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可否例外或“独立”？
不过，中学毕竟是一个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其总体上向不提倡分科之举，真要分而治之，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梁启超在试图区分“政”与“学”时就说：“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31]这可以说是所谓“见道之言”，盖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根本言，学术分科本不是非有不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分类已很难在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中找出对应的划分依据，与人类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更不易在古今人类活动中得到支持，因为昔人及今人都很少在行为时先想到这是我的“心理”、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32]
其实民初人取为标准的近代西学本身也是个变量，“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33]然而“西方”权威在近代中国的树立使本来可以再思或讨论的“学科”划分实际成为众皆认可而不必讨论的内容，当某一学科研究的对象与“学科”本身出现冲突时，只有极少数学人如傅斯年有非常婉转的“反抗”，他认为中国古代无西方意义的哲学而只有“方术”或“思想”[34]；更多不论新旧的20世纪中国学人并不挑战新确立的分科体系，而是反求诸己，或否定研究对象的正当性，或希望在因应的进程中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面对新进入的西学，学界出现一种长期的努力，即以一个包容广阔的名目来囊括传统的中学，类似的名称包括中国文学、国文，以及后来的国学、国故学等。康有为在奏请废八股、改策论取士时即主张士子应“内讲中国文学”而“外求各国科学”，这里与“各国科学”相对应的“中国文学”包括经义、国闻、掌故、名物等[35]，则其“文”更接近今日广义的“文化”之意，且暗含不分科的寓意，即各国之学主分，中国之学虽分而考试，其根本还是一种以“文”汇通之学。后来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所学“以国文为主”，其“国文”仍是广义的，包括各类传统学问。[36]那时张君劢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上课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其英文“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而国文则“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分别是中学与西学的代名词。[37]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到20世纪初年，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因“无用”而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已经战败”的中学之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38]
正因为“国学”更多不过是取代“中学”的包容广阔的名目，其在以西方学科分类为基准的学术体系中如何定位就成为困扰许多学人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整理国故运动一度风行之时，“国学”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亦即“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问题，困扰着当时许多学人。各类新旧学者就“国学”或“国故学”的含义与类别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国学”存在的正当性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而基本未见有人质疑西式学术分类本身。
这样，尽管新派学人中也有可以接受“国学”这一名目的（如梁实秋），不少趋新学者却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39]
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些被认为“守旧”的学者持论并不“保守”，如柳诒徵于1923年在通常被视为“保守”的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两校的“国学研究会”组织的演讲上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他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汉学不过“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分为伦理学、心理学”。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40]
反之，最为趋新的胡适在大约同时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仅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将来意义的“整治国故”时，也无意中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这样的话，这立刻被更年轻的吴文祺批判。吴氏等不少人以为，国故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总名”，整理国故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进程中一个必需的环节，国故经“整理”而分别归入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41]
可以看出，吴文祺等人所提倡的其实就是刘师培那一代人早已在做之事，不过清季人直接入手进行，不那么注重取向的提倡，或使后人感觉此类事还没有开始做？也许这些后辈本具那一时代较流行的“前无古人”之风，根本不怎么看已经“落伍”的清季人著述？[42]有趣的是，吴文祺本人那时就在质疑学术传统的中断，他对十余年前曾著有《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在民初学术史和文学史中的失语现象甚感不平，对当时趋新文学青年或不知有王氏此书，或竟不屑一顾甚感“奇怪”。[43]但吴氏自己在提倡将国故“整理”而纳入西式学术分科时，同样也忽视了清季人的努力；学术传统中断的质疑者本身也在实践着其所批判的行为模式，这一极具吊诡意味的现象揭示出当年“前无古人”的世风是多么强有力。
无论如何，整理中国的“国故”，使之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的取向从清季到民初持续得到提倡表明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主张。这样，王国维以前提出的学问没有中西之别终于实现，中国学术也就成为天下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学术之林。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必要条件的西学分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这又违背时人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问题的实质当然在于“学科”的正当性是否必须与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一未能解决的问题终成为后人的学术遗产。
钱穆在北伐前后编撰的《国学概论》之《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44]他的预言看来并不准确。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就曾出现所谓“国学热”，今日中国大陆以“国学”为名的学术刊物尚不止一种（多为集刊，如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四川大学的《新国学》等），尽管这些“国学”的内涵或已与之前大不相同，但“国学一名”仍旧存在，其生命力甚至可能恰在其定义的模糊性之上。
中国学者关于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思考是持续的，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有人明确否定“汉学”的正当性，更多的人则力图界定“汉学”有其特定的专门范围，甚至出现了可以被称作“汉学学”即以“汉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45]尽管争议的对象主要是指外国的“中国研究”，仔细考察近年的争论，仍可看出今人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昔人的观念和思路。两次论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参与的学人似乎都在讨论学术，其实往往是从思想角度看待“国学”与“汉学”（前一次比后一次更明显）。这一（更多是无意识的）历史记忆“复苏”究竟提示着传统的中断还是延续，是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只能另文探讨了。
原刊《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1期
[1]本文在第五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互动”学术研讨会（泉州，2002年10月19—21日）上陈述时，先后承李明辉、黄俊杰、李弘祺、张西平先生指教，谨此致谢！
[2]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见《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集，131～14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另见徐苹方、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载《燕京学报》1999年新6期（1999年5月），8～16页。
