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

傅斯年在20世纪20年代曾提出了学术的“对手方”问题，以为一件作品所述的故事如果具有“古今一贯”的超时空意味，则后人大致能了解；若其所述是“局促于一种人或一时代的题目”，则即使“好古的博物君子”也可能难以索解。他以《论语》和《诗经》的内容为例说：“《论语》对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环境是窄的；《诗经》的对手方是人人，他的环境是个个的。所以《诗经》虽然为是韵文的原故，字句已不如常言，尚可大多数了然；而《论语》的精华或糟粕，已有好些随鲁国当年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情状而消散。”[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睿见，即学术作品的接受者常可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承，甚至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着专业知识的建构。简言之，作品的读者也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然而，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即接受者）对“知识”建构的参与和作用，以及对学术传统的形成之影响，是我们过去相对忽视，却又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