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我们今日实行的仿西式学术分科确立时间却不算长。不过，在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滥觞之际，章太炎、梁启超就已提出了类似今日所谓“跨学科研究”的主张。[1]这一取向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更得到大力提倡[2]，然而若从社会视角看，史学之下各子学科的畛域又还比较明显。譬如，各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现在大都“整合”为一科，但从课程的设置、学会的组成到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大体仍可见比较明晰的“边界”。

以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播电视一律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各地的广播电台通常都有一定时段的方言节目（那时电视台甚少）；如今媒体讲究“煽情”，就连中央台都出现不少带有地方口音的主持人，但除民族语言外，各地的方言节目似乎都停歇了[3]，却出现不少探讨“地方特色”的话题和方言电视剧。类似的诡论现象史学也有：当政治史几乎成为史学的“普通话”时，各专门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层面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和着一些专门史的“方言”风味，然而各专门史的区分却较前更受关注，有的还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某某史”这类论题的持续探讨，其实就是一种希望进一步划出或划清学科“边界”的努力。

这方面比较明显的是社会史，近年处于上升地位的各专门史中，社会史应属比较成功的一科，而其画地为牢的正名意识也相对更强。历年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中常见试图为“社会史”正名的论文，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只有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可以算得上“社会史”，否则便只能算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史学。[4]其实即使是后者，也渐已形成某种大致众皆认可的认知，即应该以社群（通常隐约带有大众化的或反精英的意味）和特定范围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尽管近年“礼俗”和“生活”这类过去社会史的常规论题已渐溢出而有“独立”的势头了。

反之，思想史这一近年也处于上升地位的专门史[5]，则表现出相对宽广的包容倾向，其一个特点是许多人往往将思想与文化连起来表述为“思想文化史”；唯就一般意义言，“文化”似较“思想”宽泛许多[6]，前些年西方所谓“新文化史”更与通常所说的思想史大不相同[7]。另外，为思想史划分界限的正名式论述迄今少见，即使像葛兆光先生这样“专业意识”较强的通人（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却远不止思想史），也多在思考“思想史的写法”及“什么可以作为思想史的史料”一类问题，其基本立意是希望思想史更开放而非更封闭。

我自己也蒙一些同人抬爱，常被归入“思想文化史”的范围。较广义的社会史论文我曾写过一两篇，那些文字却常常不被认为是“纯正”的社会史。尤其是我曾试图学习从社会视角探索思想史的取向[8]，便有不少怀疑的反应；我的学生也曾就此提出疑问，因为他们感觉并未在拙文中看到多少“社会”。这里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我的表述有问题，未能清楚说明我所指谓和尝试的主要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同时也可见“社会史”学界近年厘清其学术畛域这一努力的成功，读者对“社会史”已具有某种预设性的期待，未见其所预期的内容或未闻某种特定“方言”便易感失望。

前面讨论“思想”和“文化”涵盖的范围时已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专门史的划分是否当依据其研究对象而定。上文所说学界关于如何界定社会史的争论，也多少与此相关。这样的问题其实很难说得清楚，更难获得共识。史学各子学科已存在相当一段时期，自有其功用甚或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也当注意，这些“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为强化的。根本是史学本身和治史取径都应趋向多元，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门史的藩篱。[9]

边界明晰的学族认同原本不是治史的先决条件，我倒倾向于相对宽泛的从各种方向或角度看问题，而不必管它是否属于某种专门史——思想问题可以从社会视角看（即所谓social-oriented approach），外交问题可以从文化视角看（cultural-oriented approach），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必须固定从一个方向看。《淮南子·氾论训》说：“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惟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此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开放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

“无所不通”的高远境界或不适应今日急功近利的世风[10]，且既存知识的范围也太广泛，非“生而知之”者大概只能有所专而后可言精。若不计“治学精神”而仅就“治史方法”言，治史者固不妨有其专攻，倘能不忘还有其他看问题的视角可以选择，境界亦自不同。尤其要避免刘勰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文心雕龙·知音》）之见，切勿因学科的划分限制了对史料的采用。

不论是侧重原典深入体味还是开放视野广寻他证，关键要看是否在有据的基础上立言、有无自己的研究心得。说到底，今日能见的史料都不过是往昔思想脉络的片段遗存，在此意义上厚重的文本和只言片语基本同质。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11]治史者在深究前人遗“言”之时，倘能尽量再现立言者之“人与骨”及其周围环境，则其理解必更进一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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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增订本，由于“十论”是遵循丛书的命名，现单独刊印，且文字已发展到二十篇，故更名曰“述论”。全书文字由三部分组成，原《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删去4篇（含附录2篇），另有5篇来自《20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并新增8篇近年撰写的与近代中国史学相关的文章。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史学的履迹”基本是论述性的文字，接近于通常所说的史学学术史，唯更注重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学术典范、研究取向、发展趋势等面相。其余三个部分多是读书心得，第二部分更多是对学术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史学发展可能走向的展望。第三部分则从具体的个案探讨近代史研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倾向，并借以思考怎样从宏观的基本层面和特定面相（如史料解读和史学表述）推进我们的研究。第四部分偏于探索史义，一些篇目或与坊间所谓“史学方法”稍近，然亦不尽同；余则多从外在和内在的不同视角观察和思索史学的基本义旨。

本书最早的文字刊发于1996年，而最晚的则到2013年，不少论题本相关联，论述亦不免有重叠。在这次修订编辑的过程中，尽可能删略了重复的内容，并对其中的一些文字有所改动，包括将一些段落从一文移到另一文。因此，个别文章的篇名也做了更动。

由于职业的原因，最常被学生问及的就是“史学方法”。我其实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本不认为有多少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的“方法”。[13]然为了不致误人子弟，亦不得不对此时有所思。偶有所述，总夹杂着“逼上梁山”之感，盖这类问题很难说思考到勉强“成熟”的程度。自忖才学识俱不足以语此，只能稍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并无什么特别“独到”的见解。不过是经验教训之谈，以一个在这条路上先行一段者的资格，对那些已将史学确立为专业的在校学生略献刍荛，希望后来者或不致重蹈覆辙，尽可能少走弯路。

这一愿望能否实现，我自己仍尚存疑。其中一些文字，本是上课过程中从学生的问难中得到启发，但不知是否真能针对他们的需要，很希望得到年轻学人的批评。若本书后面的议论幸能引起方家的不满，进而“愿把金针度与人”，为青年学子写出真正有助于治史的方法论，那就是本书额外的收获了。

2013年12月26日于旅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