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王庙：蝗神、水神和文神
刘王庙，淀山湖及周边江浙地区民众祭拜的刘王，俗称“刘猛将”，姓名是“刘承忠”，为驱蝗神。刘王信仰在江南流行很广，是和杨震信仰范围重叠的地区神。传说刘王是南宋名将刘锜，也有说是刘锜之弟刘锐，还有说是宋光宗时宰臣刘漫塘，更有说是宋钦宗时人刘鞈，莫衷一是。(44)民国时期金泽镇刘王庙，受嘉兴王江泾镇同信仰影响，供奉的是刘承忠。据《畿辅通志》说：刘承忠，广东吴川人，正月十三日诞辰，元末任指挥，称将军，但不见正史记载。刘承忠驻江淮间，督兵灭蝗虫。“后因元亡，自沉于河，土人祠祀之。”(45)取其忠勇，神称刘猛将，寺称猛将庙。江南人在明代开始祭祀刘猛将，用以驱蝗。清代康熙年间，汤斌（1627—1687，河南睢县人）任江苏巡抚期间，隳江南淫祀，把刘猛将和五通、五显、五方贤圣同列，严厉打击，并号称“数百年恶俗，一朝而革”。(46)然而，刘猛将在江南从未消失，当朝就有恢复。雍正二年（1724），因蝗虫为害严重，刘猛将灵验有效，反而被中央政府敕命为合法祭祀，纳入祀典，由官方致祭。(47)同治年间，再封其为“普佑上天王”，猛将庙又升级称为刘王庙。刘猛将祭祀从一个清初被严厉打压的淫祀，转变为被祀典接纳的官方信仰，可见儒教与民间宗教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
清朝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刘王神，帮助驱蝗。此信仰在蝗灾严重的中原大地和华北平原并不流行，却在江、浙、沪交界处的水网地带出现，这一点颇费理解。刘王庙的信众最初不是岸上持有土地的农民，而是在水上漂泊不定的船民和渔民。清代王应奎（1683—？，江苏常熟人）在《柳南随笔》中已经有此疑问：“春秋祷赛，则蝗不为灾，而丐户奉之尤谨，殊不可解。”“丐户”或即江南湖荡地区各镇的船户，在浙江严州地区或称“九姓渔民”，苏、松、嘉、湖地区则称“船浪人”。他们在明初被堕为贱民，又称“堕民”，规定不得识字、科举、任官，也不得与良民通婚。乾隆年间，清朝对上岸船民中的“耕读工商业已为良”(48)者，一视同仁，给予平等权利。延续到民国，这些船户受职业（捕鱼、航行、娱乐）限制，仍然很少上岸，也难以摆脱在社会上被歧视的地位。直到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政府亟欲建立社会平等，江、浙、沪等地的城市机构才陆续将自己境内的船民都编入单位，或住宿舍，或进新村；在农村，则把他们迁入人民公社，安插在他姓氏族的农业大队，组成渔业、运输业的专业小队。
刘猛将，明初是农业蝗神，清末在江南地区转为航运业的水神，这又是一个神谱转移的例子。刘猛将由陆而水的神谱转移，动因是什么？日本学者滨岛敦俊认为，“明末清初时，江南刘姓神很可能获得了保护水运的传说”。他提出：这个转移，可能与江南地区多位刘姓神祇的融合有关。南宋时期，湖南有保护水运的刘姓神，此地的渔民信仰或许乃湖湘迁居而来，并逐渐融合于当地的刘猛将信仰中。“江南刘姓神的保护水运传说，很可能起源于古代长江中游地区。”(49)时至清代，刘猛将信仰就从蝗神转为水神了。这个说法，从移民历史来理解，很有道理。但从社会学原理来分析，其间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身份问题。
