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在清代学统中的沉浮
如果详细重建《山海经》在历代学者认知中形象的演变这一长期历程，以该书为一面镜子来映照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其内容究竟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的态度之变化，应能对中国学术史甚至思想史产生不少启示性的认识。[3]这当然已溢出本文的范围，但简单回溯一下这一历程却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学人究竟是在怎样的学术语境下处理《山海经》有所助益。
吕子方曾撰有十余万字的《读〈山海经〉杂记》，他注意到，从汉代起历代诗赋多引《山海经》中事以为典故，说明该书很早就被广泛阅读。[4]不过诗赋多属后来“文苑”的范围，儒林之中对《山海经》就未必那么看重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已面临《山海经》的处理问题，他以为：“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5]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数术”类“形法”家，与司马迁的认知尚接近（然不同）。此后该书在古代中国目录学里所属类别有数次转换。《孔子家语·执辔篇》有“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一语，吕先生据此指出，“在《家语》成书时人们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6]。后来的《隋书·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此后各代官私目录多随之。到清人编《四库全书》，则说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遂改列子部小说家类。然而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又特创一个子目“古史”来容纳像《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引起前人或后人怀疑的书籍（详后）。
总体地说，《山海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看作与史相关的旧籍，且一般并不怀疑其为“先秦古书”。[7]但对于司马迁不敢言的“怪、物”内容，历代学者也多有不同看法和诠释。撰《通典》的唐人杜佑认为：“《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宋人胡应麟则以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子）》、《列（子）》、《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8]
朱熹注意到，古今说《楚辞·天问》者，皆本《山海经》和《淮南子》二书，“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天问》而作”。他“常疑《山海经》与此书（按：指《天问》）出入处，皆并缘此书而作。今说者反谓此书为出于彼而引彼为说，误矣。若《淮南子》，则明是此书训传亡疑”[9]。从朱熹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宋人也有主张《天问》出于《山海经》的见解，此意清儒吴任臣得之，他认为“周秦诸子，惟屈原最熟读此经”，《天问》中许多名物“皆原本斯经。校勘家以《山海经》为秦汉人所作，即此可辨”。[10]
乾嘉时代是考据大兴之时，有“校勘家以《山海经》为秦汉人所作”的见解自属正常。但乾嘉时的清代汉学又向以“正统”观念著称，且《山海经》正是在这一时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被革出史部地理类而归入子部小说类。此时“校勘家”的视野已及《山海经》，提示着一种学术多元化的倾向，应为治学术史者所关注。
实际上，乾嘉学者的眼光过去或有被误读的可能，至少乾嘉学风并不像过去认知的那样一统化；那时《山海经》这种“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其实已被一些人“居之以为奇货”，甚至可以傲世。最受民国辨伪者尊重的崔述当时观察到，乾嘉时已有“一二才智之士务搜揽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赝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以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鹖冠》矣。公然自诧于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11]
透过崔述的眼睛，我们看见的是一片泛读杂书和异端书的情景。关键在于这些人可以“公然自诧于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则世风似还倾向于他们一边。这其实也是乾嘉治学风格的自然延伸。蒙文通注意到，“清人好以类书为学，自矜淹博，而好丑诋宋人”[12]。本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是中国长期流传的古训，读书尚博的风气也不始于清代，但清代考据大兴显然增强了崇尚淹博的学术风气。在此世风之下，只有多读类书才能较迅速地淹博起来。由于类书中较容易识别的材料很快便被人使用或辑出（关注类书、从中钩辑古书之风气似从晚明已开始），这一风气发展下去便是读正统士人过去不怎么读的杂书、集部书和原处异端之书。因此，在汉学正统观念笼罩士林的同时，也出现了广读群书的趋向。与崔述大约同时而为《山海经》作注的名家就有前引的吴任臣和毕沅、郝懿行等人，可为崔氏所观现象之旁证。
实际上，崔述自述他“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于几前。既泛览无所归，又性善忘，过时即都不复省忆。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于《六经》，不敢他有所及”[13]。所以他后来一再反对读杂书，说不定也是“自悔”的一个表现。崔述的父亲教子读书不重时文，“自解语后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后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14]。不知他读《山经》《地志》等地理书的兴趣是否便是因此而起？若是，则崔家仍视《山经》为地理书而不是“小说”。无论如何，在崔述少年时已出现泛读杂书的风气了。
