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说是广受关注的题目，每逢五四学生运动周年之际，不仅媒体多有所反应，治史者也不免从反思角度回看“五四”。一般多以为盖棺即可论定，但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一回事，恐怕仍是言人人殊。[1]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未到盖棺论定的程度，甚至连许多基本史实都还没有搞清楚。这样说许多研究“五四”的学人可能会不同意，然而，有些我们认为是已论定的“史实”，当时的当事人或者便不这么看（详后）。使问题更趋复杂的是，重新诠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尝试也始终未间断。

例如，试图论证五四人不怎么“反传统”，是近二十年相当一部分史家（其中包括一些我非常尊重的学界前辈）的持续努力。较近的一个尝试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反儒，但是反对封建礼教”[2]。这个问题不是这里可以简单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或者值得我们思考，当新文化人反“礼教”时，他们心里是否存在将此与“儒学”区别的意识？陈独秀一则曰“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再则曰“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更明确宣布：“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3]如果这样全面的“反对”还不算“反传统”，那究竟要什么才可以叫作“反传统”？

有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当事人记忆中的“运动”与我们史学言说中的“运动”也有些距离。许杰老先生在1993年回忆说，在五四运动后期，在欢迎德赛二先生之外，又提出欢迎“莫拉尔小姐”的口号。[4]我们知道“道德伦理革命”是新文化人的口头禅之一，无疑是当时的关键词。但“莫拉尔小姐”是否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则几乎未见研究。如果当时确曾提出，何以不用习惯的“先生”而改用“小姐”，是否意味着某种思想上的反动（非近年所谓反革命义）？尤其是否有意无意中感到了性别的重要性或女性在“五四”口号中的边缘化？这是今日有了“性别”这一新思想武器的学者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可惜五六年来，在许多人慨叹“五四”已无题可做之时，这样的上好题目却无人问津。[5]

人的记忆不一定准确，尤其许老先生是针对“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应将莫拉尔姑娘欢迎回来”这一新的时代问题而引出的回忆，有意无意中或许带点“后见之明”的意味。如果确是如此，则时代需要怎样“唤醒”历史记忆，也非常值得研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假如许先生回忆得不错，则“莫拉尔小姐”何以在人们的记忆中被自然抹去？随着“个人”这一五四时期的绝对关键词逐渐疏离出时人思想言说的中心，整个“道德伦理革命”确实呈逐渐淡化的趋势。这一淡化的进程，及其与“个人”淡出的关联，包括后之研究者对此的不够重视，都同样值得深思，也有力地提示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我们历史记忆中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