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再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1942年5月《世界学生》杂志刊发的一组纪念“五四”的文章，就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其中吴稚晖那篇《五四产生了两位新先生》的文章意图最为明显，他不仅要说是孙中山领导了五四运动，且根本试图重塑“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概念。那时正是抗战吃紧的时候，吴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已较前大为温和，承认世界各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仍存，“她既有此特点，自必有其特长。大约就是能够集大成，适应环境”。过去激烈反传统的吴稚晖此时以为，商汤和孔子代表了中国国家民族的特点，即“中国的国家是日新又新的国家，中国的民族是集大成而为民族之时者”。[10]
在这样的前提下，吴稚晖开始重塑“五四”的形象。他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竖起主义，学生起来，发动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化运动。”他又界定其所谓“划时代最适时的新文化”说：“文化是精神与物质，一物而两面，两面皆有成就，能脱离天然野蛮，进于人力文明之谓。新文化是适应时代、成就更进之谓。划了时代最适时的文化，精神是使用赛先生帮助德先生，物质是请教德先生发达赛先生之谓。适应时代的新文化，变了主义，就是三民主义；若是笼统叫它文化，就是五四学生心目中的新德先生新赛先生。主义是三民新主义，文化是两位新先生。”
吴氏进而从历史渊源角度来论证“三民新主义”和“两位新先生”的关系和内容：
自甲午到五四之先，大家觉悟中国文化，生了守旧的毛病，于是繁然杂乱的起来运动维新。精神物质，对立争持。体用、西化、本位、全收，向新力大家都有，如何真正适时的纲领何在，一个也没有定见，各快一时的义气。惟有中山先生不慌不忙，擒住了两位先生，改新了两位先生，完成了他的三民主义，适宜了完成民国的时代。他擒住德先生，不让它只是过去的德先生。不取传统民主的财产选举，也不取民死主义的暴民专制，不患贫而患不均，节制富民，丰足贫民，注重八德，行使四权，集了大成，希望成功一个崭新的德先生。擒住赛先生，也不只是看重科学，且要迎头赶上去。迎头赶上去，就是接受已有的，还该更有进步的，必要胜过从前，集了大成，希望成功一个革新的赛先生。
吴稚晖也知道，他将五四学生运动与孙中山联结的立说太勉强，所以承认“五四之先，中山先生并不曾如是的明白吩咐学生，学生也不曾预先请教过他”。不过他给学生分配了一个社会角色，即“过去、现在及将来，永远是承先启后的中坚”。擒获两位先生大约等于“承先”，要成就两位“新”先生，才是“启后”。
“五四”之前，倾向于两位“新先生”的空气已“浓厚的弥满全国，如是的酝酿欲成。不惟学生，且有学者，且有教授，且有一切文化人，都隐隐有此说不出话不出的觉悟。到了‘五四’，学生不知不觉，从爱国一点出发，在如火如茶的运动中，就在三民主义的帅纛旗前，扯起了两种新先生的文化大旆”。这就是五四学生的“承先”，但“只是临时觉悟，急起直追的承先”。故“两面大旆，扯了二十余年，一张方子开好了，没有工夫配药，更没有现实服用”。
而五四学生的“启后”，就是要“一心负起配药的责任，达到服用的目的。如何注重八德，如何行使四权，如何节制富民，如何丰足贫民，要绞尽脑汁，拿起五四运动的精神来，造成新德先生；如何迎头赶上，也绞尽脑汁，成就新赛先生”。
可以说，吴稚晖实际是对近代中国一段历史做出了全新的再诠释。他也不是全无所见，例如，他注意到从晚清开始举国一致的“向新力”这一点，便超出那些只见到近代新旧之间竞争一面的研究者。而其全文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正是“新”。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指出孙中山“改新了两位先生”。在冠以“新”的头衔后，德、赛二先生的概念与“五四”前后相比已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就赛先生而言，还只是态度的变化。以前吴稚晖最提倡物质层面的赛先生，而且基本是在“接受已有的”的方面着力；由于赛先生那明晰的西来身份认同，所谓“更有进步的，必要胜过从前”，大体就是从冯桂芬到孙中山都一直在强调的，即学西方的最终目的是要“驾而上之”。关键在于，这后面一部分的“胜过从前”，正是赛先生的“新”之所在，所以吴氏这一从学习到超越的态度转变，也是带根本性的转变。
至于德先生，那简直就是本质的变化。吴氏所定义的“崭新的德先生”，的确是面目“焕然一新”，与其西方的原版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反倒容易使人联想到国民党的“训政”；而其关于节富足贫的观念，明显更接近西方的社会主义（但也增加了太多本土特色），实在不像新文化运动时一般译为“民治”的德先生。
从国民党方面看，更严重的是，孙中山的学说本身也被吴稚晖“改新”，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三民新主义”了。常规意义的德先生本是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英译，但吴氏的新定义则使之转而更接近社会主义，这却是“民生主义”的英译；如果德先生一身而兼此二任，孙文学说岂不成了二民主义，显非孙中山本意。
