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以共和取代帝制为象征的转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全方位巨变，一个可能仍在进行中的“五千年之大变”。体制翻新了，文化转变了，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无不见证着并反映出某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各种因素和线索，形成多层次的交织和缠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中，新旧体制又都不是单一的，其发展可以是却不必是线性的——新旧之争是明显的，但又不仅是新与旧之争，而更多毋宁是新的冲突、紧张和对立取代了旧的冲突、紧张和对立。[25]
往昔已逝，对昔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后人很难“感同身受”，只能尽量通过设身处地之法以接近之。中国史学的长处，在于很早就注重辨析历史记载中“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传·隐公元年》）的差别。我们不必“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王充《论衡·齐世篇》），却也不宜忘了距离本是史家的优势。如布克哈特所说，距离给予史家一个更高远的位置，可以从杂乱中感受到和谐，因而获取对历史力量和精神的整体把握。
在近代中国这一波澜起伏的动荡时代里，由于富强成了国家目标，连带产生了一系列事出权宜的思路和举措，后来有意无意间一步步制度化，成为一种新兴的“常态”，使得下马治天下之时，仍延续着马上打天下的思绪。同时，也有不少实为近代出现的新现象，渐被固化为思维定式，反使后人产生“习见”的感觉。例如，以前地方的正绅是不允许也不屑于涉足税收一类事务的，清季人常说的绅首包揽厘税，乃是历时不长的新事物；而今日所谓“地方精英”参与类似事务，往往被视为国家涉入地方的表征，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26]
这样看来，不少近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事物，一些被不同政权的制度固化，另一些则在不知不觉中渐为研究者所“熟悉化”，使变态被看作常态，反而过滤了很多时人言动，遮蔽了不少重要问题，简化了原本更为丰富的史事。但史事本在史料之中，何以不少推崇史料的研究者会视而不见？这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不能说这些研究者就是愿意跟着他人走，思人所思，言人所言；更应仔细斟酌的，或是那些疏离于史料的思路和言说究竟在何处吸引了追随者？
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国家”与共和制的“民国”，都是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从更长的时段言，民族国家究竟像其他政体形态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过客，还是可能成为其常态（或者说，是一个历时不长的过客，还是较长时期中的常态），仍为一个待证的问题。毕竟，在人类历史中，自有“国”之观念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在大多数时间中其实都生活在非民族国家——帝国或其他形式——之中。[27]
如前所述，民初的中国虽已告别帝制，却又尚非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既不能用旧时帝制的那一套来思考，又不宜简单套用西方的概念。然而还有第三个选择，即两不拘泥，却不妨两皆参考，同时借鉴。那的确已是一个新的中国，但不论是既存的帝制中国典范，还是外来的民族国家学理，虽不宜据其成说照本宣科，却皆有大量的诠释和分析可以借鉴参考。
如果不把上述的变态与常态简单看作单一的新旧面相（即新旧各自也充满了冲突、紧张和对立），而可能是新旧两皆有之，短言之则为革故鼎新时代的过渡现象，长言之则历时性意义上的“跨国”现象。思想解放了，研究方法和取向自可因事取宜——既可以向前看，也可以向后看；不妨纵深考察，也可延伸分析。
任何宏大结构，本建立在微细史事的基础上；而结构的确立，必也有助于观察和认识具体的史事。从上面提到的一些基本层面看，民国前期到底是些什么人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我们似乎并不那么清楚，遑论整个民国史。这也就提示我们：民国史研究还真大有可为。
且历史本是积累的，浩浩长江，来自上游之涓涓细滴，发为下游之波澜壮阔。民国史亦然。很多民国时开始实施的体制、举措，不仅受外来的影响，也多有此前的渊源；而其对社会习俗和群体心理的影响，或许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逐渐显现出来。故民国史本是开放的，有继往的一面，也有开来的一面；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其既往和开来的两面，我们才能领会到五千年之大变究竟何在。若超越名号、正朔等面相，而看重其共和制的“国体”，民国的延续性就更加明显，颇类外国语法中的“现在进行时态”，不妨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之。
原刊《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1期
[1]本文曾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举办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回顾与未来走向”论坛（北京，2012年11月3—4日）上陈述，文章初稿曾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部分同学纠谬，薛刚、王果、王波、周月峰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的梁心博士的意见，对本文的修改有直接帮助。谨此致谢！
[2]参见罗志田：《转变与延续：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此文已收入拙书《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52～10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12卷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杜亚泉：《通论》，见杜亚泉等：《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原名《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是1913年1月《东方杂志》9卷7号所附“刊行十年纪念增刊”），周月峰整理，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因近年一直忙于“按时”完成作业，新书的阅读量有限，不排除这是一个错觉。
