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香：人神沟通之具

焚香：人神沟通之具

汉代儒教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主张在祭祀中“兼存三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郊特牲》的注疏中说“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¹²⁸⁾。三代不同“德”，夏、商、周朝的祭祀，便在三牲奉献中添加不同的动物器官（周肺、殷肝、夏心），用以调节阴阳。三代不同祭祀的说法，不仅存在于汉、唐经师的注疏中，《礼记》《仪礼》的文本中也充斥着这个说法。《礼记·檀弓上》：“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¹²⁹⁾按仲宪（原宪）也是孔子的弟子，他所传孔学是说夏代用地下的冥器陪葬，商代用地上的祭器来供奉，而周代制度则兼用冥器和祭器，为的是让民众有一个选择，或者两兼，即所谓“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这两处的“疑”字，都不是怀疑、多虑、不决的意思，而是“多闻”“兼听”的意思，这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也可见先秦儒学在祭祀仪式上“兼存三代”的多元、开放态度。

《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牲用骍。”⁽¹³⁰⁾《仪礼·士冠礼》：“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¹³¹⁾这些记载都表明孔子本人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祭礼很有研究，《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向杞国人学夏礼（“夏时”），向宋国人学殷礼（“坤乾”），这些都是周代还保留着的地方古礼。作为一个鲁国的儒者，孔子遵守自己家乡的祭祀礼仪，故而整体上“吾从周”。但是，从孔子对待夏、商、周不同文化遗产的平衡态度来看，他主张兼收并蓄。颜渊曾经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¹³²⁾可见孔子的理想是文化多样性，算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论者。

按古代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的祭祀体系属于一脉相承的同一系统，但在具体制度（如尚色、建正、服饰）上各有特色。周代祭祀除了继承夏代“用气”，商代“用声”之外，自己发明出另一种祭祀方法——“用臭”。按《礼记·郊特牲》记载：“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腥祭，用气也；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¹³³⁾也就是说，周代除了继承夏代祭祀用血淋淋的动物器官“加气”（夏用心，商用肝，周用肺）之外，还继承了商代祭祀用撼动天地的声乐来“加声”。此外，他们更发明了用香气袭灵的嗅味来加强祭祀效果，即“用臭”。周代祭祀综合应用“气”“声”和“臭”，场面生动，有色、有声、有味，是一套复杂的祭祀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古、近代和当代民间庙会的祭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香烟缭绕，都是周代祭祀的特征，记在《仪礼》和《礼记》中。

焚烧，产生嗅味，用以献祭，沟通人神，这是汉人宗教的另一种基本方法。在古代文献中，有“燔”，有“燎”，用以祭天。《仪礼·觐礼》有“祭天，燔柴……”《说文解字》有“燎柴，祭天也”。《尔雅·释天》有“祭天曰燔柴”。燔、燎、焚的时候，信徒们或狂舞、高歌、欢宴，或祈祷、默念、许愿……复杂的内心活动，抽离的物质世界，经过熊熊烈火，袅袅香烟，蓬勃火气，到达神明，感动上苍。这时候，内心的信仰和上苍的悲悯结合，达到人神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按人类学家张光直的说法：“燃烧，乃是使某种物体从一个世界转化到另一个世界的方法。”⁽¹³⁴⁾焚烧，以达成天人合一，这是自古迄今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方式。在这里，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并不分割。

火燔和升香，让天上的上帝嗅到歆馨，促其降陟，这是《诗经》就有的祭祀方式。《诗经·生民》最后一章：“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按郑玄注：豆，木质盛器；登，瓦质盛器。周代的祭祀者在豆、登里面盛满了馨香之物。按孔颖达疏：“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气始上行，上帝则安居而歆享之。”⁽¹³⁵⁾放在木豆、瓦登里面的“馨香”，现不知何物，估计和后来出现在《楚辞》中的木本、草本的“香草”差不多，是专门用来祭祀的香料。如此，我们可以说：在佛教传入中国，并且发明使用东南亚植物香料的焚香之前，周代祭祀已经开始使用馨香。