[3]季羡林先生在讨论什么叫“文史”时说，“它同我们常讲的‘国学’，外国学者所称的‘汉学’或‘中国学’几乎是同义词”（季羡林：《文史天地广阔无边——代发刊词》，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21日文史天地版），便是于此深有心得的见解。
[4]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5]参见谭嗣同：《报贝元徵》（1895年），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常识与教育》《论诸子的大概》，见陈平原选编：《章太炎的白话文》，54、72～79、100～101页，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
[6]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见罗联添编：《国学论文选》，4页，台北，学生书局，1985。
[7]这里为讨论方便，仍以后人习用的“经学”这一称谓。其实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言，“经学”作为一种学科的确立也较晚；秦汉所设博士，便不尽以内容分类，而是注重“家法”。
[8]引文见《玉海》卷49，转引自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198～199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关于宋代史家的独立学科意识，参见蔡著118、192页。按：宋代的经学史学之争与当时政争有密切关联，故史学的独立意识部分也受政治影响。参见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见《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317～318页，成都，巴蜀书社，1995。
[9]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3期；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见《汪晖自选集》，221～22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10]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见《傅斯年全集》，第6册，22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有意思的是，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23年却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而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可以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顾颉刚：《郑樵传》，载《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4月，315页）。两人的看法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孤立”，且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矛盾。其实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坐标在进行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
[11]参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7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2]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见《章太炎的白话文》，54页。
[13]如旅美学者汪荣祖就说：“中国的旧学问，大致可分经、史、子、集四门。”参见其《陈寅恪评传》，40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14]本段与下段均参见黄晏妤：《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载《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2期；《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2期。
[15]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叙例》，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771～7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乾嘉时颇受冷遇的章学诚在近代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或也因“学贵专门”这一主张与西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观念看来有相通之处。
[16]按：当时焦循尤其关注“考据”是否可算作一“学”，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307～30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熊十力提出，孔门本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之说，唯“考据不别立科，盖诸科学者，无一不治六艺，即无一不有考据工夫故耳。后世别有考据之科，于是言考据者，乃有不达义理及昧于经济、短于辞章之弊”（熊十力：《答邓子琴》，见《十力语要》，卷二，213～2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熊氏此说通达，则“考据”即后之所谓“方法学”也。
[17]曾国藩这一补充尽管更多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但从儒学言也是非常重要的。盖义理、词章、考据三学并不能衔接先秦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那时主要体现在今人所谓外交上），甚少顾及“澄清天下”这一传统重任，反倒接近于今日的“学术”概念。可知这一分法深受清代汉学风气影响，还真有些学术独立的意味。前引傅斯年所说的清代经学及史学的专门趋势，或即以新学术观念反看历史。由此视角看，他所攻击的桐城派姚鼐虽文宗唐宋八大家，明显偏于宋学，亦可谓汉学家也。这一背离传统的治学取向由后期桐城派曾国藩来补充，加上“经世”一门后学问更接近早期儒家本义，也算是桐城派的一段佳话。的确，当年士人所学若皆在义理、词章、考据方面，为官时自难以之退虏送穷；“经世”之学的重新回归本受西潮冲击的影响，那时也确实更多涉及洋务或夷务，早期的具体设学更落实在“方言”之上，都提示着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实不能少，则通常认为最理解经之本义的乾嘉汉学确有背离传统之处，宜其为宋学家所攻击。进而言之，西学取向既然与中国古代传统相近，晚清那些说西学源于中学者似也更容易理解些了。
[18]熊十力后来说：“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词章。此四者，盖依学人治学之态度不同与因对象不同，而异其方法之故。故别以四科，非谓类别学术可以此四者为典要也。”（熊十力：《答邓子琴》，见《十力语要》，211页）他不同意以此四科来类别学术是基于治学不分科的传统，但却注意到这已是“旧学家”的常规认知。
[19]后两者也曾并称格算学，实际是愈来愈以固有名词指谓西学，也可以不计入中学。这期间比较接近四部的表述大概是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在强调学堂并非专讲西学时，特别指出中学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见《新定学务纲要》，载《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91页（教育栏页）。但“理学”与“子学”显然不能等同，因为它们同时并列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等章程之中，而词章之学和“集学”也有相当的距离。
[20]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450～477页。应该指出，刘教授是主张“四部之学”为学术分类的。
[21]康有为：《长兴学记》，见姜义华、吴根棵编校：《康有为全集》（1），555～5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2]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5页。这里的部分细目恐为梁的事后创造，或至少有修改，盖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所述基本不涉西学，尤其“泰西哲学”恐非19世纪90年代初期国人之用语，遑论以之为教学科目也；然其大科目的划分与康有为略同，可知该学舍当年确如此分科。
[23]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4]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3页。
