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对手方”与专业知识的建构——傅斯年先生的启示

学术“对手方”与专业知识的建构——傅斯年先生的启示

傅斯年约在20世纪20年代曾说，“大凡要把一句话，一篇文，一段故事懂得透彻圆满了，必须于作这言者所处的milieu了晓，否则字面上的意思合起来不成所谓”。换言之，解读往昔的作品，要特别注重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读其书而不晓得作者的时代背景，“有许多意思要丧失的”。但“milieu是一个各件以分量不等配合的总积”，而古人之所言，本都是随他们的milieu物化的了，“所以后一个时期的人，追查前一个或一两千年前好几个时期的milieu，是件甚难的事”。[1]

Milieu本法语，已成英语中的外来词，其最接近的指谓或是setting，兼具environment，scene，background，surroundings，situation等义，钱锺书径译为“身世”[2]，义稍窄；傅斯年所指谓更宽宏，大致即其在此文中所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这时空两义的集合。

在傅先生看来，如果作品所述的故事具有“古今一贯”的超时空意味，则后人大致能了解；若其所述是“局促于一种人或一时代的题目”，则即使“好古的博物君子”也可能难以索解。他以《论语》和《诗经》的内容为例说：“《论语》对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环境是窄的；《诗经》的对手方是人人，他的环境是个个的。所以《诗经》虽然为是韵文的原故，字句已不如常言，尚可大多数了然；而《论语》的精华或糟粕，已有好些随鲁国当年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情状而消散。”[3]

类似的意思傅先生稍后还曾进一步申论，以为“凡是一种可以流行在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保存长久。因为若果一处丧失了，别处还可保存；写下的尽丧失了，口中还可保存”。反之，不能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仅仅行于一个阶级中的，一经政治的剧烈变化，每每丧失得剩不下什么”。因此，中国经典中“《诗》应比《书》的保存可能性大”。[4]

上引佚文大约是为一本普及字母书（作者可能是吴稚晖）所写的序言，故行文力求通俗，庄谐并出，然正如傅先生所说，“这里边的意思也不会不庄重”。其实这篇小文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睿见，即作品的接受者，也就是傅先生所说的“对手方”，常可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承。不仅如此，“对手方”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着专业知识的建构。从这一视角看，学术作品的接受者本身也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

这里所谓学术建制是广义的，应包括所有参与专业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因素，如大学的历史系和各级各类史学研究机构，大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及演变，学术刊物特别是史学专业刊物以及专业学会的出现、发展与影响等。对中国而言，这类学术建制基本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与更广泛的新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密切相关，并多少与今日学人爱说的“现代性”颇有关联。套用傅斯年的话说，正是这一新的milieu使治学的方式不能不发生变化，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5]，而其中“对手方”的作用，是过去相对忽略的。

一方面，特定学术作品的生产者对其产品接受者的预设，以及为使其预设接受者“能够”接受甚至“欣赏”而做出的有意努力，都直接影响到学术作品的构建。而“对手方”有意无意的选择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中介（如学术刊物和机构）对双方的影响，在这些与学术的“接受”相关的多因素互动下逐渐形成的有意、无意或下意识的研究取向，在研究题目的选择、材料的认定和使用、争议的问题、表述的方式技巧，以至所谓“规范”等各个方面，更制约甚至型塑着学术成品的样态，从而最后影响到“知识”本身的建构，并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

这些意思若置于傅斯年推动甚力的“现代学术”里，就更容易领会。许多人都熟悉他的一段名言：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6]。既然学术的“制作”渐渐成为集众的工作，而研究者“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成为必需，与现代学术机构关联密切的“发表”就逐渐成为一个必要条件了。

中国传统的地方书院和中央的国子监、翰林院等机构，也大致具备聚集人才相互切磋这一社会功能，可以解决“独学无侣”的缺陷。但“现代”学术研究机制还有一些传统学术机构所不具备的新功能，专业性的学术刊物便是其中之一，它大大扩充了学术交流的范围和速度。同时，“读杂志”本身也逐渐成为“治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张申府在民初提出：“治一学，而欲知新，而欲与时偕进，乃非读其学之杂志不可。居今讲学，宜以能与世界学者共论一堂为期。苟不知人之造诣，何由与人共论？”[7]

