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左右治史：史料与理论的互补
从我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看，不论是面向基层还是进一步从事上层研究，都应当依柳诒徵所言，将“今情达古意”落在实证之上。叶德辉曾赞赏《左传》的作者“于圣人笔削褒贬之心可以因事证明，得其微旨”。若以广义的历史上之人与事取代特定的“圣人之心”，这里正有方法论的启示：只有对往昔之人与事以实证方式“因事证明”，然后可以“得其微旨”，这样才可能趋近于章太炎所说的“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一境界。[32]
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研究的对象为已逝的往昔这一点决定了史料永远是基础。中国近代史的特点是资料极其丰富，即使落实到很小的题目，史料的穷尽也几乎不可能，这就更要求治史者尽量广泛地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然后可减少立论的偏差。本来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尽量扩充，虽然也曾导致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但在注意纠偏的基础上，史料的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33]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仍极为不足，这是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的运用，尤其应重视社会中下层那些“无名之辈”的个人记述。
由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异常丰富繁杂，其中颇有真伪难辨者。古代史研究者一向看重史料辨伪，这一风气在近代史领域尚不够流行（当然也有类似罗尔纲、王庆成先生等少数例外），似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更有力的提倡。同时，在充分注重史料辨伪的基础上，也应注意真史料和伪史料各有其用（造伪的需求、造伪者的动机、伪史料产生和造伪过程等都能揭示很多问题），且有些不“真”的史料却也并不“伪”，至少不是有意造伪。
也许因为受辨伪风气的影响，有学者常因在回忆录中“发现”不精确的内容而质疑其可靠性；其实有不精确内容最能证明这一回忆录真正“可靠”，盖回忆录的价值正在其为当事人之记忆，若事事精准，则“回忆”时必已参考文献，一定程度上已成“研究”，至少记忆已被修改，反不能得“回忆”之真相，因而大大降低其史料价值。至于有意造伪者，更会努力弥缝，以增强说服力；除非造伪者能力太低，否则造出的回忆录往往比真品更少漏洞。若多从历史记忆的角度使用回忆录，应能获得不少新知。
在肯定回忆录为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也应注意这类史料有时是不可以通过简单的辨别真伪来决定取舍的。广而言之，真伪辨别对任何史料的运用而言都还只是第一步。史家固应强调“求其是”，然而史学却不止于“求其是”，还必须以民初人爱说的“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胡适后来申论这一观念说，“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总不能完全跳出他时代的思想信仰的影响”，故研究者不可用后世的眼光去批评前人，而要“保持历史演化的眼光，认清时代思潮的绝大势力”。如《醒世姻缘传》便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他的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凡是当时人“真相信”的观念（如因果报应）及其真正遵守的社会信条（如最重体面），“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普遍的信仰，都是最可信的历史”。[34]
这是胡适长期治学中体会出的见道之解，最可提示今昔语境不同造成的歧异。语境一变，文本就不易理解。正因为后人所处语境已变，才会对昔人言说产生“不近情理”“没有办法”及“可笑”的感觉。必须具有“历史演化的眼光”，方能产生陈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王国维提出，科学与史学不同，“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科学必求是求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35]
中国史家重视“求其是”自有其传统，傅斯年指出，宋之程、朱，清之戴、阮，“皆以古儒家义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变动，乃昌言曰‘求其是’”。其实，“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也。在这方面不以史学见长的朱子犹胜于戴震和阮元，其“差能用历史方法”，故论性时尚“颇能寻其演变。戴氏则但有一是非矣”。清代朴学家中“惠栋、钱大昕诸氏较有历史观点，而钱氏尤长于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别时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误彼等不少。盖‘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所谓“求其古”，即从历史的观点疏解古籍文本，注重推其言说的渊源流变，以明其在思想史上之地位。历代“思想家陈义多方，若丝之纷，然如明证其环境、罗列其因革，则有条不紊者见矣”。[36]
傅斯年提出的“求其古”实即胡适所谓“历史演化的眼光”，不过胡为通人而傅是史家，故所论更为亲切。观其方法，大约不外从具体史事的前后左右立论；然必先读其前后左右之材料（不必只是文字材料），然后能前后左右立论，而历史演变之脉络显。若回到史料方面，则“求其是”的考辨当然是必需，此后或许仍需进一步考察的是：历史资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经何途径怎样留存下来，以及这样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发生发展过程。不论史事的客观存在或“历史真相”如何，当其被经由某种程序（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程序）记录下来后，即使“第一手”的史料也的确可能带有“偏见”。