[25]蔡元培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1917年入主北京大学时即主张“大学”应发展着重基础理论的文、理科，其余偏重应用者均应析出与各专科大学合并。当然，梁启超已指出，“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综合大学包括应用学科也是较常见的通例。但蔡元培主张区分学与术，他认为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则为“术”；而学理和教学是有区别的，“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近代中国人本已“重术而轻学”，再加上“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北京大学此前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的结果是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而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149～1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这一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的理念的确值得思考，今日中国大陆各综合大学都明显可见学风和教育思路上“术”压倒“学”的倾向，部分即因这两大学科类别的基本思路原有较大差异，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风吹拂，其冲突对立的一面便得到凸显，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根据上面的思路，蔡元培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最主要的理由即“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130～131页）。且蔡氏的见解也并非独创，近年连续排名美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便无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设置，相当接近蔡元培的观念。
[26]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142～149页。这一学科观念大概即蔡元培1917年为北大提出“大学改制”的思想基础，蔡氏明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差别。”（《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150页）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他提出的人大学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语，是特别针对“学成任事”而言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5页）。
[27]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1902年12月），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350～3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宋恕的分类颇有特色，且有些思考现在仍为学者关注而迄今未能获得充分的共识。如他认为传统的舆地学乃史之半体，不可单独命名，故名为“方史学”，而通常意义的史学则名为时史学；后者也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全体”的史学还要从哲学角度去理解。今日历史地理学者还一直在争论其学究竟是否属于史学，许多史家也往往忘掉时间概念是史学的关键要素，总思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诠释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这都说明宋恕已触及学术分类的深层问题，他所主张的将经学分而纳入各新式学门的主张到民国后也一直是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28]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见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3），1992年，585页。标点略有更易。
[29]参见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载《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12月）；葛兆光：《西潮却自东瀛来》，见《葛兆光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0]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原载《国粹学报》第1年（约1905年）第1期，见《刘申叔先生遗书》，503～52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
[3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3～124页。
[32]在近年的西方，作为“现代性”成分的“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s）之正当性，已受到一些学者（特别是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其出发点又不同，其说似亦不无所见。与这种“反学科”的观念有相当区别而针对近代学术专科化趋势的某些弊端和弱点的，是一种在西方与中国都很早就出现了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跨学科研究”这一说法隐含着接受或至少不挑战既存“学科”的正当性，但未必就是在学理上确认“学术”应该分科而治。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写的《新史学》中已提出跨学科研究的取向，或许就是无意中受到不将学术分而治之的传统倾向影响。
[33]如西方一些大学（特别是层次较高的大学）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专业），这一“学科”便因“二战”及战后的实际需要而兴起，今日已略呈衰落之相；又如今日西方盛行的“文化批评”大致尚属于似学科非学科的阶段，但一些学校已设此专业，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理论对一些既存学科造成了冲击，导致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讨论其本身学科存在的正当性。
[34]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起家的胡适后来也基本接受傅的看法，参见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载《历史研究》2000年1期。
[35]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用策论摺》，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21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36]参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
[37]张君劢：《我的学生时代》，载《再生》第239期（1941年11月15日），7页。
[38]参见罗志田：《学术与国家：20世纪前期关于国粹、国故与国学的思想论争》，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
[39]本段及以下数段的讨论，均参见罗志田：《学术与国家：北伐前后“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危机》，见《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457～506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
[40]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见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84～9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
[41]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11～21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1924年2月），见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33～49页，上海，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
[42]按：吴文祺在前引文中说，“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我且来替它下一个定义”；然其所述多半都是在发挥或系统化毛子水、胡适、曹聚仁先已提出的观念，很能提示当时少年新进那种目中无人、横扫一切的气概。
[43]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载《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1～13页（文页）。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载《中华文史论丛》第70辑（2002年12月）。
[44]钱穆：《国学概论》，1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影印本。
[45]类似问题几乎成为近年关于“汉学”的学术研讨会之必议内容，也是一些以“汉学”命名的刊物的持续论题。除此之外，《中华读书报》对此也颇有兴趣，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参见刘凌：《名不符实的学科命名》，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24日23版；顾钧：《为“汉学”正名》，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5日23版；刘凌：《“汉学学科”再质疑》，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22版；顾农：《让“汉学”存在》，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30日8版。关于“汉学”学科，参见严绍璗：《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范畴与研究者的素质》，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9日文史天地版；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均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国际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