实际上，孙中山自己并未“改新了两位先生”，倒是吴氏既“改新了两位先生”，又“改新”了三民主义。吴稚晖本也承认，孙中山与五四学生运动之间确无实际的联系。因此，试图“在三民主义的帅纛旗前扯起两种新先生的文化大旆”的，正是吴氏自己。这样一种整合性的愿望和努力，却因其随意口吐真言式的新界定，使得五四学生和孙中山恐怕皆不识其为之奋斗的事业，真是莫大的讽刺。
在同一期的《世界学生》杂志上，专门研究“科学方法”的王星拱也写了一篇《“五四”的回忆》，试图配合吴稚晖联结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努力。不过王氏毕竟是教授，说话不能那么随便，他找不到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直接关联，却发现国民党人蔡元培可以大做文章。王氏以为，“辛亥革命虽告成功，然而国民党的力量和意识始终没有跨进北京城一步”。自从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学校长，于是有若干国民党人，以及趋向于同情国民党者，才能活动于这个污浊颓朽的圈子中的一个清明奋发的小圈子里”。[11]
他们对于北洋军阀政府，处处都采取对敌和革命的态度。至于破除广被朝野的迷信、诋毁剩余不合时代性的礼制，都是向这一个目标进攻的连带方法。风声所树，传播极广，所以五四运动发动之后，不出旬日之间，自北京而传至全国，自学生而传至各界，有如古人所谓接万物者莫疾乎风，诚为历史上不曾多见之事例也。
虽然“就此一运动本身而言，蔡先生并没有主持”，故“五四运动，从抽象的类别上讲，是一种情感运动”；但“就具体的命名上讲，是在北洋军阀统治要区以内，由国民党所导引的表现民族意识的爱国运动”。蔡元培一身兼国民党元老和新文化运动的监护人，的确提示了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某种衔接。[12]尤其是王氏指出一些国民党人借蔡之力而进入北大，甚有所见，是既存研究所论不多的层面（不少人都是在区分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基础上论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精神的）。
实际上蔡元培试图“引进”的国民党人还更多，他曾想请汪精卫来主持国文类教科，希望汪能像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大学教授菲希脱（今多译费希特）一样“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13]看来蔡元培对他的一些国民党同人所知不深，像汪这样有大志者，如何肯任大学教职。他也曾试图请吴稚晖来任学监，作“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并兼授言语学概论。吴不就。[14]反之，恐怕正是许多像汪、吴一类的国民党人未加入北大，才有北大的后来的“自由派”气象。
有意思的是，王星拱根本认为，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北京国民党人，其主要的革命“目标”是北洋军阀，而破除迷信和诋毁礼制不过是“向这一个目标进攻的连带方法”。这与一些北洋军阀的观念非常相似，直系军阀李倬章在1924年便将蔡元培视为国民党“南方”派来的细作，他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南方孙中山最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15]从五四运动后不久，即有人说五四学生运动把本是思想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引上了主要关怀政治的“歧途”，这个看法固然不无偏见[16]；但若矫枉过正，将新文化运动视为“进攻北洋军阀”这一政治目标的“连带方法”，似乎也离五四人当时的观念太远。
身与五四学生运动的许德珩对此的看法便不同，他认为五四精神主要表现在“对于民族的信心和学术研究的兴趣两方面”；自五四运动认识了德、赛二先生：
转变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态度和学术研究的风气。“求学不忘救国”与“救国不忘求学”的两句警语，不惟把旧时读死书的书呆子从字纸篓里拖出来，放到民族自救的熔炉里去，体验他们的学术，致用他们的学问；同时也使那班久假不归的先生们有所警觉，知道担负改造未来的新中国之重任的青年，是需要学问，需要努力于学问的。这是当日青年的自觉，因为有这种自觉，所以在当时，不维［惟？］各种学术的研究是在蓬勃的发展，就是社会各方面的事业，也都被青年们的觉悟，达到蓬勃的发展。[17]
这就是说，五四人认为政治和学术是互相关联而缺一不可的。这其实也不完全是认识了德、赛二先生之后的新知，很可能不过是政教相连而不分的中国政治传统观念的一种“现代表述”而已。[18]但“读书救国两不误”这一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虽有其时代的“正当性”[19]，有时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杨荫杭在五四运动后两三年间便观察到：“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他认为，“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而当时的情形恰好是“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会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20]“两不误”的取向可能导致“两皆误”，这大约是一些时人主张学术与政治分离的一个现实的考虑；但另外许多人确实以为可以做到“两不误”，也是事实。
