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

近日不少学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不甚满意，而相对比较共同的不满即“理论”似乎被淡化；最有意思的是不少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出生的中青年研究者对那一时代经常产生涉及理论的广泛讨论或争论充满景仰，很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再现。最近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引发的讨论大体是上述的总体不满和期望的一种表述，相信还会有进一步的探讨和其他的表述。[2]个人对这样的宏观问题虽心向往之，然自知学力实不能至，不敢置喙；因教学的需要，颇感觉近代史研究中一些不那么抽象宏观的具体问题似也有讨论的必要，毕竟在校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所面临的恐怕更多是这样的具体问题。

本文希望简约地讨论近代中国的一些时代特征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制约，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探索某些今后可能的发展。因个人见闻的限制和未能进行广泛充分的研究，本文言及近代中国的特征趋势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都仅涉及部分而非全部；根本言之，本文完全无意于整体论述，而更多是反映个人教学、研究和阅读他人论著过程中积累的一些并不系统的看法。[3]正因此，本文若有所建言，也以建设性为初衷，侧重具体，无意排他，不过希望成为新世纪史学百草园中竞存的一草（one of the contested many）而已。

又本文的表述方式相对接近中国传统的“举例”法，希望通过具体的事例申论一些想法，例之所在即论之所及，亦论之所止。前些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有一种观念，认为文本一经产生，即具有了脱离作者母体的独立生命。不知是否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近年我国学界颇有不顾作者原意而随意解读“文本”的倾向；但是这些解读者对此理论的服膺又似乎是有限的或有选择的，他们在解读时并不就“独立”的文本解释文本，而是往往将其解读还赠文本的作者，指出某某主张如何、某某赞同和反对什么，等等。任何既存理论都自成统系，即使以“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的态度征引，也不宜省略或违背其基本原则。读者若取上述文学批评理论解读本文，烦请指明是“文本”之意而非作者之意，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