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
近代中国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变动既剧烈又频繁，张海鹏先生最近提出，近代中国百余年间有七次“革命高潮”。[4]张先生原文立意不在言“变”，但仍从一个侧面有力地体现了变的特点。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者，当然还是西潮的冲击，即晚清人爱说的“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也是过去研究的重点；近年中外学界皆有更加注重中国本土因素的倾向，值得鼓励，但不能因此便忘记什么是当时当地人最受刺激和最为关注的。实际上近代因西潮荡击而引出的一系列文化、社会、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多方面剧变不仅密切相关，而且相互影响，待研究的面相还非常广泛。[5]
其实，冲击中国的西方也是一个变量，不仅“西方”这一大名词涵盖下的各国各族各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就是整个欧美自身在近代也是日新月异、变化万千。前些年许多学者爱讨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外发”特点，其下意识中显然是把“西方”作为一个已经“早期现代化”的定量来看待。实则近代西方本身也处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特别是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人（以传教士为最多，其次商人），大部分是西人中不怎么“现代化”的那一部分；这些人带来的观念，有些或反不如某些中国常规观念那么“现代化”；他们中有的是在到中国后才开始“现代化”，有的更是从中国文化里汲取“现代化”的成分。因此，我们研究近代外在影响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恐怕不得不同时注意考察近代西方进行中的现代化这一变量。
同时，近代中西双方也还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近代中国的多变最接近春秋战国时期，而邢义田先生关于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和世业的研究证明，即使在那段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发生剧变的时期，人们仍长期维持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的生活，虽迭经变乱而变更不大，呈现出强烈的延续性。[6]这一研究结果对考察近代中国极有提示意义，虽然两时段未必事事皆同，然若能更加注重民众生活的具体事例，必有新的收获。[7]
究竟是变的一面还是不变的一面更能体现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这是个重大的史学问题。实际上，史家固然可以区分变与不变的两面，恐怕更通常的状态是两者并行而共存，将其区分而考察，也只是为研究方便而已。也许因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讥刺中国历史几千年恒久不变，或者由于清季以还中国人都喜变求变，我们的史学研究也一向是多见变的一面，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只有在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之后，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当然，变与不变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如果能进一步弄清近代中国变的诸多面相，也能从反面或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解不变一面的参照系。[8]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变的共相之下，许多具体面相的发展变化速度又是不同步的。近代中国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歧性：幅员广阔造成了明显的区域性发展差异，同时还存在着社会变动与思想（或心态）等具体面相的发展变化速度不同步的现象。除一般多已注意的城乡差别外，若可以将发展演变划分阶段，则京、沪和一些口岸已发展到后面的时段，内地则可能尚不同程度地处于前面的时段，或处在两时段之间。学界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及以此为基础的生计的区域性差异已有大量的讨论（但可研究者仍不少），而中国区域性的地缘文化因素自古较强，特定的区域文化语境对士人和大众的观念、行为所产生的直接间接影响，似可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近代全国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大致已形成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世界”。当时要能够沿社会阶梯上升，已必须按其中之一即山西乡绅刘大鹏所说的“洋世界”的方式进行竞争；区域发展的差异造成了读书人思想资源的区别，导致与“洋世界”信息距离（而非地理距离）的远近常常决定包括科举考试在内的生存竞争的成败。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论著已经出现，还有宽广的发展空间。
剧变频仍和多歧性等特征影响并制约着发展的走向，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社会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由于中国面临的外力全面入侵的问题基本未变，士人对国势不振的关注并谋求解救之道这一总的关怀始终是共同的，而另一大致共同之处即越来越走上激进与趋新之路。学界对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多半因为许多人把“激进”具体到与特定的阶层、人物、思想观念或政治主张直接联系起来，并与对其的肯定或否定“评价”挂钩。其实若将“激进”理解为一种激烈的、主张带根本性的变革并希望一举解决问题的态度，则激进而且越来越激进应该是近代中国一个不争的发展趋势；民初从“家庭革命”到“佛教革命”等各类“革命”成为口头禅，且为社会精英这一通常最不倾向革命的既得利益群体所不断倡导鼓励，就是明显的例证。
西潮冲击之下的近代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士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9]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形象在中国“分裂”而不再是一个整体的“美好新世界”之后，新的崇拜仍未衰减，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争论各方之主要思想武器仍基本是西来的，伍启元甚至认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为中心”，即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清季以还的中西“学战”逐渐变为中西名义下实际的西与西战。[10]
尊西趋新的流风有力地影响了蒋廷黻、罗家伦等开创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因费正清将其传入本来就喜新厌旧的美国，在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领域得到强化，此后又反过来影响中国，形成一种循环式的推动和促进。结果，既存的近代中国史研究，有意无意中传承了许多“洋世界”的关怀，而忽略了相对本土和“落后”的那一“世界”，更多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使旧派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之中。[11]尽管这一倾向近年可见明显的改变，但晚清开始形成的“新的崇拜”在史学界显然仍有极大的影响。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偏旧的（包括自认不新和被认为守旧的）人与事渐少受到关注，日益淡出史学言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也许会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例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是因为革命派更进步（因而更正确）的论述，同理也常见于论证北伐军何以能战胜北洋军阀。不论史学究竟是否可算严格意义的“科学”（近年国内对此关注的学者已越来越多），这样先验的研究倾向肯定减少了史学研究的准确性。在此倾向下重建出的史实，也可能距原状更远。[12]