刘猛将在明清时期为江南船民强烈信仰，根源在于丐户的身份认同。关于浙东九姓渔民的来历，学术界一直有讨论，傅衣凌（1911—1988，福建福州人）先生在《〈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中认为：浙江、江西，乃至福建、广东的渔户、疍户，都属“古代越族（奴隶制）的遗胤”。近年来学者认为：江南地区流传的九姓渔户的说法（如他们曾为陈友谅旧部，故被朱元璋堕为贱民），是船民们为抬高自己身份编造出来的。(50)撇开江南船民（丐户）的最早来源不论，元末明初的丐户乃陈友谅旧部，甚至是元代遗民之说法，(51)正可以解释清代江南船民们为何以元朝将领刘承忠为猛将神。到金泽镇参与廿八香汛的浙江嘉善县的船民们，有一支勇猛异常的“先锋社”，他们在“扎肉提香”（用钢针扎在手臂肉里，悬线提住香炉）前，扶乩请神就是刘猛将。船民们曾经受到朝廷和民间的歧视，至今在职业（运输）、方言（苏北）上仍然表现出独特的身份感，和岸上农业居民有明显分别。他们奉刘猛将为保护神，虔诚崇拜。刘猛将承忠，元代贵族功臣，他的神迹正可以用来加强船民们的身份感，凝聚和强化族群内部的认同意识。
从这一角度观察，可以理解为什么清代、民国时期的刘王庙已经不单单是驱蝗之神，而且慢慢地演化为航行之神——水神。自清代末年，与民国始终，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江南湖荡地区船民们信仰突出的现象，为人瞩目。刘王庙、杨震庙的信众群体，正是江南地区原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的船民，他们在明清时代被贬为“二等公民”，因而更加团结。民国以来，浙江嘉兴县北乡王江泾镇的刘王庙信仰最为兴盛。刘王庙会前十日，就有数千艘船只云集王江泾镇，覆压毗邻，接天连云，俗称“网船会”。嘉兴王江泾渔民的网船会习俗，震动上海洋场，清末沪上风俗画杂志《点石斋画报》曾有记载：“嘉兴北乡连四荡普佑上天王刘猛将庙，为网船帮香火主，亦犹泛海者之崇奉天后也。泛家泛宅之流，平日烧香许愿，来往如梭，以故该庙香烟独盛。八月十三日为刘王诞期，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舰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泾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泊如鳞。是日，奉神登舟，挨荡巡行，午后回宫，俗名为网船会云。”(52)上海租界洋场的画报把八月十三日记为刘猛将的诞日，恐是误传。《畿辅通志》《清嘉录》所记正月十三日为刘王生日，有官方致祭。八月十三日应为纯粹民间庙会。
嘉兴县王江泾镇，为浙江省最北一镇，位于京杭大运河边，和江苏省苏州、松江两府有密切交流。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湖荡地区是全国最重要的稻米、丝绸、棉布、茶叶、工艺等物品产区，还孕育出同等级别的进士、举人及学者、文士群体。这些极具交流性质的物品和群体，北上进贡直隶，东出进入上海，都要经过金泽镇。王江泾与金泽之间的直线距离仅20公里，经水路通达，十分方便。康熙二十九年（1690），金泽镇的猛将庙得以重建，尊奉的便是刘承忠。(53)这次重建，显然和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松江府上海县设立江海关，主持沿海通商有关。嘉、湖地区的船民，必要经过金泽、朱家角才能进入上海县东门外的十六铺港，然后海运至天津、广州，沟通全国。
金泽镇的刘猛将庙，初建无考，由什么样身份的人建造也不知道。康熙二十九年重建的刘猛将庙在东朝圩，具体的情况不清楚。到了清代的时候，金泽镇的刘猛将庙，既不是农民主导，也不是渔民主导，似乎倒是由镇上的士绅在主持。嘉庆十六年（1811）再次重修刘猛将庙，庙里供起了文昌、关帝，易名文星阁，这样的操持带有儒教色彩。还有，清代刘猛将庙的背后，似乎还有一个文人善会。本镇善士陈德嘉捐田六亩，专门请了一位僧人，在四乡八邻收集字纸焚化，做惜字炉。文昌、关帝为清代科举儒生所敬重，传说文昌帝能够监管所有字纸，负责惩戒辱没圣贤文字的行为。江南儒生有文昌会，敬惜字纸，积累功德，颐养善心。镇上留下的资料不多，根据这一条证据，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推论：清代嘉庆年间以后的金泽刘猛将庙，已为士大夫控制，变成了镇乡上的儒教信仰。