[6]另一方面，最下面的基层生活，在较长时间里尚大致维持共和前的常态（假如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认真贯彻普及，就连这一层面也很难维系）。我要特别指出，这里只是描绘现象，不涉褒贬。共和前的生活常态是否更好，甚或是否应当维持，都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7]参见布尔迪厄、夏蒂埃：《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马胜利译，2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117页。
[9]参见罗志田：《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载《新史学》18卷4期（2007年12月）。
[10]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妍杰的博士论文即研究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虽尚未完成，已可见重大突破。
[11]以家庭为例，巴金所著的《家》，就长期作为美国很多大学“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指定参考书。则其学生所认知的“近代中国”，便是一个亟须突破“家庭”桎梏的国度。一些严谨的学者或会认为：巴金等人表述的是对所谓“大家族”的不满，而对今人所谓“核心家庭”，似并无太多意见。昔年确也有新人物曾憧憬或寄希望于“小家庭”，但一般人似并无这样细腻的区分。实际上，“五口之家”乃是很早就出现的言说，而那些考察析产、分家的社会史研究也提示出，当年社会中的多数家庭，并不十分“大”。
[12]转引自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1921年），见《三松堂全集》，第11卷，31页。
[13]大体上，研究者容易受研究对象的影响。当年的时代风气趋新，好以外国眼光反观中国；读书精英虽试图走向民众，然多存指导心态。这些都影响到后之研究者，因此而较少认真看待偏于“守旧”的言论，并不重视真正老百姓的看法。
[14]在认知层面，自近代出现城乡对立后，“乡村”逐渐变成了“农村”，“空间”逐渐“行业”化，甚或被取代，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15]参见梁心：《都市眼中的乡村：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1937》，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2年。
[16]从清中叶起，中国人口和农业产量的矛盾就有人在讨论，现在仍是常被提及的话题，故农村当然有其实际的问题存在。但以20世纪中国人口增长的现象看，问题的严重程度，似仍被夸大了许多。从那时到今天，农业、农村甚至农民，都经常被视为国家的“问题”。实际上，问题更多来自很多人津津乐道的“现代化”，而非所谓“三农”。与所有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相类，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都为所谓现代化付出了比其他行业、居住场所和社会群体更大的代价。因此，当“现代化”更多还是一个愿望时，乡村和农业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遑论崩溃。
[17]民国元年五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特别提出了师范和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该《办法》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242页，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
[18]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1927，11～18页；戴季陶：《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1912年6月），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432～43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9]后来很多争论，都可以追溯至此。例如，20世纪50—80年代西方（尤其美国）的中国论述中关于culturalism vs.nationalism的言说，部分或即渊源于此。
[20]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中）》，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6期。
[21]杜亚泉：《通论》，见杜亚泉等：《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23页。
[2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20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3]陈独秀：《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99页。
[24]正如此前以老百姓为主的“民间”却往往为士绅所代表一样，后来兴起的“社会”主体本是国民，却又不等同于“国民”，使得陈独秀等可以主张激烈地“改造社会”，而无须正视其对国民的实际不尊重。
[25]本段与下段均参见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刘北成、刘研译，178～18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并参见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7～30页。
[26]参见罗志田：《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载《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5期。
[27]附带说，与民族国家不同或对应的政体形态可以很多，帝国仅是其中之一。帝制时期的中国，是否一定要称为中华“帝国”，窃以为还可斟酌。因为我们现在论述和对话中的“帝国”概念，基本是西来的。而西方关于“帝国”的论述中有一对核心关系，即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联互动，在帝制中国基本不存在（所谓朝贡关系稍有类似之处，但那更多是一种“非物质”的政治互动）。这样，近年西方关于“帝国”的很多新颖见解，颇具启发性，却难以借鉴；而不少关于“帝国”的成说，也就未必能帮助我们认识帝制中国（详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