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
与20世纪相伴随的中国“新史学”，过去非常强调对系统的追求，不免忽视甚或抹杀了往昔的独特性。其实，大至文化、族群，小至个人、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即梁启超所谓“不共相”的往昔。独特性往往也意味着不确定性，甚或偶然性，但不必因此而立刻联想到与普遍性或整体性的对立。人类社会以及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和文化，其实都有陈寅恪所谓“抽象理想之通性”。通性本是和而不同的，其中可以有不一致性，又是相互关联的。
历史其实就是由各具特性的单体组成的混沌而关联的整体，其间的逻辑是不那么形式的，因果是不那么必然的。如佛家所说的因陀罗网（即帝网），一多相容，互相牵引，互为本原。故史事虽独特而多不孤立，未必系统却有关联。承认、看重史事的个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历史的共性。大部分史事和史料，不仅有其独特个性的一面，也都与其他一些史事史料相通相关联，或者是相摄相容的。史事的独特性和相互关联性，是不可分割的两面，当兼而顾之。
因为现存史料本是断裂而零散的，“个别”与“共通性”或细节与大局的关联程度，皆可斟酌；但在一定的范围里，各细节之间也是生机式地相互关联的，而相互的关联性多少也反映着共通性。一方面，大体不存（或被修改）便可能破碎；另一方面，细节去则同异失而关系断。史学或许不宜碎片化，但会通本自分别、比较得来，能分而后能通；细节中可以见整体，也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认识整体。
一个选择性思路，是放弃系统的构建，从通性而非普遍性的角度去认识共性，探寻并读出散碎史料之间的关联，把具体的史事和史料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而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之中。因为注重的是“关系”而不是“体系”，各零散材料之个性不至于被忽视或掩盖；又因各材料的个性是相连相关的，也就不那么“零散”了。
实际上，细节或局部的个性正可体现在关联中，正如系统也可体现在关联之上。刘咸炘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宽广之风，史家所必具。”而“老子言容，孔子贵公，而道家者流，尤持宽大”。故史学即“归一之论也，公容之说也，似个别而实一贯者也”[60]。所谓“似个别而实一贯”，其一贯已没有多少自足的意义，而更多是不必同而实相通的关联之意，是比较通达的说法，也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2期
[1]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东方学视野下的文学、学术思想变化与学科认同”（项目批准号08JJD752081）的阶段成果。
[2]贺昌群：《一个对比》（1934年），见《贺昌群文集》，第3卷，5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by E.B.Asht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3，p.25.
[4]Quentin Skinner，“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in idem，Visions of Politics，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67-68.
[5]参见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54页。
[6]施耐德：《世界历史与历史相对主义的问题——1919年以后梁启超的史学》，见《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李貌华译，243～246页，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梁启超：《说国风》（1910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3～8页。按：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自“周末风俗”条下，连续多条都考察分析历代风俗之变迁。此梁启超关于代不同风之所本。
[7]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斯特凡·约尔丹、耶尔恩·吕森编，杨培英译，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章太炎早就说：“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1913年），载《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9月16日），7页（文页）。他后来更明确地指出：“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除魏周辽金元五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与人相通之理。”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载《国风》8卷5期（1936年5月），193页。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2页。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87页。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111页。
[12]本段与下段均参见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约1922年12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1～7页。大约同时，李大钊在介绍所谓德国西南学派见解时，也说历史“只是一回起一趟过者”，故“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特殊的东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能像后者一样用“一般化的方法研究”，而“须用个性化的方法研究”。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见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4），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何炳松：《〈史地丛刊〉发刊辞》（1920年6月），见《何炳松文集》，第2卷，682页。
[14]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7年），见《何炳松文集》，第4卷，11～12、59页。
[15]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8年），见《何炳松文集》，第2卷，242页。
[16]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7年），见《何炳松文集》，第4卷，14～15页。
[17]缪凤林：《研究历史之方法》，载《史地学报》1卷2期（1922年初），8页（文页）。
[18]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载《史地学报》2卷7号（1923年11月），25～26页。
[19]如刘静白就著有《何炳松历史学批判》的专书。
