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料与表述

“表述”是学术研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连主张“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子也还写下五千言，今日把自己研究所得陈述出来就正于同人更是“学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苏轼曾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这里关于“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与手”两个境界的区分是实践中悟得的见道之解，一般随口论文者绝对见不及此。实际上达到第一层境界已非常难，而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的距离可以是相当长的，有时达到前一境界者未必就能达到后一境界；熊十力对此体会极为深刻，他晚年曾告诉刘述先的父亲，有时即使心里想通了，气不足也写不出来（大意）。这就意味着“写”或“表述”不是将思想（或知识，或别的什么）的一个完整的已知部分简单输出而已，它根本就是思想或知识的一个待完成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一个学术观点在表述之前并不“存在”，是表述使它完成、使它存在。

哈佛大学的俄国史大家派普斯（R.Pipes）甚至说他仅将25％的时间用于研究，而75％的时间用在写作时斟酌如何表述之上。这一时间的分配比例不必适用于任何人，但他对“写”的重视程度却值得我们注意。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宫崎市定认为史学分为四大段落，即史料、理解、评价及表现，在他看来，“对历史事实理解的深浅、兴趣的所在、以及评价的大小，都直接反映在表现的巧拙上。文章并不是只印在纸上的墨迹，而必须是用来说非说不可的话的语言”。[27]“非说不可”一语充分凸显出表述的重要和必要。

同时，表述的方式也直接影响到整体的学术研究，以史学为例，用论文或专著来表述研究成果的所谓“现代”研究方式，最容易使人试图把人或事表述得“完整”，甚至通常还要“评价”。结果造成我们史学表述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空论日多而实证渐少。[28]这样，史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无形中受到表述方式的制约，最可见表述之不能忽视。

另外，学术表述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学术的接受，胡适曾从此角度观察晚清社会对廖平、康有为二人的不同接受：一般都知道康有为在观念上采用了廖平的创见，但胡适发现，两人“同治今文学，康的思路明晰、文笔晓畅，故能动人；廖的文章多不能达意，他的著作就很少人能读了”。因此，“文章虽是思想的附属工具，但工具不良，工作也必不能如意”[29]。以读者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文字是否“达意”，这是努力面向大众的胡适创出的新见，主张“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杜甫恐怕就未必同意，但胡适的见解提示着孔子关于“言而不文，行之不远”的古训仍具指导意义。

陈寅恪在表述方面似不算特别成功，钱穆曾指出，陈寅恪的学术文章往往“临深为高，故作摇曳”，太多“回环往复之情味”；而行文亦“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十之三四始为可诵”。[30]胡适也认为，“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31]。可知陈寅恪论学风格多“牵缠反复”（亦钱穆语）的确是许多人的共识。然而，陈先生述学风格如此，还有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同时也半是有意为之；前者即其所谓“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后者则是他认为“史之能事”不过“整理史料，随人观玩”的主张，以下分别试论之。

近代中国长期屈辱，士人多见不如意事，陈氏曾自谓中国近代形势“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32]。而他又暗存“史学报国”之心，故其对中国文化基本如其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说，是以“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的方法待之，注重的是“抽象理想之通性”[33]；这大概就是其对吴宓所说“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的寓意。[34]陈先生治学的这一倾向，似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季羡林先生诠释“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说应得陈氏本心，他指出，人君乃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寅恪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一文颇多夫子自道意味，论者已屡及。陈先生在此序中将中国文化定义为汉儒之三纲六纪说，而理想抽象之纲纪，必依托于有形之社会经济制度。季先生以为，社会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35]。这一引申甚有见地，在中外“国家”层面竞争不利的情形下，又不能承认文化也已“失败”，除强调“抽象理想之通性”外，夫复何言！

在这方面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的陈垣态度尤更鲜明，他曾明确提出：“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36]到1946年再申，“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以为陋。如氏族之辩、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37]陈垣并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讲到古者赐姓重别而后世赐姓重合一条评论说：“今又与直斋之时异矣。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别，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广（原本为‘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混，然后见中华之大’）。固不必穿凿傅会，各求其所自出也。”[38]最后一句特别表出史为时用之意，与前论“史贵求真”一条所述正相表里。[39]

陈寅恪自己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中外竞争中有时中方胜利不过因外族本身先已衰朽，而“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史学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故其对此“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这里重要的是表露了陈关于史学和史家的见解，即“史学”之旨在“探求真实”，虽然恐怕只能“近真实”；而“史家”则不妨“陈述覆辙以供鉴诫”，在不违背史学戒律的前提下为现实服务。其关于史学和史家的区分非常要紧，学为求真，其本身未必能为现实人生服务；生活在现实中的具体学人则有改变世风的道义责任（在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抗战时即有鼓舞民气之责），但只能在不违背史学戒律的前提下（如通过研究范围或题目的选择等）为现实服务。