认同儒教的缙绅阶层，在千年古镇金泽具有影响力。宋、元两代，金泽是皇帝、丞相、王子垂注的江南名镇，文风极盛，可惜文献失载。时至明清时期，虽然衰败，文风已经不及毗邻的朱家角、西塘镇，但镇上的杨姓、陆姓、顾姓、陈姓等大族，仍然培育出很多士大夫，金榜题名。明、清两代，金泽镇有记载的进士五人，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杨道亨、杨铨，万历二十年（1592）杨继礼，天启五年（1625）杨汝成，光绪十八年（1892）陆廷桢。此外，著在名录的还有23位举人，以恩荫、捐纳为官的也有15人。众多贡生中间，有著述，建行谊，见特长的文士更是不计其数。(54)按老年人的回忆，民国年间金泽镇仍然有一支儒生人群，大多是秀才出身，常年在镇上上塘街塔汇桥旁的状元楼饮茶赋诗。他们不单谈论政治、文化改革，参加“南社”活动，也组织宗教活动。佛教的“莲会”，道教的“善会”，儒教的“讲会”“雅集”，都有金泽镇士绅们的身影。
江南市镇士大夫社会的巨大规模，可以从金泽周边乡镇的地方志统计中看到。朱家角镇和金泽镇同为青西巨镇，按《珠里小志》“科目”收录，该镇仅清朝康熙、乾隆两代进士就有11人，为康熙九年（1670）程化龙、王元臣，康熙十五年（1676）朱衮，康熙十八年（1679）陆祖修、王之朋，康熙二十一年（1682）王喆生，康熙四十五年（1706）诸晋，乾隆十九年（1754）王昶（1725—1806，上海青浦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陆伯昆，乾隆五十四年（1789）王廷兰，乾隆六十年（1795）蒋维淦。(55)青浦另一巨镇盘龙镇（含今天七宝、徐泾、诸翟镇村），明代科举兴盛，中进士且任京官的就有金纯、金濂、王会、孟羽正、侯尧臣、王圻、徐三重、侯震旸、徐祯稷、侯曾炯。明末清初，本镇文士备遭厄运，清朝前、中叶都没有人登第。盘龙镇儒风在清末恢复，又有陆我嵩（道光壬午）、陆宗郑（同治甲戌）两位进士。(56)明清时代，江南市镇有一个强大的士绅社会，儒家思想影响是无疑的。这种影响，必然也施加在民间信仰之上。
镇居士大夫对当地的信仰生活施加影响，他们把刘王信仰“儒教化”了。金泽刘猛将庙得到陈德嘉等士绅的支持，香火相当不错。道光十一年（1831），刘猛将庙用积存的资金，修造了庙前的驳岸，扩充了庙址，且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57)金泽镇刘猛将庙的儒家化，还有一个例证。金泽另有一座刘王庙，在北圣浜东口，规制较小，称“刘王阁”。刘王阁中的刘猛将边上同时供奉海瑞、文昌帝和关帝，(58)这几个人神，忠勇仁义，在清代都具有儒教色彩，为儒生供奉。金泽刘猛将庙的恩主陈德嘉，在道光三年（1823）还出钱捐纳了一个“赈平籴”虚衔，知县李宗颖授予“谊敦任恤”匾额。(59)可见陈德嘉确实是一个有钱的士绅，他们这一群人敬惜字纸，一直在为振兴金泽文风虔诚祈祷。
