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有枝叶：直面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
从史料存留的残缺角度言，每一时代的差别，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程度不同。即使不论史料存留的片断特性，时代的断裂经常发生，也是不可否认的。尤其像近代中国这样天崩地裂式的大中断，是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置的。
通常一时代一社会之典范未变，则可能维持所谓“道一同风”的状态；而“道”一旦失范，典范不能维持，就容易杂说并出，即《礼记·表记》所说的“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刘咸炘所谓“道晦而学末，学末而各道其道”[6]，是很有分寸的概括。
然而，“各道其道”，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传统中断之后，确可能出现非复既往的散乱无序状态。常乃德曾说：“一种文化，当其主要之一部分改变之后，纵然其他部分仍然保留，就全体的见地言，已经不与旧时相同了。”[7]本体既失，各部分便不复能展现整体。若处于类似近代经典淡出后的语境之中，则旧事物的残存即或复出，也可能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带有似是而非的特点。不仅从全体着眼已不同，就部分本身言也未必同。如麦金太尔（Alasdair C.MacIntyre）所言：许多关键性词汇仍被继续使用，却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未必完全表现出这些术语曾有的含义。[8]
故进一步的问题是，断裂的片段可以反映出整体吗？假如历史是一棵树，其理想状态便是“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但这只在热带或温带的一些地区才可能始终如此，在其他很多地方，秋风扫落树上的叶片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冬天的一棵树可能叶子很少，甚至光秃秃的。我们现在见到的许多史料，既可能是往昔那兀立的秃干，也可能是折断的枯枝，更可能就是一片片散乱的落叶。唯不论干、枝、叶，都有其“独立的生命”或单独的意义。[9]很多时候，叶片的独立意义固然不能取代它们与树干连接在一起时的意义，后者却仍可反映在飘零的落叶之中。干、枝亦然。
我们现在知道，任何脱离整体的生物片断，都保留着原有的基因；若得到很久以前的生物碎片，便可通过DNA的检测反观生物的整体。文化其实也相近。文化基因的传承能力，包括中断后的传承，是非常强的。例如，四川至少从汉代起，其文化特色以今日所谓“文学”见长，而正统的经学则相对弱（至少对经典的理解和表述，都与中原互异）。因明末的战乱，四川人口剧减至清初的不足十万户，在“湖广填四川”后更成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会。但直到清末民初，四川仍以“文学”见长；而在经学方面，也还颇显特异之处（后来公认的大师廖平，便曾被视为儒学异端）。[10]
退而言之，即使是滴水可见太阳或月映万川那种间接的映照关系，在太阳和月亮从我们视野中的天空消失之后，映射过太阳的水滴和映照过月亮的万川仍存留着日月的痕迹。章太炎所谓“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11]，其实未逝，不过需要特定的观测手段和方法才可见。今人可用高倍摄影留其痕迹，而惠施所谓“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庄子·天下》），也是一由影观形的侧面进入之法（详另文）。
且传统的中断永远不是绝对的。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12]。蒙思明也提出，“某事件的史料消亡”，未必意味着历史上“并无其事”，更不能以为其“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13]所谓传统，或许就像孔子所说的，“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同时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礼记·中庸》）。古人常说：盐化于水，盐已无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盐在。历史亦然。它早已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招之未必来，挥之难以去；就像曾化于水的盐，不必有形，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所不在。
进而言之，散碎其实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中国固有的表述风格，提示出片段不一定就是断裂，反可能是表述者有意为之，不过点到为止，甚至故作不言之言。中国古人著述的特点，不仅长期体现着傅斯年所谓“电报语法”的特征，语尚简洁；而且有着一种学理的自觉，即承认言不尽意，却又很注重言外之意，甚至追求一种冯友兰所说的“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的表述方式。
冯先生注意到，“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按道家的说法，“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古人“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皆不够明晰。然虽“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且正因昔人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14]
或因此表述风格的影响，或因为时代的距离，也可能就因研究者的成心在，都可能造成今昔的不理解。故熊十力提醒我们：从表面看，“古人著书，虽无体系，而其思想囊括大宇、穷深极幽，绝非零碎感想”。善学者当“由其散著之文，以会其无尽之意”。[15]其实，说古人著书无体系，多少也带有后人的“体系”观。在朱子看来，“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齐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细穷究。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朱子语类·读书法上》）。读者一旦明白了字字的着落，“枝枝相对，叶叶相当”的整齐排列就会自然显现。
后人眼中的“体系”或非昔人的追求，然第一可知其绝非零碎感想，第二他们还可能是有意追求一种“枝叶”式的表述。再看《汉书·艺文志》描述汉代经学的现象：
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这不就是孟子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孟子·告子》）的典型现象吗？若揆诸前引《礼记·表记》关于“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的说法，在一般以为经学确立也特别繁盛的时代，其说经方式却表现出了“天下无道”的征兆，岂不可思！
若从“各道其道”的眼光看，“辞有枝叶”本身固是一种典范衰落的现象，唯在典范既逝、“道术将为天下裂”之时，各种思想处于竞争中，“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却也未必不是一种有意的表述方式。传统中断之后，则“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以上皆《庄子·天下》）。
章学诚进而从“六经皆器”的视角诠释说，只有“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必典范存在且具有威权，则人“不自著为说”，也不“离器言道”。一旦“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人皆“各以所见为固然”。诸子纷纷言道，更“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16]，已是典型的“往而不反”现象。亦即熊十力所说，“下流之水，既离其源，便自成一种流，而与源异”[17]。
故因传统中断而散乱无序，仅是“各道其道”的一种现象；因中断而独立，则是“各道其道”的另一种现象。
就学术言，一旦下流的独立成为一种定见，便有所谓门户的确立，并会形成某种思维定见（即庄子所谓成心，或西人所说的mental set），影响学人的眼光，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效果。廖平以为，《春秋》“三传本同，自学人不能兼通，乃闭关自固。门户既异，矛盾肇兴”[18]。按：三传之同，或更多指其根源；其具体诠释，当然有同也有异。但不论同异，都不仅有中断，更可能见创新。尤其“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庄子·天下》），“枝叶”式的表述，或许就是开启一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机缘。[19]
钱锺书就曾注意到，往昔“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对后人而言，往往只有一些片段思想还有价值。不过他也补充说，“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这一区分至关紧要——碎片既可能是凋零的结果，也可能是创新的起点。不能因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就忽视它们。“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这些“自发的孤单见解”，可能就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20]
简言之，第一，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第二，有些看似散碎的片断，却可能是有意为之，要善于从散碎的表象看到其背后隐伏的体系或关联；第三，中断亦如四时，“终则有始”（《易·恒·彖辞》），方死方生，它本身可能是独立的前兆，故片断也可能是创新的机缘，甚或本是新说的起点。
如果承认史学本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则其基本精神，或许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或者说，我们怎样使书写出来的历史并非一堆错落无序的单词片语，又尽可能避免让历史成为后人的系统性“代言”，而失却了本来的面目？
文化DNA的检测，当然没有生物学那么直截了当，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毕竟历史文献中任何“单词片语”，都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21]史学不能无中生有，却可以由末见本（这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要项，详另文）。杨国强教授有句名言：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22]后之学者的任务，可能就是要收拾那一地散碎的文辞。这既非不可能，也不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