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郢书燕说的启示
世人多知“郢书燕说”的成语，出自《韩非子》，原文说：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悦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后人用此成语，多从望文生义的曲解一面申发。其实韩非子想要强调的，是燕国虽治，不过歪打正着，并非郢人书意；其意在反对当时学者那种事事“谋先王”、而不论其是否“适国事”的僵化取向（略近于后世所谓“教条主义”）。韩非子更明确指出：
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综其所说，显然有距离导致误会的引申意，并将空间的距离转喻于时间之上。这样，郢人和燕人之间共时性的空间差异，就可以变通为先王与后人之间历时性的差异。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这样一种时空互换的观念，极有启示性。对研究者而言，异时代的人和事与不同空间的人和事相类，都可视为“他人”或“他人的”。简言之，往昔就是“非我”（the other）或“他人”，亦即“过去就是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前些年已有西人以此为题进行了系统论述。[4]
这样，古今之别，也可以说是人我之别。更确切说，今昔之别，便常常是人我之别。今人每说大学里大一和大四的人已有“代沟”，或稍近戏言；然历史变迁有疾有徐，就变动大的时段言，有时候不过几十年，先后之人确已少有真正“共同”的语言。梁启超1910年已说，“予之始与国中士大夫接也，不过二十年耳，而前后所睹闻，已如隔世”[5]。傅斯年后更明言：“亡清末年，世事之大变在酝酿中，中国如此，西洋亦然。吾辈年五十者，追忆总角所见，恍如隔世。若以质诸三十许人，不特无所知，即告之亦有所不信也。”[6]在世事多变的近代中国，相差二十岁，不仅所知所见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已无法对话。
既无“共同”的语言在，不同时代的本国人也就类似于外国人了。故对今人来说，即使同一文化系统内的昔人，实际也已是“非我”或“他人”。也就是说，地域甚至种族的共同或延续，不一定能保证文化的连续性。至少，在文化的连续性之中，可以而且实际存在着很多的断裂。古今的“中国”人，也可说是属于不同的“文化”，则古文亦不啻外文。
从清末起，就有趋新者不满于中国的“言文不一”，到新文化运动时，类似的言说更达到高峰。其实，从古文不啻外文这一文化视角看，即使口语几千年不变（实际当然时时在变），后人也未必能理解前人。由上引傅斯年语可知，这位新文化健将自己也明白，当时虽言文一致，不同世代的人也可能无法对话。反过来，倒是那古今变化不大的文言，才真有助于文化的传承。
傅斯年自己就说，在最早写成文字的中国语之中，“《周诰》最难懂。不是因为他格外的文，恰恰反面，《周诰》中或者含有甚高之白话成分”；而比《周诰》晚不了多少的《周颂》，“竟比较容易懂些”了，乃是因为后者接近“春秋战国以来演进成的文言”。[7]朱子早就注意到：“《汉书》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妇人做底文字，亦有当时狱辞者。秀才文章便易晓，当时文字多碎句难读。”[8]恰因其表述标准基本不变，不同时代的人都用大体一致的方式写作，文言比白话更持久，也更易为后人解读。[9]
所谓语言的“共同”，不仅是字面的，更体现在表意的共同，即特定的字词和次序（修辞方式或语法）表达着特定的意谓。中国历代的“文言”当然是有变化的，有些还是有意求变的突破，但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础上，使用者多带有一种“此心同，彼心同”的预设——大体是在“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框架里求变，而在表意的基本层面，却体现出一种寻求不变的愿望。这样一种意向性的共识，实有助于文化的传承。一旦文字使用者丧失了表意的共同，也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
自汉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争鸣中脱颖而出，被确立为独尊的思想后，记载其学说的文献，也就成为具有正统意识形态地位的经典，指导着国家、社会和日常生活。经典是所有读书人的必读文献，很多人也确信可以由经见道。然而，由于“古今异言”始终存在（程度容有不同），典籍既不能不读，所以有训诂的必要。在后人的图书分类中，小学置于经学大类之下，最能体现训诂与读经的关联。
今人说到“过去是外国”，常常引外国说法。[10]其实类似的意思，在中国古籍中并不少见。孔子曾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历代诠释者，常辨析此“远”究竟是指时间还是指空间。很可能两皆其指，至少也两解并存。而《庄子》中的师金论世变说，“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庄子·天运》）。意谓古今的时间差异就像水陆的不同空间，故周之古道不能行于后之鲁国。王充在解释后人因“世相离远”而难解“经传之文”时，也很自然地以“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对举，以申说时代不同则导致“语异”的现象（《论衡·自纪篇》）。在训诂领域，这更是一个近于常识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