烧香礼拜，即用焚香的方式与上帝沟通，是明清以来中原汉人宗教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古以后，信徒们无论是祠祀，还是寺观，抑或土庙，乃至家祭，都用铜制香炉。儒教、佛教、道教的信徒们普遍使用焚香的方式来敬拜神明，成为华人宗教和西方宗教的重要分别。清末民初在江南地区生活的法国耶稣会士禄是遒神父说：“中国熏香的气味，对于西方人的嗅觉神经来说是特别刺鼻难闻的。”⁽¹³⁶⁾至今很多来玉佛寺、静安寺、龙华寺和城隍庙旅游的外国人，常常还是不能接受庙中焚香的味道。焚香，是中国宗教区别于西方宗教的重要特征。

其实，西方学者有关中西文化的比较并非天然正确，祭祀用香，与上帝沟通，在西方宗教中也很古老，起源于犹太教。在《旧约·出埃及记》第30章中，上帝对摩西说：“你要用皂荚木作一座烧香的坛。”（第1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第8节）基督新教在宗教改革中废除了该项制度，天主教会、圣公会、路德宗和东正教至今保留用香传统，在举行大礼弥撒的时候，使用香炉作为辅助祭器，焚烧乳香（或松香），给上帝献香（Biblical Incense）。在宗教场合焚香的基本作用，就是借馨香悠远，上达天听，与神交融。现代基督宗教不强调焚香，也不用异香，一般信徒便认为焚香不是基督宗教传统。反观中国宗教（佛教、道教和儒教），祭祀大典的供奉之外，信徒在个人礼拜中也焚香，一入寺庙，香烟缭绕、香气袭人，和西方宗教的教堂有很大的分别。

周人已经在祭祀中利用香味，用升香加强祭祀效果。周代祭祀的升香，是植物香料和酒精挥发的复合效果。《礼记·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祭祀之前，先用浓郁的香草与本已加了香精的鬯酒混合，洒在地上（“灌”），让香气渗透到地底黄泉，接通鬼神。“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¹³⁷⁾虽然周人用香味诱神，但升香是辅助祭祀，“灌用鬯臭”，是为迎牲做准备，祭祀的主题仍是牺牲——让神吃饱吃好。《周礼》规定的礼器，用鼎盛肉，用爵盛酒，用鬲簋盛稻粱菽麦，用豆盘盛香味调料。祭祀的时候，礼器一字排开，盛大庄严，用香却不成制度。中原祭祀少用焚香，和本地区缺乏香料有关。与神沟通，需要奇香，而黄河流域战乱频繁、开发过度，植被早受破坏，香料资源匮乏。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植物资源丰富，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段落有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都是草本香料植物，大夫贵族用于美容熏身，泥饰堂厅。吴、楚地区日常生活大量使用香料，但较少在周代祭祀文献中记载。

周代偶有升香记载，但并不成为独立的祭祀制度。唐代以后广泛应用的焚香礼神，与中国古代礼制有很大差别，是随着印度佛教传入而流行起来的外来祭祀方式。学者比附，有把焚香归溯到《周礼》燔柴的。北宋经学家邢昺（932—1010）《〈尔雅〉疏》注“燔柴”，以为“祭天之礼，积柴以实牲体、玉帛而燔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近世学者章太炎先生也同意这个说法，说：“焚膋者，或曰以达臭也。”⁽¹³⁸⁾焚香的宗教功用，是靠着香味，吸引神明的垂注，以达成天人沟通。确实，和犹太人一样，中原人偶尔也用馨香与上帝沟通。除了上述《诗经·生民》的例子以外，《尚书·周书》还有“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可见香气通神的原理，已被周人认识和采用。但是汉代以前，焚香并不系统地用于祭祀活动。周人告天用“燔柴”“升香”，和佛教焚香祭祀仪式并不相同。周人祭天用“燔”用“燎”，其效果注重的是“燔燎”之火，腾焱之气，未必是“达臭”之香。在中国西南民族生活中，至今还可以看到人们围着火堆，举着火把，借着火势，举行祭祀仪式。今天上海和江浙地区居民在追悼会结束后，于死者家门口焚烧花圈、衣物、用具，也是同理。