[20]吕思勉：《史籍与史学》，见《吕著史学与史籍》，3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1]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见《寒柳堂集》，16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2]熊十力：《读经示要》（1944年），见《熊十力全集》，第3卷，65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3]柯林武德以为，西方历史被称为“黑暗时代”的，其实是很多历史学家“发现某些时期竟然没有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用语并不能说明这些时代本身，只不过告诉我们这些史家自身“不能重新思考成为他们生活的基础的那些思想”。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pp.218-219.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248页。
[24]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见《傅斯年全集》，第2册，103页。
[25]《胡适日记全编》，1927年1月25日，曹伯言整理，第4册，495页。
[26]说详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载《中国文化》2010年秋季号。
[27]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310～312页。
[28]顾颉刚：《〈古史辨〉（一）自序》，见《古史辨》（一），95页。
[29]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1929年），见《傅斯年全集》，第2册，338页。
[30]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27页；《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34～35页。
[31]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见《陈寅恪诗集》，10页。
[32]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载《史地学报》1卷3期（1922年5月），30页。
[33]吕思勉：《历史研究法》，见《吕著史学与史籍》，12～13页。
[34]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载《责善半月刊》（成都，齐鲁大学）2卷18期（1941年12月1日），5页。
[35]本段与下段均参见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1940年），见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19～2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6]蒙文通：《评〈学史散篇〉》，见《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4023页。
[37]语出《庄子·天下·应帝王》。缪凤林曾把达尔文的进化公例概括为“由单纯至复杂，由混沌至分析”。这是一种递进的进步次序，“分析”是高于“混沌”的。参见缪凤林：《历史与哲学》，载《史地学报》1卷1号（1921年11月），8页（文页）。而重混沌还是重分析，或是中西学的一个重要差别。那时缪氏读外国哲学书较多，受西学影响较大，可能忘了《庄子》所说的混沌开窍，七日而死的提醒。
[38]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见《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20页。
[3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112页。
[40]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载《教育杂志》14卷4号（1922年4月），19661页（影印版页）。
[41]吕思勉：《历史研究法》，见《吕著史学与史籍》，32页。
[42]刘咸炘：《治史绪论》，见《推十书》，册三，2389页。
[4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112页。
[44]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pp.25-26.
[45]柳诒徵：《国史要义》，99～124页，引文在113、121、10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6]柳诒徵：《国史要义》，102～107页。
[47]熊十力：《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见《熊十力全集》，第4卷，253页。
[48]叶德辉：《郋园书札·答罗敬则书及所附罗敬则来书》，34页。
[49]陈训慈：《史学蠡测》，载《史地学报》3卷1、2合期（1924年7月），a17页。
[50]孔繁霱：《与梁启超讨论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改造》4卷8号（1922年4月），6页（文页）。
[51]何定生：《答卫聚贤先生》，1928年10月18日，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2集22期（1928年3月27日），“学术通讯”栏76页。
[52]何炳松：《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发表于1929年），见《何炳松文集》，第2卷，310页。
[53]周荫棠：《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载《斯文》1卷14期（1941年4月16日），6页。
[54]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5页。
[55]李则纲：《史学通论》，9、1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56]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见《潜研堂文集》，收入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40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44、272～27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8]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364～3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如陈先生在考证天台宗南岳大师慧思的《誓愿文》真伪时，考出文中“求长生治丹药”虽“与普通佛教宗旨矛盾”，却“与当时道家所凭借之印度禅学原是一事”，进而证明其“确为当时产物，而非后来所可伪託”（陈寅恪：《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42～2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诚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59]刘咸炘：《浅书续录·教法浅论》，见《推十书》，册三，2348页。
[60]刘咸炘：《先河录·序》（1929年），见《推十书》，册一，7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