一旦“杂志”超越于交流功能而成为“学术”本身一个必须的要求，学术机构及学者与专业杂志的互动关系就进入一个新层面。贺麟就从“入国问禁，入境问俗”这一先秦规则来理解“学术的独立自主”，即“每一门学术亦有其特殊的禁令，亦有其特殊的习俗或传统。假如你置身于某一部门学术的领域里，妄逞自己个人的情欲和意见，怪癖和任性，违犯了那门学术的禁令，无理地或无礼地不虚心遵守那门学术的习惯或传统，那么你就会被逐出于那门学术之外，而被斥为陌生人、门外汉”。[8]

从社会视角看，任一学科发展到约定俗成的程度，的确会形成许多特定的习俗、传统甚或“禁令”；是否接受及能否以相应的“行规”和“行话”来思考和表述自己的学术见解，通常成为区分“内行”或“门外汉”的主要标准，初入道者和跨学科者往往更容易感受到类似“特殊禁令”的排他性。这些惯性“规则”常被今日西方新学家据以指责“学科（disciplines）”的“霸权”，钱穆在半个世纪前则从另一角度对类似现象不满，在他看来，如此“以专家绝业自负，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以考据明确自诩，壁垒清严，门墙峻峭，自成风气”，其实导致了“学术与时代脱节”。[9]

钱先生以为：“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少数编者之手。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此文本是为《新亚学报》所写的《创刊词》，不知他所说的“杂志期刊”是否包括学术性刊物？若不包括，则学院内“作高深学术探讨者”似颇愿追随那“为学术而学术”的刊物，而无意于“领导思想”的社会角色；若包括，则他已观察到但不甚关心的杂志期刊与学院内“高深学术探讨”的某种脱节，同样有着另一层面的深刻社会含义。

学术建制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直接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体现在这些建制引发的社会行为。刊物当然是今日学术建制的重要成分，按前述学术生产人（即立说者）和“对手方”的分野，学术期刊则介于两者之间，大约是一个沟通的中介性载体：其在读者面前表现着学术作品，似乎是立说者的代表；同时又受读者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在立说者面前“代表”和“表现”着读者。[10]

不论钱穆所说的“杂志期刊”是否包括学刊，他的不满都体现出中介作用的凸显（只是与他所期望的方向相反）。实际上，不少学刊并不满足于中介和沟通的角色，而颇具试图“引领”学术潮流的“主动性”；它们也确曾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并常常被学术社会寄予这样的期望。若钱先生所说的“杂志期刊”包括学刊，他的不满就更加意味深长：在中介作用凸显的同时，学院内“作高深学术探讨者”似对学术刊物的“操纵”安之若素！

在这一学者与刊物的互动进程中，作为学术建制一部分的学术接受者（“对手方”）显然参与了“知识”的生产和建构，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但过去却长期未曾受到重视。这在追随者或听众往往决定立说者地位的近代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而值得反思的现象。

不过，读者的隐去或只是表面的，除欲“引领”潮流的主动一面外，学术期刊其实常常面临来自读者的被动压力，尤其是在刊物自身也面临同业竞争的时代。办刊人无不希望刊物受欢迎，则读者的喜恶常可以影响刊物的趋向。专业性学刊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不过几十年，而读者的转变已经太大太大；最简单的一个象征性事例是，章太炎的表述在今日几乎被公认为艰涩难懂，但其同时代人中便少有此认知，章氏自己更颇为其文字自豪。

其实，表述的清通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或更多体现出时代的变迁。傅斯年在主办《新潮》时曾很有感触地说：

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发（Expressive）和内涵（Impressive）两种。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止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因为乃祖乃宗做过许多代的八股和策论，后代有遗传性的关系，实在难得领略有内涵滋味的文。做点浮飘飘的、油汪汪的文章，大家大叫以为文豪；做点可以留个印象在懂得的人的脑子里的文章，就要被骂为“不通”、“脑昏”、“头脑不清楚”、“可怜”了！[11]

民初新人物喜欢整体否定“中国人”，并归咎于“传统”。实则前人作文追求余音绕梁，《易·系辞》一则曰“物相杂，故曰文”；再则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更在阐述“彰往而察来”的意旨时提出：“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这些要求既合于“文”字的本义，复有更深的意旨。古之文章不仅要“通畅”，更贵其“旨远”。或者正要有“相杂”之纹理而后能旨远，旨远而后“其辞文”。文章主旨须一以贯之，隐约可见其一干竖立；具体书写则当起伏跌宕，以收枝叶扶疏之效。故谓“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平铺直叙，其事反隐；婉转曲折，其言乃中。