或许是因为抗战的原因，许德珩与吴稚晖、王星拱一样，仍将五四运动归结到执政的国民党方面。他说：五四的时代已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不是二十多年前的了。
当日大家要求“德先生”，不过只是一个提倡的口号；而国父孙中山先生奋斗四十年的民权主义，现在已经成了全民族共同信奉的信条，是如何的有待于我们今日青年努力的实施。当日要求“赛先生”，也不过是一种提倡的口号；而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各科学的进步，已经脱离了提倡的时代，达到自己研究、自己发明和创造的时代，并且孙先生的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是建设新中国之科学的结晶，有待于各种科学家去努力的发扬光大和正确的执行。[21]
许德珩的论证思路与吴稚晖的比较接近，不过他尚知道德先生的对应者是民权主义，所以尽量把赛先生往民生主义方面靠。而且他无意改写历史，所以将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关联落实在时代已转变的“现在”与将来。
另一位参与五四学生运动的罗家伦此时与国民党的关系已非常密切，所以他也努力论证国民党与“五四”的关联。与吴稚晖和王星拱一样，罗家伦也从历史的角度寻找双方的关系；与他们相反的是，他把国民革命看作学生运动的发展。罗氏主张：“五四运动是青年革命运动，也就是当年所谓学生救国运动。五四运动烧起了中国民族意识的烈焰，所以由青年革命运动扩大而为民族革命运动，就是现在一致努力的国民革命运动。”而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的传承，就落实在“受过五四潮流震荡过的人，青年以及中年，纷纷投身于国民革命”。[22]
罗家伦并根据自身的经历指出：孙中山“对于这个趋势，是感觉最敏锐，而把握得最快的人。他对于参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注意而以最大的热忱去吸收的。他在上海见北京学生代表，每次总谈到三四点钟而且愈谈愈有精神，这是我亲见亲历的事实。所以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从五四运动里吸收的干部最多，造成国民革命一个新局势”。
在1913年后，国民党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群众运动期间，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乃由进步党唱了主角，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23]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之外。山田辰雄根本认为，孙中山对“五四”之前的新思潮并不怎么关注，只是在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后，才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认可新文化运动。[24]
吕芳上近年的研究表明，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其密切程度远超出过去的认知。若从民初社会广义的新旧之分角度看，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无疑都在新的一边。但是广义的同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有着许多重大思想歧异，基本社会组成也极不相同。正如吕芳上的书名“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所提示的，国民党人是在运动之外“回应”新文化运动的。[25]
比较《世界学生》杂志上述诸说，同是论证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联，吴稚晖最为信口开河，可以说完全是根据党派立场随意“重写历史”；王星拱将此落实在蔡元培身上，稍更接近实际情况，但其所论仍非常勉强；有着亲身经历的罗家伦的论述最接近历史真相，但他把国民革命视为五四青年运动的“扩大”，则又忽视了国民党自身从同盟会以来的长期“革命”传统（已执政的国民党仍长期以“革命”为号召，相当能体现20世纪中国的激进特征）；而许德珩将两者的关联置于时代已转变的现在和将来，处理得相当巧妙，不过他试图将德、赛二先生和民权、民生二主义联合起来的努力，却不免牵强，仍透露出为当时的现实需要而进行“宣传”的意图。
应该说明的是，不论这些人当时的政治认同如何，他们的主要身份认同还是文化人，他们之所以特别要论证五四精神与国民党及国民革命的关联，也许有一个当下的隐衷，那就是当时中央政府电告各省市，以“五四”不是法定纪念日为由，令各地不要举行纪念会。王芸生以为，“中央令勿纪念五四，当然是无取于学生干政之风”[26]。然而《世界学生》杂志“觉得五四对于青年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期，我们尤其感觉要继续五四的精神，所以特地编印五四特辑”[27]。既然值得纪念，又不欲违背中央不举行纪念会的意图，“五四”还能纪念的当然就是“学生干政”之外的内容，特别是其“精神”。如果能论证五四精神与国民党及国民革命的关联，则这一纪念就更加具有正当性，至少政府或会承认此举之“政治正确”性了（这只是未经证明的推测，仍不排除这一特辑是受国民党某方面的“指示”而出）。