余英时先生论陈寅恪说，“古今中外可以称得上‘伟大’两字的史学家几乎未有不关怀现实、热爱人生的，虽则‘关怀’与‘热爱’并不是构成史学家的充足条件”。[40]陈寅恪这样的史家既要关怀现实，其所面对的现实又恰是中国的国势衰微，徒事歌颂而不陈述覆辙则既有违史学求真之旨，亦难以供鉴诫之用；太多陈述覆辙又可能伤及民气，实感两难。既已存“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的心态，又不能不坚守学术戒律，故总要“牵缠反复”，始觉能尽其所欲言及其所不能不言，这或者便是陈先生自己所说的“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吧。

前引陈寅恪所说的“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而后人只能“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一段，意味着承认研究者的认识能力及其可据材料，都是有限的。不论历史现象本身是否黑白分明，这种双重的有限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其实也相对有限。已逝的史事既然未必充分可知，则我们重建出的史实若过于界限清晰，反可能是“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41]

王国维曾提出：“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42]所谓学者不避“深湛幽渺之思”、不辞“迂远繁琐之讥”，或即主张为了了解“真相”，不妨在表述的流畅方面让步。

陈寅恪更明确主张，“讲历史重在准确，不嫌琐细”[43]；他在1928年对陈守实说：“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44]后者或是谦退之辞，或是针对初入道者的特别提醒，然亦有所指；前者确实是陈先生论著的写作风格，其史学论著中直引史料所占的篇幅皆远过于他自己的论述。故此语虽不长，其实相当重要，提示着陈先生治史的一个基本原则，值得认真体味。我猜想，陈先生主张详尽地排比史料可能有两个重要的考虑。

一是历代读书人之表述各有其时代风格，与今日的叙述方式已相当不同，且时人的言说虽自有其共性，各人亦有其特定的习惯和风格。这样，有时文字稍易便指谓不同，故凡转述（paraphrase）不致失真时则转述自无不可，若转成第三者叙述可能走样或失真（因而有可能造成无意识的“曲解”）时，也许还是直接引述、让当事人自己说话更合适。

二是不同史家对史料的解读可能相当不同，若仅仅引用一二“关键”语句并据此立论，读来当然更觉通畅（coherent）明晰，但无意中便使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具有“垄断”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众多读者（特别是非专业读者及虽专业但非专治此题的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若将相关史料较详尽地排比出来，虽仍有作者的剪裁、处理等倾向性在，到底可以让读者有更多参与的余地，可据史料而判别作者立言是否偏颇。历来学者多希望某事由其“论定”，多少有些“专制”倾向；而陈先生则在立言后邀请大家来参与“论定”，学术研究成为一个开放的发展进程，实更具“民主”的意味，此或即其“随人观玩”一语意之所在乎？

在这方面，身为近代“新宋学”代表之一的陈寅恪显然欲与以剪裁见长的“旧”宋学史著有所区别。吴汝纶曾对有意翻译欧洲史的严复说，“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亦不足法。[45]而陈寅恪提倡的“讲历史重在准确，不嫌琐细”恰针锋相对，是知其所谓“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实有所针对。

顾颉刚的主张就稍不同，他在1923年论整理材料说：“把收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尽了分类的能事去处置它们（一件材料尽可互见几十类），使得它们的性质可以完全表显出来。材料有了，性质也知道了，就可加上批评，说明它们承前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位置是怎样，传到后来的影响又是怎样。各种的关系都明白了，才可拿来与古今中外同类的思想学术相比较，看出他们彼此的价值。”[46]我们如果看看顾先生当时的学术论著，便可发现“批评”所占的篇幅甚多，引用史料亦以转述为主，极少大段的直接征引。与陈先生的史著比较起来，未曾出洋留学的顾先生的风格显然更合于“现代”史著。

而顾先生大学时的好友傅斯年却更接近陈寅恪，曾提出“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47]我们如果看傅先生的作品，特别是其著名的《性命古训辨证》，何尝没有“疏通”和“推论”，但他深知对后者的提倡可能导致诠释与史料的脱节，故极讳言之。[48]故陈先生所说的“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大概也可说是傅先生所谓“史学即史料学”的一种别解。

可以说，陈先生为文的“牵缠反复”无意中或因“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的心态所致；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陈先生在意识层面恐怕确有让代表不同见解的相关史料毕呈于读者之前以“随人观玩”的深切用心。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陈氏独特的学术论述风格。其实陈先生的序文、审查报告一类便明显无此风格，这些文章仍多为论学之作，却基本取点到为止的手法，尤可证其长篇论著中“牵缠反复”实乃有意为之。

多数作者都希望写出流畅清通的文字，陈寅恪当然不是立意提倡史学表述要追求萦绕和史学印证应尽量琐细，他和王国维不过在条理统系和烦冗琐细之间发生冲突时宁取后者，以期尽量“准确”而接近“真相”（或许还希望借此表示对读者的尊重并发出欢迎其参与的邀请）。这样理解陈先生的史学表述究竟可说是“了解之同情”还是“自作多情”，尚待方家指正，本文不过是名副其实的臆测之解，聊备一说而已。

原刊《文史知识》2001年6期、200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