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记忆中的断裂

总体言之，虽然“五四精神”不断被提及，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断裂意味，这一运动与后之历史发展的关联，除了一些经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仍然模糊。五四人最为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后来的“五四”研究中似有越来越虚悬而成偶像的趋势。今人言及“五四”莫不提“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此后二位先生在中国的命运和历程，便少见深入的研究。[6]换言之，五四人在后五四时期是否以及怎样继承或扬弃“五四”的基本概念？紧接“五四”那一代的后五四人以及此后数代人怎样因应五四时代的遗产？我们迄今也还没有一个相对清晰并为一般人所大致接受的认知。

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在五四运动后各曾有过较大的争论，即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和北伐后的“人权论争”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几次争论可以说是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五四”基本理念的整体反思，而且这一反思基本是在尊西趋新派阵营中进行（较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真正“保守”派，或正脱除西方影响的章太炎等人，便几乎不曾关注这些争论），尤其后者更基本反映了同一批人在时代转变后对原有基本理念的重新检讨，这些论争本身近年已有不少研究，但迄今似少见从此角度进行的探讨，较好而持平的相关论述尤少。

除个人、科学、民主（民治）几个关键词外，新文化人倡导的读书与做官分流观念，也可见根本的转变。读书人不议政不为官的主张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非常普遍，但1922—1923年“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观念的提出（倡导者包括胡适与李大钊）则与此完全背道而驰，应是民初政治思想界的一大转折。且“好人政治”毕竟还是精英取向的，到“好人政治”正式宣告失败之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观念可见明显的复兴（这对反传统的五四人实具吊诡意味），其范围也远更广泛；对许多边缘知识青年来说，天下要担负在他们肩上恐怕是个非常直接的感觉。此时西来的“到民间去”的口号也开始有了明确而直接的意蕴，国共两党的工农运动以及“村治”派的出现等都可视作这一趋势的不同侧面。

就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这一学生运动的口号，到北伐前也已转化为“打倒列强除军阀”；从原仅指章宗祥等的“国贼”变为整体的“军阀”，可见其明显的扩大化。这一扩大其实意味着质变：前者尚承认既存政权，后者则基本否认。从“外抗强权”到“打倒列强”更是从量到质的转变，比国内斗争目标的转变更为激烈彻底。1923年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五四纪念会”就很能体现上述转变，大会主席韩觉民说：“从前我们运动的口号是‘外保国权，内除国贼’。现在的政府，一天糟似一天，我们应有继续的精神作政治的运动。”北大教授陈启修接着演说，主张“我们现在运动的目的”对内是打倒军阀、裁兵、否认现政府、否认现国会、拥护人权、教育独立，对外则应该起来做国民自动的外交。他特别强调，“这种政治事业，在中国全靠学生来担任”。[7]

另外，近年的研究表明，新文化人特别提倡的世界精神（世界主义）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向民族主义转化，胡适和周作人都是显例。[8]这样，除“科学”外，似乎大部分“五四”基本理念在后五四时期都有从量到质较大的转化，甚至基本转到对立的一面。即使是“科学”，也曾受到强烈的挑战。若认真做社会学的分析，恐怕“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中科学派也是胜在社会上而非观念上，且其“胜利”也仅是象征性的：在强调“科教兴国”的今天，“尊重知识”（这里知识与科学的关系不言自明）仍是个虽不可及而心向往之的努力目标，最足说明问题。

为什么这许多现象或基本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或虽注意却未将其与五四人和五四精神联系起来思考？这是否意味着研究眼光稍显狭窄，不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根本是连前后左右的几棵树都不看？更值得培养史学研究者的大学教师们反省的是，我们在教书时是否有意无意中恰在灌输或促成这种连旁边的几棵树都不看的学风？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伍启元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几乎未见近几十年的中外研究者提及。该书是较早对新文化运动的系统研究，见解基本持平，出版初期其实颇有影响（两年后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就几乎全本伍书），后来却长期受到学界忽视，实在应引起我们的反思。[9]

伍启元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作无形中被历史记忆抹去，主要体现在史学研究之中，这是我们史家应该深刻“自我批评”的。同时，我们关于“五四”历史记忆的模糊，也因“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在这方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因常常说其所属的“家派”的话，虽大致是无意地但也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记忆。而有些政治力量则更多是有意为之，如国民党及一些与之相关的读书人，就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