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宗教的基本形式

汉人宗教有其基本形式。中国古代有“三坟”（《连山》《归藏》《周易》）之书，皆关乎卜筮、牺牲和祭典。朱熹讲学曾有命题，“易本是卜筮之书”⁽¹⁾，历代学者对此屡有辩证。⁽²⁾从20世纪文献学、考古学成就来看，把汉字古代经典，尤其是像《周易》这样的作品，看作先民宗教生活经验的记录，是可以成立的。经典以及对于经典的诠释（经学），奠定了中国宗教的特定形式。“三坟”有各种说法，按孔安国《尚书序》的说法：“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³⁾那么远在伏牺（羲）时代，先民们已经用符号、文字和书籍（“八卦”“书契”）来记载自己的神圣经验（“大道”）。另有郑玄《易论》的说法：“夏曰《连山》、商曰《归藏》、周曰《周易》。”⁽⁴⁾按此则“三坟”是夏、商、周时代留下来的不同作品，都是占卜之书。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宗教祭祀系统。

晚至唐代，儒家经学家们仍然把牺牲和祭祀等宗教生活，作为古代制度的来源。孔颖达说：“古者以圣德伏物，教人取羲牲，故曰‘伏羲’。”⁽⁵⁾古文“羲”，或作“犠”“犧”“牺”，都是通假字，指祭祀中的牺牲，反映了祭祀生活的宗教性质。“三坟”在汉代已经亡佚，但从20世纪考古学家对于仰韶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商代甲骨卜辞、周代金鼎铭文的研究来看，出土器物上记录的祭祀活动，不但与古籍记载的先民宗教生活一致，而且与今天的民间信仰也有着众多神似和形似。张光直先生在《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一文中提出：仰韶文化的宗教生活特征，“在本质上是与近现代原始民族中常见的巫觋宗教或称萨满教相符的”。⁽⁶⁾张光直把中国的古代文献与考古发现，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原始制度做比较，可以称为“三重证据”的研究方法，用来认识中国人的宗教生活特别有帮助。

儒家的宗教制度来源于民众的宗教生活。民间信仰制度经过儒者的整理和注释，在汉代定稿的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中逐渐系统化、神学化。承三代而来的汉代信仰，为后世的祭祀建立了一个基本形式，这个基本形式又与民间信仰时时沟通，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以迄于今。换句话说，汉民族的宗教生活既继承了上古的祭祀传统，也与同时期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儒家祀典不断修订，历代祭礼也经礼官们经常厘定，盖在于儒教必须从民间信仰中汲取丰富的宗教资源。汉人宗教和汉字传统一样具有延续性。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隶书的变化，但其字音、字形、字义的表述原则基本一致。汉人信仰也一样，以鬼神、魂魄、天界、地府为核心的祠祀活动，一直是汉民族信仰的基本方式。

把儒教仅仅当作“上层宗教”来论述，是严重的偏颇。马克斯·韦伯接受19世纪传教士汉学的看法，认为儒教是士大夫的理性宗教。韦伯看到了中国社会普遍具有的儒教特征，但他还是追随西方的汉学理论，认为这是儒家思想对民间社会实施统治的结果。“儒教是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不属于这个教育阶层的人都不算数。这个阶层的宗教的（您要愿意，也可以说是非宗教的）等级伦理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阶层本身，它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⁷⁾为什么一定是儒教影响了民众？实际情况不可能是反过来吗？缙绅士大夫们汲取了民间的宗教资源，而官方又不得不迎合民众的信仰诉求，才形成了王朝的礼乐制度——祀典。在宗教思想与社会伦理的主次关系上，韦伯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忽视了后者的基本性，不能不说是一种“韦伯式的倒置”。

与西方宗教重视神祇和神学不同，中国宗教的一大特征是强调仪礼——祭祀制度。祭祀制度的基础，恰恰在民间。儒教重视祭祀，固然与孔子及其学说有关。孔子本人对夏代、商代和周代的祭祀制度深有研究，因为个人偏好、家族传统（宋）和地域文化（鲁）的关系，他选择周代的祭祀制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此，礼乐制度用了周代文明的标记，以周孔之名传承，并以祀典的方式执行，流延两千年。但是，中国宗教重视祭祀制度的特性，不独“周孔之教”然，后世流行于民间的道教、佛教和民间宗教也都重视祭祀（法事、斋醮、道场）。学者注意到：中国人对于神祇、神学不是太感兴趣，只要有灵，拜这个神还是那个神，并不是很介意；中国民间信仰对于怎样拜神，如何请得来，还送得走，在祭祀仪式上更加讲究。中国宗教强调祭祀制度的特征，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上、中、下层，是在相互影响的交融过程中形成的。

祀典中的儒教具有精英特征，上层祭祀使用的高级礼器，如玉器（璧、琮、圭、璋、璜、琥六器）、青铜器（鼎、盉、簋、罇等），都是民间祭祀难以置备的。后世宫廷采用周代“郊天”礼，限制民间不得祭天，祭天用最高规格的礼器、祭品和乐舞。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描述道：“礼神之玉以苍璧，其牲及币，各随玉色，牲用一犊，币用缯，长丈八尺。”这里提到的玉璧、牛犊、缯帛，都须经过严格挑选，精心梳洗，百姓祭祀不可能如此精美。还有，圜丘祭天，还要配以乐舞：“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圆丘奏之。”⁽⁸⁾这种“黄钟大吕”“云门之舞”，民间祭祀既难具备，也不允许。

但是，官方儒教是汉人宗教传统的一部分，祭祀方式与民间儒教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珍贵繁复的礼器，仍然是用来“感通鬼神”；精美牛犊用作“太牢”，仍然属于远古以来汉族人的血祭传统；“黄钟”“云门”等乐舞，仍然与中国民间祭祀中所谓的“媚神娱神”做法一脉相承。民间儒教采用官方祀典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的困难。比如，《仪礼·少牢馈食礼》中祭祖祝辞：“命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为尸。尚飨！”⁽⁹⁾民间祭祖献辞大多直接采用。朱熹为一般百姓制定《家礼》，撰写的祝辞格式与此如出一辙：“维年岁月朔日子，孝元孙某官某，敢昭告于皇高祖考某官府君，皇高祖妣某封某氏：气序流易，时维仲春，追感岁时，不胜永慕，敢以洁牲柔毛，粢盛醴齐，祗荐岁事，以某亲某官府君、某亲某封某氏祔食。尚飨！”⁽¹⁰⁾中国古代祭礼中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性，既可以看作民间顺应了官方儒教的“教化”，也可以认为是官方自民间宗教采风。事实上，延至明清时期皇帝亲祭的祭天礼，宫廷谕祭的先圣礼，士大夫参祭的祭孔礼，乃至百姓家祭的祭祖礼，还有“愚夫愚妇”们的各种淫祀仪礼，所用的祭法、祭义和祭统，都来自一个系统——古代儒教祭祀制度。上上下下的祭祀，原理相通，都属于《仪礼》《礼记》和《周礼》系统的“周孔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