唐宋时期，随着域外生活习俗进入中原，香料渐渐用于中原，既用于宫廷生活，也用于祭祀大典。传说汉武帝时，“昆都王杀休屠王来降，得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者，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¹³⁹⁾。明清学者一般认为昆都王所献匈奴休屠王“金人”即佛像，并据此以为早在汉武帝时已经传入佛教。不细究佛教传入中原的精确日期，转而考察“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习俗的开端，则佛教传入北方汉人地区后带来了祀法上的革命，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宋明以后，汉族地区佛、道、儒三家以及民间宗教设香堂，焚柱香的制度，是由佛教传入的。佛教焚香制度传入后，渐渐影响了儒教、道教和民间宗教，笃信佛教、道教，主张“三教同源”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把焚香制度用在南北郊的天地祭祀中。按记载：“梁武帝制南郊，明堂用沉香，取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即合诸香为之。”儒教的祭天和祭地，都改用焚香，是中国宗教祭祀仪式上的大变法，明末学者周嘉胄（1582—1658，江苏扬州人）说：“梁武祭天，始用沉香，古未之有也。”⁽¹⁴⁰⁾

唐代都市奢华，朝野疯狂追逐异域香料。太平公主见宗楚客造豪宅，用“沉香泥壁”，叹为观止；武则天宠臣张易之用沉香装饰大堂，不得善终。⁽¹⁴¹⁾北半球香料产地集中在南亚、东南亚等热带地区，东亚民族用香料依赖进口。按明代书籍记载：“沉香所出非一，真腊者为上，占城次之，渤泥最下。”⁽¹⁴²⁾沉香如此，檀香、乳香、藿香、龙涎香、迷迭香、麝香等名贵香种也都是如此。中原的名贵香料“沉檀龙麝”，大都要从岭南、海南、东南亚、南亚，甚至西域地区运来，顶级香料则要靠当地国王作为“方物”来进贡。因为得之不易，中国人对香料非常珍视。在民间，各大寺庙掺合名贵香料制作焚香，用来礼神，渐渐成为宗教用品。明代扬州人周嘉胄记录当时流行的说法：“檀香、乳香，谓之真香，止可烧祀上真。”⁽¹⁴³⁾明清时期江南祠祀寺观用上好的进口香料来礼神，在所不惜。

在江南，民间历来有“烧头香”的风俗。江南各地（上海市区松江、苏州、湖州、杭州、宁波、绍兴）的吴方言地区，都保持古汉语的习惯，“头”取“首”⁽¹⁴⁴⁾之意，即“第一”的意思。“烧头香”，就是烧香抢第一。宋代开封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1147年）中记载：“夜五更争烧头炉香，有在庙止宿，夜半起以争先者。”⁽¹⁴⁵⁾烧香人相信每天的第一炷香的气味，一定能被在天之灵嗅到，因而顺着气味下凡到人间，专宠于己。清人袁枚（1716—1795，浙江钱塘人）《子不语》记载：“凡世俗神前烧香者，以清早第一枝为头香，至第二枝便不敬。”⁽¹⁴⁶⁾精确的意义倒还不是“不敬”，而是“不灵”。人多嘈杂，香火过旺，上帝闻香太多，就分辨不清，敬香也就无用了。俞樾说得很准确：“亲信仆持香往岱岳祈谢，谓曰：‘圣帝惟享头炉香。’”⁽¹⁴⁷⁾以馨香沟通神祇，在中国人的宗教心理中已经根深蒂固。

自宋代以来，烧头香习俗在江南延续了千年。令人诧异的是，历经种种扫除运动之后，“文革”一结束，这一传统在江南大都市里马上复活，至今蔚为壮观。近年来，上海玉佛寺、静安寺、龙华寺、城隍庙、钦赐仰殿、下海庙等市区寺观，都接续了民国时期上海人烧头香的传统，生意人、白领、干部、领导轻裘宝车，蜂拥前往。1998年除夕，上海三大寺“进庙烧头香的达18200人，其中玉佛寺3200人，龙华寺12000人，静安寺3000人”⁽¹⁴⁸⁾。2001年春节，上海玉佛寺限售的头香券价格单张888元；2012年涨到1280元，年初一的全天香火券价单张100元。在苏州，烧头香的客人集中于西园寺、寒山寺、伽蓝寺、崇元寺、玄妙观、城隍庙、神仙庙、玉皇宫，各寺观在除夕晚上九点就开庙迎客，不限香客，2012年春节香券价格每人50元。在江南，历来有“头炷香”和“头炉香”的分别。“烧头香”严格讲是“头炷香”——第一炷香。全年唯一，求者无数，庙方和信徒只得放宽定义，把开春的“头炉香”——第一炉香，都算作“头香”，勉强满足了十方信众的需求。