王国维提出，“周秦诸子之说，虽若时与儒家相反对，然欲知儒家之价值，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13]。没有对比的一面之词，推到极端便会连自身也被掩盖吞噬，结果可能是什么也看不见。试想一幅画面全由光亮成分组成的图画，我们能看见什么？没有暗淡，又何以见得出亮者的光辉？反之亦然。有时候，我们史学言说中的“主流”已带有虚幻的悬想性（当然多数不是研究者有意为之），未必就是当时当地真正的主流。
这就导致即使趋新的成分也有被忽视的可能，例如，清季最后十年的新政，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实际举措，其实也是当时趋新的一面，却因为有革命党人及其活动这一更“新”（其实是更激进）的事物存在，便未见充分的研究；当时受到较多关注的“落后”的一面是所谓“立宪派”，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也常偏于非官方的面相或观念竞争的一面，而中央政府，尤其是地方一些重要的趋新督抚推动新政的具体努力却被“革命与改良”之争遮蔽了。[14]又如北伐时的南北之争其实是当时的主流，然因北洋军阀这一“落后”或“反动”势力未受重视，南北之争也连带被忽视，结果后来才成为主流的国共之争成为北伐研究中受到关注的焦点，真正的时代主流反被掩盖。[15]
尽管新旧之争从19世纪后期开始已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现象，因为有上述时空不同步的发展，新与旧的区分标准以及不同时期的新旧社会分野却随时而变。一般人视为不两立的新与旧，不论在社会史意义上还是在思想史意义上，或者是在两者互动的意义上，都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相互渗透、覆盖、甚至重合；有时也表现为思想与社会的错位——许多在社会区分方面看似歧异甚至对立的新旧派别在思想观念方面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共性，而这些派别在具体的思想论争中又通常皆站在自己一派的立场上说那一派“应该”说的话，互相攻击而不计其与对方在特定问题上实际的共识。
在尊西趋新和整个思想界日益激进化这一大趋势下，随着真正的旧派或“保守”人物逐渐淡出时代的“话语天地”，思想与社会错位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即对立派别间真正观念上的实质差异越来越小（虽然有时可能呈现出差异较大的表象），而社会派别上的对立却越来越激化，仿佛给人以思想界日益两极分化的印象。既存研究似乎受此影响，对各种思想、政治、学术“派别”之间冲突对立的一面太过强调，而其相近相通之处则相对被忽视。另外，有时观念的歧异、新与旧或“激进”与“保守”皆难以“派别”来划分，甚至很难以人分，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只能以事分：同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在甲事上持同样看法的人在乙事上可能完全对立；同盟者和论战对手的移形换位或在细小问题之上，或在转瞬之间。这样，简单划分派别而论证的方式虽然醒目易读，却可能无意中修改了历史，从而误导读者。
例如，20世纪初年朝野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是否达到我们过去所认知的强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当时的思想论争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与当时也在竞争中的各在野政治派别的观念有多大歧异？又有多少共性？过去的中外研究明显受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少关注清季政府方面的观念和举措，其实稍认真地考察当时的思想言说会很容易发现，政府与民间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政府对民间言论的采纳和包容程度远超过既存的认知。陈黻宸在发表过明确的反清言论后仍能被任用为京师大学堂的教习，各级政府对剪辫这一显然带有反政府色彩的行为实际上相当容忍，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的方式对待[16]，这些都提示着那时朝野之间固有大量的歧异，却也有不少共同之处，至少其冲突和紧张程度并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有时不同派别的民间人士之间观念的对立甚至超过某些在野者与政府的对立。
其实近代中国新旧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更时髦的术语是“空间”）相当宽广，在新旧阵营里通常也还有进一步的新旧之分，对许多人来说亦新亦旧恐怕正是常态。汪叔潜在1915年已指出当时的中国“上自国政，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但新旧的界限又极不明显：“旧人物也，彼之口头言论，则全袭乎新；自号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终不离乎旧。”且一方面新旧相当对立，同时新旧双方又相互涵盖而每不自知，出现了“旧者不肯自承为旧，新者亦不知所以为新”的暧昧现象。[17]
鲁迅到1919年更观察到，当时中国“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他发现：“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18]或者即因为中国社会浓缩了古今中外“几十世纪”的状态，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A.Fitch）在1927年春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同时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于一身：北伐战争不仅是像美国南北战争一样的内战，而且是“集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及文艺复兴于一身”的大运动。[19]
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许多先前的趋新者因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成为“守旧”者，这也成为近代（特别是20世纪）的普遍现象。由于既存史学研究受趋新大潮的影响太甚，即使出现一些对所谓“保守主义”者的研究，也往往忽略了其通常曾是上一轮的新派（因而也就仍具有趋新的一面或与趋新者接近的一面）这一事实，结果对其“保守”的解读便不免有所偏差。同时，或许是受到新旧之争日趋激烈这一表象的影响，或由于研究者多习见史料中明显的新旧之分，许多“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以及新旧各自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多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之中。其实这些社群可能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不变的一面，能弥补我们近代史画面上失语的部分，或者不失为今后史家的努力方向。[20]
而且，新旧之间的空间也许还不仅是“过渡性”的，它可以被视为一个超越新旧二元观念的新思维角度；这一视角是开放的，不仅是增加一元而成三元，还可以进一步引入其他因素，以形成一种多元分析框架。“五四”后期有人曾提出“模拉尔（或穆勒尔，皆英文“道德”之音译）小姐”的口号，不论提倡者的初衷何在，“小姐”的象征性出现多少体现了一种欲与德、赛二“先生”有所区别的愿望。在男性掌握“话语权势”的时空里引入女性“角色”，是否意味着在中西、新旧等（男性）二元对立中出现第三种声音，从而打破了二元思维而导向一种多元思维呢？依此类推，如果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精神与物质等习见的二元对立观念中引入第三或更多的参照系进行观察（当然是在承认前人的实际关注基本是二元的这一前提之下），应可给我们以更广泛的考察范围和更开放的研究思路，从而导致一种对近代中国更加全面深入也更接近历史原状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