成年后崔述的观念已相当正统，他认为《山海经》“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搜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后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故悉不采”[15]。其实关于这些郡县名称，颜之推早已指出是“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但他并不据此否定此书为“禹、益所记”。[16]应该说，就算是汉人所著书，其论及夏代的内容虽然晚出，也未必不可慎采，但这是史学方法的问题，此不赘论；值得注意的是崔述对当时“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这一现象的感叹。
一般认为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是清代最好的注本，郝氏的见解与吴任臣相类，他虽同意流传的刻本有一些后人羼入之内容，但明确指出此书“寻山脉川，周览无垠。中述变怪，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自非神圣，孰能修之。而后之读者，类以《夷坚》所志，方诸《齐谐》，不亦悲乎！”[17]以“述变怪”来使“民不眩”，意本《左传》夏禹铸鼎事[18]，而与《山海经》联系起来，是相当有想象力的诠释，但言外之意是书中所述的变怪可能未必实有。综观吴、崔、郝等人从不同角度指责其对立面的言辞，乾嘉时代学者对《山海经》的看法是两歧的。
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主持编纂的《书目答问》体现了晚清学术风气的转移，该书本是“缩编”《四库全书提要》以利学子，但实际上不仅所收书籍和版本大半已出四库范围，且在书籍分类体系上也已有所变革。如史部中就新创了一个子目“古史”，其理由是“古无史例，故周秦传记体例与经、子、史相出入；散归史部，派别过繁；今汇聚一所，为古史”。而《山海经》与《逸周书》等有争议的书籍一起列入了这一子目，重新回到史部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在该书《略例》中说“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而史部所选书则是“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19]在这样的选择标准下纳入《山海经》，其寓意又别有不同。
这其实反映了张之洞及其一些同时代人的学术见解，在与《书目答问》同时颁下的《輶轩语》中，张之洞特别提倡“宜多读古书”。他认为“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盖“皆有考证经义之用”也。有这样的见解，在张氏录出给学生读的“先秦以上传记（子、史及解经之书，古人通名传记）真出古人手者”中，即包括《山海经》《逸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他并注明，后“三书虽有假托，皆秦以前人所为”；可知在张之洞心目中，《山海经》的可靠尚在后三书之上。特别能体现学术的时代变迁的，是张氏将清人辑录的《七经纬》也包括在“三代古传记”范围之内，并特别说明：“纬与谶异，乃三代儒者说经遗文。瑕不掩瑜，勿耳食而议之。”[20]这里“耳食”所针对的，大约即崔述一类学者的见解。
综观《书目答问》和《輶轩语》所列各书，并与前引崔述抱怨时人所读的不经之书比较，除《三略》明确被指为伪书不录和《阴符》不收外，其余崔述不欲人读之书悉数出现在张之洞希望学生阅读的书目之中。或曰：张之洞是专开书目，与崔述仅仅一段抱怨之语范围相去太远，似不具可比性。但如果注意张氏所开列的是精简的选目，而且是给学识不甚丰富的学生所开的入门书目，却恰好囊括绝大多数崔述所反对阅读者，仍可看出学术认知的时代变迁已相当显著。也应注意的是，崔述所反对的正是其许多同时代人所读之书，则这一学风的演变又是渊源有自，即乾嘉时或仍是潜流（至少过去较少为学者注意）的广读杂书的倾向到光绪年间已蔚为大潮了。[21]
到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任教于湖南时务学堂时，有学生就《山海经》中人面兽身事提问，梁的批答是“汉世武梁祠堂所画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兽身。盖古来相传，实有证据也。《山海经》言，绝非荒谬”[22]。朱熹早已认为《山海经》中“说禽兽之形，往往是记录汉家宫室中所画者”[23]，梁此见无甚新意；但他认为“《山海经》言，绝非荒谬”的断语，却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
几年后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正式撰《〈山海经〉不可疑》一文，据“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的新知识，再引汉武梁祠所画证明“《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他接受“地球之初，为草木禽兽之世界”的观念，视“西国古书多禁人兽相交，而中国古书亦多言人禽之界”的现象为“上古之时人类去物未远”的明证；则“《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既如此，此书所言自不可疑。[24]
清季学人在20世纪初年曾经非常关注中国人种的起源问题，钟敬文注意到，“当时中国学者在对人种起源问题的论证上，都利用了《山海经》、《穆天子传》及其他许多古文献上的神话、传说资料”。如蒋观云于1903—1904年间的《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即其一例。蒋氏以为，“《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据为典要。顾其言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类人之猿”；只要不“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25]这样的见解与后之视《山海经》内容为“神话”还不同，已经将其视为表现方式特殊的“实录”了。
稍后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1906—1907年出版），开篇即引《山海经》；他于1909年完成的《穆天子传补释》，更屡引《山海经》以为证，其中证明该书“非后人赝造”的证据之一即其所载“地名符于《山海经》”，则后者之可据自不待言（注意这里说的是地名而非怪物一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自称“幼治此书”[26]，《穆天子传》为一般正统士人视为后出伪书而不提倡读，刘家又是属于经古文学的世家，这样的读书人在很年轻时已在研治此书（刘师培生于1884年，说此语时不过25岁，则其口中的“幼年”当然还应更早许多年），亦可见清季学风转变之一斑。
刘师培、蒋观云等当时尚属年轻学者，年辈更高的王先谦在20世纪初年所撰的《外国通鉴序》中也说到他读《山海经》，甚感“上古之世无大国，水船山檋中见闻荒忽”[27]。王氏虽禀湘学驳杂之风，大体仍属治学“老成”一流，可知光绪年间《山海经》已为相对正统的学者所阅。如果说《山海经》到清朝末年已较广泛地为学人所阅读并用于著述之中，应该不算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