国民党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显然是不一致的。周策纵注意到，虽然蒋介石对五四学生运动曾大致肯定，他在1941年7月公开表述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态度。[28]但前北大教授朱家骅的观感似相反，朱氏自北伐起约有二十年颇得蒋介石信任，长期任职国民党中央并主持三青团工作，他以为：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启蒙运动，所以五四以后的青年运动，也染上了极其浓厚的启蒙色彩。这种启蒙色彩，最明显的，就是一种反抗的态度，对于历史、社会上的一切，都要反抗。贞操观念、孝的道德固然反抗，就是支配人心社会时间最久、力量最大的儒家思想，也要打倒。青年的要求，是要把自己出身，从传统中解放出来。[29]
这种反抗态度对“文化的进步”不无价值，然其作用主要在“推翻旧标准”的消极一面，在“建立新的标准”的积极方面，“并不能有什么贡献”。尤其“五四运动以后不久，青年运动的本身，又趋重于政治活动。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都在‘谁有青年，谁有将来’的观念之下，要取得青年的信仰，来领导青年。于是青年运动，变作了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于是青年也变作了获得政权的一种手段”。这不仅“不是青年运动正轨的发展，而且于青年本身是牺牲的，于国家民族也是有害的”。所以国民党“自清党以后，对这种现象竭力设法纠正”，抗战后更“为积极训练青年”而成立三青团，“最终证明了本党的领导，始为正确的领导”，也就是“把青年看作‘目的’，而不把青年当作‘手段’”。
可知朱家骅对新文化运动虽有保留，多少还能肯定其“进步”作用；然而对此后走向政治的青年运动，他却认为对青年本身和对国家民族都有害，也许他还保留着一些主张学生以读书为主的教授思维。无论如何，国民党对“五四”的感觉相当复杂，既不甚欣赏，又不能放弃。对任何执政者来说，“学生干政之风”当然不宜鼓励；但在“谁有青年，谁有将来”的时代，又有哪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忽视对青年的争取或“领导”呢。
《世界学生》杂志社的社长杭立武总结“五四特辑”各文内容说：“五四精神”就是“青年自觉和奋斗的精神。自觉就是认识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奋斗是担负责任所包含的工作。这精神应用到外交，就成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要求；应用到内政，便成了民权主义的运动；应用到教育文化，便加强了新文化和学术科学化的潮流”。[30]这样的总结相当意味深长，既有重新“诠释”五四精神使之与国民政府靠近的意思，也依稀可见试图“证明”该刊纪念“五四”为“政治正确”的隐衷。
而文化、政治、学术在当时确实也是相互关联的，许德珩和顾颉刚都以回忆为基础讨论了这一关联，然而这两位当时的北大学生所见却不甚一致，无意中透露出其所属的“家派”对于“五四”历史记忆的差别。与上述诸人一样，许德珩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五四运动的产生。他认为五四运动“不是仓促间一种乌合之众的行动，而是经过了相当长时期准备的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说到它的起源，我们应当追溯到‘五四’前一年春间留日学生的归国与平津学生向政府请愿运动”[31]。
1918年5月北京天津的学生已有一次反对中日密约的游行，此后并产生了包括数个城市学生的机构“学生爱国会”，这些人“同时又组织了一个‘国民杂志社’，出版了一种半宣传半学术的刊物，叫做《国民》杂志”。这个刊物“单纯从文化的意义来说，是不及当日的《新潮》、《新青年》之引人注意，因为它是注意于抗日的鼓吹，不专注重于文字的改革。在它里面有白话文的作品，同时也有文言的作品；有古典派黄季刚先生的文章，同时也有改革派李守常先生的文章。可是若从学生运动和民族意识之表现来说，这刊物是当时南北各学校两三百个青年学生自动结合的一种刊物，是发动‘五四运动’一个有力的先锋队伍，‘五四运动’有许多努力的人，多半是这个刊物里面负责任的分子”。
另一位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学生顾颉刚，因不在北京而未参加五四运动，同样以回忆为基础，对“五四”的诠释就相当不同。顾氏认为，“要纪念五四，就不能不纪念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的文科”；“五四”前“北大文科学生有两种刊物，主张复古的是《国故》，主张创新的是《新潮》，两方面都本着自己的信仰作不客气的辩论，这才是文学院的学生所应当有的勇气和趣味。其后五四动运起来，新潮社的同人立刻成了这运动中的主力，尽了他们的指导新文化运动的责任”。[32]有意思的是，复古的《国故》尚被提及，而许德珩回忆里最重要的刊物《国民》在这里竟然没有出现。
若不言刊物，仅就办刊物的学生参与五四运动而言，两人所述皆不误，而彼此均不提及对方（许德珩虽略提及《新潮》，然仅限于单纯“文化意义”的层面），这很能体现一些“五四”的当事人有意无意间常常站在其所属的“家派”立场上立言，其本意或不在重塑历史，却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这样的叙述当然也不仅仅是“家派”的影响，还牵涉到双方对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