来拜她的二爷庙，带蜡烛、高香来，赚不到钱，但有些小善款。二王庙得到信徒们的承认，已经有了公庙的功能。

2003年，镇政府批准重建杨震庙，王金宝也申请私人出资，再在本镇企业主中间筹款，复建二爷庙。造到一半，镇干部来管了，要拆。王金宝说：“要拆侬拆，我不拆。侬拆了，二爷附了身上，侬自家倒霉，我倒是脱了负担了，让二爷缠侬。”据说该干部回家就生病了，没有再来管，王金宝就造了这间土庙。王金宝希望我们在二王的下一次生日，即2012年3月4日（星期天，农历二月十二日）再来，看他们烧香。但是，回来一查，二郎神的生日为六月二十六日。⁽⁷⁵⁾当时忘记追问，不知道王金宝的“二爷生日”是从哪里得到的。鉴于“文革”前后，当地的二郎神信仰被禁止了近30年，40多岁的王金宝很难从上一辈信徒那里得到完整的二王庙信息，误记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误记生日”的案例，我们可以推知民间信仰的混乱是怎样发生的。2013年，投资本镇的文化创意企业“四民会馆”（嘉礼堂）重建了二王庙，更大更庄重，看上去像个官庙了。目前为止，镇政府还在宽容这座私庙，法外开恩。

王金宝“托梦建庙”的经历，是个人经验，追究她的心理真实性，应该是宗教心理学家做的工作。民间信仰的鬼神，有很多显灵方式，如托梦、圆梦、附体、招魂、扶乩、占验等。乡村民众，甚至现代城市人，很多都相信。这和文化水平、教育程度、城市化程度关系较少，而是与每个人的感受方式相关。按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一个人如果采取“Enchantment”（神魔）的态度看待周围世界，种种迷信的方式就会发生。著名教育家、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描写过自己的少年经验，他对托梦、圆梦有实际感受。关于扶乩：“五十年前（1906年左右），我自己就通过巫婆与我故世的母亲谈过话，那种惊心动魄的经验，至今还不能忘记。”关于圆梦：“我听到过许多关于做梦应验的事，但是多半不记得了。我记得一个圆梦的例子是这样的：我的一位曾叔祖到杭州去应乡试，俗称‘考举人’。他在考棚里梦到一只硕大无比的手，伸进了窗子。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手，这个梦就被解释为他将独占鳌头的征兆。放榜时，我的曾叔祖居然中试第一名，俗称‘解元’。”关于托梦：“神佛、死去的亲戚朋友，或者精灵鬼怪，可能由托梦提出希望，请求或者警告。一位死了的母亲，可能要求她的儿子给她修葺坟墓。死了的父亲可能向儿子讨纸钱。”⁽⁷⁶⁾

蒋梦麟的家乡和金泽镇一样，素称发达。即使把他们的信仰方式归为落后，“愚妇愚夫”们并没有阻碍社会进步，这类信仰更没有就此消失。江南地区拥有100多年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发育最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大都会（Metropolis）。如把相信魔幻、神奇、奥秘都称为迷信，那么迷信在今天金泽镇信徒中，上海大都市居民中，乃至英国、美国等欧美后现代社会国民中仍然存在。看一看J．K．罗琳的草根作品《哈利·波特》以及好莱坞同名电影的畅销，就知道现代城市人心中，还存着Enchantment。蒋梦麟以为教育、科学、文化等现代事业改变着农村的愚昧、落后，所有的“迷信”将迅速消失，而实际上未必如此。民间信仰基于人性，占验、圆梦、托梦、算命、预言、星相等现象，在经历了100多年的现代化、城市化、科学化之后，仍然以改变了的方式（有时还是原来的方式），与科学、文化共存，一起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