有些后现代史家以为凡史料皆带有偏见，说虽过苛，也未必不通。然推广言之，史料既然可以皆有偏见，则无不具有某种特定之含义，因而也就无不具有研究之价值。“落花有意”是一句不断重复的老话，对史学而言却有非常实际的意义。落花既各有其意，则史料不论常见罕见，其中俱有“意”在，读者以意逆志，必有所得。[37]既知其可能有“偏见”，则或尽量去其偏见而用之，或顺其意之所近而用之，皆有助于理解过去、认识往昔。要平等对待史料，予以发言权，便能激活之而使其“说话”。
王国维并将此提到理论的高度，他说：“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38]
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必也不能避开“深湛幽渺之思”，故提倡近代史研究“由虚入实”并非只注重史料，也不排除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39]史学研究与理论的关系是近年中外学者都相当关注的问题，个人以为，新世纪的史学必须是开放性的，史学研究者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理论。各种史学或非史学的理论都可能有助于研究者观察、认识和分析问题；多接触、了解和借鉴各类理论显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
在具体题目的研究上，则不一定非要套用什么特定的理论不可。因为任何具体的理论都自成“体系”，有其附带的框框，未必全适用于异时异地异学科的研究。从根本言，若把“理论”定义到切入角度、认识立场和研究取向等非常宽泛的程度，史学研究显然离不开理论。就具体的个案考察分析而言，像一些社会科学那样先明确所依靠或运用的理论，然后按图索骥式地循理而论，当然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但是否必须如此，我也还有些存疑。
今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学问，中西史学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对于西方史学的长处，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充分肯定并学习参考之；但首先要对其真正了解，没有了解，谈何借鉴？更不足以言对话。现在有些在西方已如日中天的新领域如阅读史、意象史、躯体史等，在中国大陆便甚少见学人触及；类似生活史、家庭史、疾病史、性别史这些仍在发展的领域，我们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摸索进行。这些现象说明，我们与西方史学的对话和交流仍非常不充分。
同时，没有自身的学术立足点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优势，也谈不上对话，所以中国史学不能盲目跟着西方跑。从实践层面看，由于西方史学是个发展的变量，要跟着跑也很难跟。例如，西方二三十年前流行的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等现在都受到当地年青一代史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仍在大量运用这些理论的中国史家当然不能对其批判视而不见，是放弃这些理论或进而跟着批判，还是继续坚持运用，就是颇费斟酌的问题。
又如我们近代史学界渐多关注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本是欧洲学者诠释欧洲社会的，一些美国学者开始用于解释近代中国，在美国学界便已存在争议，盖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欧洲以外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各类社会，实在还需论证（欧洲治近代中国者似甚少援用这一理论）。窃以为这一理论对认识近代中国确有启发，或可以较宽泛地借鉴，然似不必亦步亦趋。若像有些中国学者那样译为“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尤易引起误解。因为“公民”概念本是康有为那一代人希望“创造”的未来式社会，正是针对他所认知的中国之所“无”而提出的一种虚悬的追求目标[40]；若言“市民”，则梁启超已明确指出，“西语所谓市民Citizen一名词，吾中国亘古未尝有也”。[41]故至少在与“表述”相关的字面上（这也至为重要而不可小视），既存史料和这一理论是有些冲突的。
再如前些年开始风靡欧美的“东方主义”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就未必适合近代中国的情形。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即剖析建立在东西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人我之别（Other &/vs Self），而其立论的基本素材则取自曾为殖民地的阿拉伯或穆斯林“东方”，那里的情形与基本保持领土主权的近代中国相当不同。“东方主义”是指西方帝国主义在文字表述中用他们的眼光加诸被侵略和被殖民地区之人民，但近代中国从梁启超起的许多趋新学者却正好相反，他们并不认为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何不妥，反而认为用西方眼光或学习西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甚或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中国问题都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正是他们自觉其胜过昔人之处，并反复强调之。[42]
近代中国当然也有将西方“他人化”的西方主义倾向存在，但中国士人主动投入西方“文化霸权”之下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极为明显，且更居主流、持续得更长久。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标举自己研究问题的“新眼光”，虽名之以带普世性的“科学”，却并不讳言是西来的。同样，今日不少学者拾“东方主义”之余唾，说什么西方“妖魔化”中国；实际只要稍读史料，便知最初“妖魔化”中国的或是西方传教士和租界中人（租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基本价值冲突，虽是西方在中国实际存在的“代表”，或者说其在中国“表述”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但从19世纪末起这一角色早已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其“妖魔化”的程度甚至超过西人。反倒是不少西人鼓吹要保存东方或中国的优美传统，却遭到中国士人的痛斥（如胡适之指责罗素）。