可知做出“有内涵滋味的文”才是传统的要求，而傅先生所记述的那些“骂”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大体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文风（包括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倾向）。这里已隐约涉及了“对手方”的多元化和一些作者的苦衷：如果要针对“懂得的人”写那种可以在其脑子里“留个印象”的文章，恐怕就不容易适应广泛的“中国人”，难免被“骂”[12]；但若努力去“适应”更多的读者，或许就不能在那些“懂得的人”的脑子里“留个印象”。而只有后者才“不容易忘”，可以放得久一些。

顾颉刚曾闻王国维说，“予考据不为工，特工于作考据文耳”。顾先生以为“此固为谦，而其作文逻辑性强，有说服力则可知”。[13]黄侃也认为，王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14]此虽从负面看，其见解与王自视略同。而王国维的自述，谦中仍有自得，略近于夫子自谓“述而不作”，不可全视为谦逊。盖其治学对象与罗振玉相近，然因其先治西方文学哲学而返归经史，在思考和表述能力上与罗颇不同，而社会反响也大异。这正体现了“学术”本身的典范转移——考据之工与否和作考据文的工与否，过去是两事，现在则相互影响。学术表述的重要性提高，也意味着当下的社会接受与否的重要性提高。

一向关注读者也讲究表述清通的胡适曾论及民初以章士钊为代表的“逻辑文学”派的政论文章，据他的观察，那种谨严的文章，“在当日实在没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卖气力，读的人也须十分用气力，方才读得懂。因此，这种文章的读者仍旧只限于极少数的人”[15]。随着大众的兴起，今日即使专业读者也渐呈“大众化”倾向。以史学为例，史料稍多的作品或径斥为烦琐，或婉尊为萦绕；阅读时稍需“劳心”思索的论著往往被“誉为”难懂，遑论那些必须“十分用气力方才读得懂”的文章了；而最受欢迎的则是“眉目了然”、胆大敢言而结论简明者。[16]

问题是，不论刊物还是作者对学术是否还有“提高”的责任？胡适在1920年北大的开学演讲中，讨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主张北大应侧重提高的手段。陈独秀不久即写出《提高与普及》的短文回应，以为“一国底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底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他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主张“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两样都不能偏废。虽然他也承认“学术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部分”，但“这种贵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总得使他尽量减少才好”。[17]

陈独秀所言和前引钱穆的思虑有相通之处，澄清天下本是传统士人的“己任”，当年新文化人也一面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一面仍努力影响和改造社会，想要“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故学人究竟侧重普及还是提高，的确是新学术体制确立后一个始终萦绕于学者心中的问题。

傅斯年在申论史语所工作旨趣就明言，“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他只要求“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傅先生表面声称历史语言这类学术“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其实他恰担心参与的人多了可能“带进了乌烟瘴气”。[18]简言之，傅先生正欲维持学术的“贵族式”意味。但这一取向并非当年学界的共识，傅斯年的北大同学顾颉刚就一生都不仅注重自己研究，且致力于某种学术普及的工作（详另文）。

如果将范围缩小到“学术”范围之内，刊物和作者对学术似亦有“提高”的历史责任，即对后代而言，这一代学人对其所治之学是否有哪怕是微末的实际推进，或至少不至于降低了既存的研究水准和表述品味。

缪荃孙在民国初年说：“小叫天到上海铳了，并非唱戏人退化，实看戏人不能知叫天好处（所谓程度不够），但见派头与上海不合耳。”[19]此语甚可思。当所谓行内的读者也渐呈“大众化”倾向而企求“短频快”之时，专业刊物和作者是迎合其“程度”还是尝试提高其“程度”？治学者固当努力于自身表述的清通，有时也还真不能不考虑得稍长远一点：许多年后，假如那时的读者水准稍高而追求旨远意长的著述，而眼中所见吾侪所著皆言无余韵之作，会不会太看轻这一代学人？

关于学术表述和普及提高的问题我还会有专文探讨，这里不拟深入。如果承认学术作品的读者也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则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即接受者）对“知识”建构的参与和作用，以及对学术传统形成的影响，都是我们过去相对忽视而又非常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同时，今日一般所说的学术作品，大概属于傅斯年所说“对手方”有限而“局促于一种人”的范围；但这一局促是相对于广泛的“人人”而言，对个体和群体的学术生产者而言，这“对手方”的范围已经相当开阔了。

进而言之，任何具体学术作品产生和因应的时代背景、社会情状，可以相当宽泛，而且可能是多重的或歧异的。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因应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中国史研究），又要适应中国本身的学术语境。换言之，我们的学术表述实际面对着两个或更多“问题意识”相当不同的“对手方”。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外“学情”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并与国外的研究进行充分的“对话”。

原刊《历史研究》2004年4期，后面一些内容已并入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