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异相关的往昔：史学的个性与通性

温故可以知新，对于史学现状的反思，或可回到史学的基本层面去，从具体研究倾向或取向的形成发展过程入手进行考察，借以帮助我们认识目前史学的需要。很多基本的问题，前人已经思考过，且有较深的体悟。整理前人的思路，或也就展现出了新的可能性。本文题目看似甚大，不过并非系统的论述，而仅是一些片断的反省，亦即名副其实的引玉之砖。若能引起方家的兴趣，就此写出真正有见识的论述，则幸甚。

从20世纪初年开始，中国的“新史学”就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寻求历史的公理公例，向往成为“科学的史学”或作为“科学”之一部分的史学。梁启超等人受日本影响而发明的一个创新性说法，就是中国过去的史著没有系统、不成体系，只能视作史料。这一说法影响广远，并形成一个努力想要有所组织、归纳、甚或“疏通”的治史倾向，迄今仍有很强的影响力（详另文）。

贺昌群到1934年仍感慨中国“整个学术的内容，步调太不整齐，缺少连锁性。很难寻出一贯的文化线索来”。很多早年的单篇论文，本身仍有价值，但在方法与观点上则“显出绝大的矛盾”。他虽承认矛盾是不可免的，却仍想要“求得一个矛盾的统一”。[2]这个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从清末开始，很多学人努力的目标，就是想要贯通那些不通的内容，却也造成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影响。

一贯而成系统，既是所有“体系”的特点，也是其问题之所在。在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看来，任何“体系”通常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要求一致的结构，要有秩序地组织和表达思想，并压抑着客体自身各方面的内在统一性。同时，客体间彼此具有的密切联系，也因对秩序的“科学”需要而成为禁忌。因此，对于不可免的矛盾，也不能不“求得一个矛盾的统一”。[3]阿多诺以“反体系”著称，但他的确看到了体系构建的问题所在。

盖若有意识地去构建系统性，很容易导致研究者在历史人物的前后行为间建立起一种可能本不存在的一致性，故也隐含着不小的危险。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就曾批评某些经典解释者在工作进行之前，便赋予某个经典作家或经典文本的思想以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其结果是，即使在文本中遇到了不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内容，也要想方设法利用某些后设的主题将文本重新组织，以维持其整体的连贯性与系统性，此即他所谓“一致性迷思”（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4]

任何归纳，尤其是对所谓大趋势的归纳，都是一种简化，事物和语言的丰富性会因此而部分失落甚至湮没。个体的自主性和差异如果未曾有效地存留（而仅被送进博物院），便趋近于无。尤其事物的个别性就像空中鸟迹，甫见即逝[5]，最容易被视而不见。将原处变化中的千头万绪化约成一种易于把握的分析框架，可能使得许多相互牵连的层面之间错综微妙的关系在分析的过程中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为了分析的便利而被淡化到隐然不见的地步。

或因认识到体系对史事个性的压抑，一部分曾经推崇“归纳”的中国史家，逐渐认识到系统的整体性和排他性，开始有所反思。或许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文化的反省相关，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这些人做出了较明确的表述。这类见解可能受到外来学说的影响（如德国的“历史主义”就素重历史个性和差异），更多却是基于他们对“科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过与自然科学的比较，感觉到个性在历史中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