刘猛将作为文曲星之类的文神，在金泽镇之外还没有发现过。查考起来，这个儒教化的“刘王”也有文本依据。清代常熟人王应奎对江南人把蝗神定为“刘猛将”甚表困惑，曾指出刘王是个文采斐然的儒生：“赵枢密蔡作《漫塘集序》，称‘学术本伊、洛，文艺过汉、唐’。身后何以不经如此，其为后人附会无疑也。”(60)他认定的刘猛将不是广东吴川人刘承忠，而是江苏金坛人刘宰（1166—1239）。刘宰，字平国，号漫塘，宋绍熙元年（1190）进士，曾任江宁尉，著《漫塘集》，《宋史》有传，是个文臣。史载：刘宰在江宁曾领导抗旱，“岁旱，帅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旱灾，伴有蝗虫灾害，民众因此把刘宰和治蝗联系起来。把刘宰作为猛将的另一个原因恰恰是他打击巫觋活动，“江陵巫风为盛，（刘）宰下令保伍，互相纠察……有持妖术，号‘真武法’‘空云子’‘宝华主’者，皆禁绝之”(61)。汉族人的巫觋信仰中有一个思维特征：只问强弱，不计恩仇，斗不过你就投降你，且拜你为王。刘宰抗旱驱蝗，降伏妖术，江南民间视为猛将，奉若神明。清初江南人把“隳庙”的汤斌奉为神偶；20世纪50年代西南土司把战胜的解放军供在庙里，此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另解乎？
清代金泽镇刘王庙供奉的猛将具有文臣特征，应该是刘宰而非刘承忠，这样才能解释金泽刘猛将的儒教特征。刘猛将，陆上农民奉为蝗神，水上船民奉为水神，再到金泽镇上的士绅大夫奉之为文神，刘猛将在江南地区有很广大的信仰基础，各阶层的信众都有。从刘猛将信仰来看，这已经是一个完整信仰的神祇，并不是某种行业神，只代表一些固定身份的群体。青浦区西部邻近淀山湖的乡镇，如金泽、西岑、朱家角、商榻、白鹤等，居民们的身份历来分为渔民、农民和镇民。渔民以船为家，农民耕读为业，镇民则在市镇从事工商业。职业不同，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但他们都认刘猛将，形成了统一的身份认同，刘猛将在金泽镇上是一个身份融合的复合信仰。
刘猛将在雍正以后列为秩祀，成为官庙。作为官庙，官员亲自出席祭祀活动，每年两次，“岁以正月十三日及冬至后第三戌日致祭”(62)。知县或亲自出席，或派员参加。凡是列入秩祀的神祇，每年都有两次祭祀。秩祀的目录很长，“社稷”“先农”以下，直到“猛将”“道婆”，都要求地方首长出席，是儒教治国的基本要求，官员们都勉力遵守。所以，一个镇上如果有城隍、猛将的行庙，能够标志本镇的经济、文化地位，民众都积极申办。边远镇乡争取行宫、别庙，从官庙分香到镇，要有相当财力，还要有一定关系。我们在青西各镇的镇志中看到，经济和人脉相对较弱的西岑、莲盛、商榻镇，甚至比金泽后起的朱家角镇，在清代和民国期间都没有刘猛将庙。按光绪《松江府续志》统计：松江府各县的刘猛将庙，分布在华亭县任泾港、十保十三图、七保二十一图、四十一图、三十六保三图、二十七图；奉贤县南桥镇；娄县城关镇、三保廿一图、廿三图、四十一保廿八图、廿九图；金山县城关镇；上海县城关镇、杨家街、虹安镇；川沙厅城关镇、十七保十二图、二十保九图、十八图、二十二保廿四图、八团北五甲。青浦县城关镇有刘猛将庙，金泽镇刘猛将庙本志失载。(63)
原松江府各县、厅的刘猛将庙，“文革”以后都还没有恢复。今天上海地区刘猛将的信徒，转道去嘉兴王江泾镇烧香。该镇的刘猛将庙俨然成为江浙沪地区的中心庙，金泽很多信徒去王江泾镇烧刘王香。1986年，王江泾镇政府顶着“搞迷信”的指责，以“刘承忠纪念馆”方式，重建刘王庙，供奉刘猛将。该庙在历史上有影响，又是江南地区首先复建的刘王庙，20多年来香火兴旺，当代“网船会”名著江南。青浦、松江，还有嘉兴、湖州、苏州各地的船民信徒蜂拥前往。1996年，网船数目达到1200条，庙会人数则有26万（以购门票者为计），恢复到20世纪40年代的规模。从网船会的盛况看，刘猛将的信仰，仍然是以江、浙、沪的船民为主。《书城》杂志一位作者，在2009年3月21日参加了王江泾镇的网船会，遇见了夏姓船民的大家族，一个60多岁的壮汉指着船头旗帜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说，全家族来了30多个人，成员来自“江苏吴江、江阴，上海松江和浙江嘉善等地”。(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