这样一种中西社会角色的换位特别体现在留学生出国后对祖国态度的象征性转变（指表述出来的部分）之上。清季留学生出国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对祖国的事物持一种较前更带批判意味的态度，顾维钧在清朝最后一年注意到，“每个中国学生在旅居国外大约一年后对中国的态度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即“开始捐弃原有的傲慢与偏见，而看到中国的真实情景”；于是通常会对祖国提出批评，且达到“激烈指责任何中国事物”的程度。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情形则相反，出国时间长的反多为祖国辩护。林语堂刚留学回国时曾提倡“科学的国学”，但经过一年“天天看日报”所造成的“思想变迁”，就转而赞成建立“欧化的中国”，认其为“唯一的救国方法”。可知在此阶段出国留学时间的长短与看见中国传统的长处成正比，而回国一看报纸又反之，环境移人以至如此，不正提示着“妖魔化”的出处何在吗？[43]
从晚清开始，一方面中西二元对立观念越来越得到强调，另一方面则因中国在此二元观念中处于精神物质两不利的地位，也存在一种试图摆脱这一对立的长期努力，清季民初（尤其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士人即曾引入一种超越性的“世界”概念以突破中西二元对立观念。他们当然也感受到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但由于“世界”这一超人超国范畴的存在，他们可以（实际上也经常）站在常规意义上他人（the other）的立场来批判自我。[44]故至少在意识层面，今日说得热闹的“人我之别”对民初读书人意义不大，因而这一理论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和士人心态的诠释力也相对有限。我们切勿只是跟着别人喊什么“他者”、什么“东方主义”的口号，恐怕还要回头先看看时人心目中的“他人”和“自我”到底如何。
从治学的具体层面看，引进新方法其实不一定非落实在成体系的“理论”之上不可；很多时候，只要换个新的视角，就会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新世纪的史学既是开放型的，就不可能不是跨学科的史学。学术的专科化是20世纪中西史学的一大特征，针对这一趋势的某些弊端出现了对跨学科史学的提倡。在此吸收与分化的长程中，史学几乎无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学科认同了。今日要找到不涉及他学科也不分为子学科的“史学”，倘非不可能，也已甚难。到21世纪后期，不排除发展出一种几乎无所不在而又什么都不是的治史倾向并形成一种认同模糊而包容广泛的“一般史学”之可能性；至少在21世纪前期，专科化与跨学科并进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
不过，对个体学者而言，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受过多学科的系统训练，否则是很难跨过去的。若在史学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子学科的藩篱，或更具实际可行性。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实不足取；毕竟专门史的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昔人以及今人都不曾也不会在做事时先想到这是我的“思想”、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倒不如解开束缚、打破藩篱、拓宽视野，眼光的转变必然使许多以前视而不见的现象凸显出历史意义：例如，注重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多元互动，整体的中国内部事务与国际风云的相互影响，或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和政治变动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从直接文字著述之外的层面考察观念转变等，都可促进对整个近代中国深入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历史上的人与事本来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视角的转换在许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面相，更重要的是很可能促使研究者对许多早已重视的面相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立体性”或“全息性”认知。因题材和眼光的转移，不仅史家“处理”史料的能力会增强，实际上会有大量本来常见但过去视而不见的史料“涌现”在史家眼前。对任何以实证为取向的史家来说，大量“新史料”的出现意味着什么，自不必多言。
可以说，历史研究首先应注重史实的考订，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寻求对时代人物事件的理解。在强调史料重要和史实考订的同时，也应注意避免蒙思明所说的“研究愈繁密，其距离历史研究的真对象愈遥远”的弊病[45]，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注重人物事件成长发展之内在理路的前提下始终将其置于其前后左右的时空环境中进行考察。对中国近代史而言，这首先就意味着要将“近代史”置于清史统系（从学术、思想和社会风俗等层面看恐怕更应置于自晚明以来的历史脉络）之中。近年美国学者已在提倡“在中国发现历史”，海外不少近代史研究者已将时代上限回溯到明中叶，这一取向值得我们注意。[46]如果再放宽视野，能将“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近代史这一统系之中进行考察，特别注重影响中国的“近代西方”这一发展中的变量，相信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