和年初一烧头香相仿佛的是年初五抢鞭炮。近30年里，南方大城市在正月初五日迎财神时，市民抢放鞭炮，也抢时辰。有的抢早，有的抢巧。抢早的，在初四日戌亥时分就陆续燃放；抢巧的，则在准24点第一秒燃放。和抢头香一样，抢鞭炮也是争夺着与神沟通。一则以浓味，一则以强声，都是设定神祇会在当时当地准确降临，赐福人间。任何人，不分中国、外国，无论东南西北，也不需要分辨有神论、无神论，只要是于正月初五日子夜时分，身处那种撼动天地的鞭炮、“高升”巨响中，都会听到这个民族的心声。熟悉传统祭祀的人自然会想到：现代大都会的市民们仍然用数千年来的一贯方法，供奉着自己的神明。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中国传统宗教在经历了现代性洗礼之后，佛教、道教以及本土的民间信仰方式，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香火方式——个体祭祀。中国人的现代宗教，仍然不是西方化的组织，不是集体式的教会、讲道、宣教，而是个人化的焚香、静修、祈祷。经历了100多年的“改造”，曾经有着一定组织形式，以家庭、宗族和社区为单位，传统称为“祀典”的儒教祭祀制度基本上消失了，佛教、道教的寺观并没有组织起紧密形态的现代教会。也就是说，当代的城市宗教仍然没有按照西方宗教的方式，进一步趋于组织化，反而是在经受打击和取缔以后，更加的个人化、分散化。儒教祭祀制度消失之后，血食、牺牲越来越少；相反，佛教、道教的素祭、香火方式在信仰复苏后却更加普遍。

在当代江南镇乡和上海大都会地区，宗教生活正在逐渐恢复，传统的拜祭方式却越来越不纯粹。“文革”以前，很多城市和乡镇家庭都会在年节时分烧弄几个小菜，放在亲人遗像前供奉，仿佛明清祠堂的样子，现在则基本上绝迹了。但是，以放鞭炮和焚香为手段的人神对话方式，仍然是汉人信仰的基本形式。逢年过节在家中、坟前给祖先焚一支香，还经常可见；有事无事去佛教、道教的寺观，用一炷焚香来表达哀情、思念、福佑等情感，更是平常。遇到婚丧嫁娶、开张择吉等重大事宜，用锣鼓喧天、鞭炮声响来撼动神明，还是一种基本习俗。

但也有不少人不喜欢扫墓祭祀时烟雾缭绕，也不喜欢在坟前浪费供品。广州市政府民政局负责指导的公营殡葬、公墓机构，多年来一直动员舆论，设计方案，从事礼仪改革。他们开辟专门区域，说服拜祭者前往祭祀，提倡“无烟拜祭”运动。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实践，收效甚微。清明时节，广东人酬神专用的烤乳猪价格越来越高。⁽¹⁴⁹⁾按照清明节前往公墓拜祭者的说法，用香火、烤乳猪、水果和米酒祭祀先人的习俗已经延续几千年，殡葬和祭祀礼仪的改革，需要照顾大家的心理接受能力。管理干部和新派的年轻人则说：祭祖方式要环保，新时代应该改革礼仪，应该移风易俗。

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建立，必定要求对传统礼仪作出改革。“无烟拜祭”是对传统祭祀方式的重大改革，涉及基本形式的变易，但似乎还没有成功。此外，其他祭祀礼仪改革也在进行。例如，近年来有IT界年轻人组织网上祭奠，建立网上纪念馆，这些新的祭奠方式，正改变着在《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和《周礼》中延续了数千年的“燎”“燔”“升香”“焚香”等祭祀礼仪。改变汉人宗教焚香祭祀的传统，是一次巨大的革命。显而易见，其难度也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