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农村习惯以及村规民约的环境保护法律效力
当前我国法学界对于习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的习惯上，而对于社会中的一般习惯研究甚少，这也许正是我国制定法对于习惯排斥的表现。但是，随着我国法治的逐步完善，当代中国制定法在有关习惯问题上已经显露出一些缺陷，在法律理论上则存在盲点。[21]虽然不可否认，有些习惯可能是一些陋习，但是习惯既然一直保存下来，在其背后总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特别是对于环境保护相关的习惯而言，面对农村环境如此恶化的局面，只要其未与重大法律原则相抵触，应该还是承认其效力。习惯往往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在大家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会主动遵守，弥补成文法的种种不足与疏忽，减少不断细化法律所需立法成本。另外，通过村民之间创设出的规范，即村规民约，也可以同样起到环境保护的功能。但是当前我国农村的村规民约在制定时，很多是以政府的倡导、推动甚至一刀切的强制为前提和保障机制，从而使政府赖以方便地进入并控制乡民社会。[22]此种村规民约并不是村民自觉地从事的自治活动，其内容往往与现行法律或政策相重复，并没有多少意义。只有正真为村民自主合意达成的村规民约，才有可能在村民日常活动中发挥出保护环境的功能。
【注释】
[1]［日］宫田三郎：《环境行政法》，信山社出版株式会社2001年版，第17页。
[2]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1.
[3]事实上一些有关绿色消费意识的调查也表明，目前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还往往局限于自己生活的空间，其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还停留在初级水平。有学者认为，欧美人的环境意识定为“自然保护型”，日本人的环境意识称为“反公害型”，中国人的环境意识归为“自我保护型”。参见闫继红：《我国实施绿色消费的难点与对策》［J］，载《合作经济与科技》2004年第17期。
[4]李丽霞.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的限制性因素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S2）.
[5]向佐群，唐敏.论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2）.
[6]沈荣华.中国地方政府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00.
[7]朱新力.论一事不再罚原则［J］.法学，2001（11）.
[8]［日］大塚直：《環境法》（第2版），有斐閣2006年版，第585页。
[9]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38.
[10]汪劲.环境法律的解释：问题与方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418.(https://www.daowen.com)
[11]汪劲.环境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0.
[12]夏光，冯东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调研报告［J］.环境保护，2005（2）.
[13]现在农村环境问题很多是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造成的，滥伐、滥牧、粗放式农业生产等成为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参见陆新元：《对当前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J］，载《环境科学研究》，2006年2期。
[14]李挚萍，陈春生.农村环境管制与农村环境权保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
[15]邓正来.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J］.北大法律评论，1999（2）.
[16]韩艳宾.我国绿色消费现状的实证研究［J］.理论界，2006（9）.
[17]陈书亮.绿色制造的现状调查——基于消费者对绿色家电认识的调查报告［J］.知识经济，2007（8）.
[18]靳明，赵昶.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论丛，2007（6）.
[19]李妙然，王晓民.中国自下而上型环保NGO发展的特点及瓶颈探析［J］.生产力研究，2006（12）.
[20]余琴.NGO：环境保护部门的“同盟军”［J］.中国改革.2006（12）.
[21]苏力.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一个制定法的透视［J］.法学评论，2001（3）.
[22]谢晖.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J］.东岳论丛，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