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引领”转向“功能引领”的基层党建效能化
在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基层党建主要侧重于执行上级决策，激活党组织、满足基层治理需要。“组织引领”的常见做法就是“建组织、配干部、拨经费”，试图以组织化党建的方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领导、指挥、协调和示范作用。“组织引领”的有效性毋庸置疑，但需要面对组织网点密集、干部配置过多、投入成本大等可能出现的风险，从善治的角度看，这种“组织引领”的党建绩效并不是最理想的。“功能引领”则强调动态的过程党建替换组织引领中的静态党建的做法，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功能引领。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这同党的宗旨是密切契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一旦出现与此不一致或对立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倾向，党建的功能便得以体现。
二是整合性引领。执政党具有组织优势与资源优势，能够对社会不同利益进行权威性整合，尤其是能够对社会治理中常见的自发性、片面性和非公共性的成分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积极成分。当然，社会治理其他主体在面对党建功能整合上，也不应该是被动适应，而应当主动对接政党在社会稳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整合要求，适时地将自己的利益诉求、政治愿望、方案主张等反映在党建实践中。
三是动员功能引领。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因而社会动员功能十分强大，比较而言，其他治理主体则不具有这种能力，再加上有些主体发育迟缓，动员能力不足，需要借助党建平台获得更多机会，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公信力。
四是沟通功能引领。社会治理水平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凝聚力状态，因此合作治理的水平也就是社会秩序的维系水平，以此推论，党建的沟通功能越是强大，则社会共识的达成度就越高，社会排斥状况出现率就越低。[9]
[1]吴新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及其应对》，《国家治理》2017年第33期，第30页。
[2]张文显：《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页。(https://www.daowen.com)
[3][美]罗斯科·庞德，邓正来译：《法理学》（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4]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5]张文显：《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页。
[6]吴新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及其应对》，《国家治理》2017年第33期，第31页。
[7]周汉华：《专业化是必然要求》，《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第19版）。
[8]邹东升、陈思诗：《违法信访的社会心态解析与情理法融合治理》，《行政论坛》2019年第4期，第59页。
[9]吴新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及其应对》，《国家治理》2017年第33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