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传统的中断与传承
视野的开放并不意味着以一种偏向掩盖另一种偏向，趋新毕竟是近代中国的主流，且这一部分仍有相当多类似清季新政这样涉及较少的内容。许多以前关注的面相和问题有时虽不免给人以功德圆满的假象，实则研究得还很不够。在今日急功近利的大势席卷之下，读书不仔细是史学界近年特别突出的一个弊端。细读并不稀见的原始资料常会发现，有些过去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其实可能不过是沙筑的城堡，貌似辉煌而根基并不稳固。
例如，长期受到研究者关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是“显学”应不过分；其研究成绩固然不容忽视，然而正因为是显学，也产生出相关的问题。李大钊在五四学生运动两周年时曾建议：“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21]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五四精神能够随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却提示了从史学角度考察“五四”的一个取向。1919年以后，每年5月4日差不多都会有一些关于“五四”的纪念文字发表，而我们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也果然随时代的前进而变化，不断“加上些新意义”（在一些面相因不断“再生”而得到加强的同时，也有一些面相被淡忘；但不论具体内容是增是减，“五四”的“意义”本身在不断被“更新”）。许多纪念文章的作者甚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其文章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然而若仔细考察，这些当事人自己的见解又往往充满歧异。这样，回忆也可能成为“诠释”，这些历史的创造者或有意或无意已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22]
可以说，备受关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仍存在相当多的未知面相。虽然“五四精神”不断被提及，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后之历史发展的关联，除了一些经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仍然模糊。五四人最为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今人言及“五四”莫不提及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此后在中国的命运和历程，在研究中就有越来越虚悬而成偶像的趋势，迄今也还没有一个相对清晰并为一般人所大致接受的认知，恐怕还需要通过仔细阅读原始资料以得出更接近原状的新诠释。[23]
反之，这方面一些前人已经研究得较充分的面相我们似乎全不知道，今日还在重复。例如，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伍启元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是较早对新文化运动的系统研究，便几乎未见近几十年的中外研究者提及。这就提示出，我们的学术传统其实已有所中断。清季民初第一代“新学者”给中国学统带来的新眼光、新取向和新方法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学术的视野和研究方式，至今仍影响甚至可以说制约着我们的学术研究。不过，他们引进和发掘的固然不少，扬弃的也相当多。在肯定其倡导的学术新路径的同时，可能还需要充分认识近代中国学术传统中断的影响。
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尽管20世纪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趋向非常趋新，但传统观念的无意识传承仍然非常强有力，最明显的是广大的“民众”一直未能成为研究的中心。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史学”一开始本有面向基层和大众的倾向，当年的学人早就在提倡“民史”和“群史”；但其内心似并未出现沿此方向的根本转变，各类新派实际上长期有着“以资格论人”的旧习气，真正“讲述老百姓故事”的史学论著始终少见。[24]马克思在论及共产国际的历史“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东西”时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25]从各类社会“资格”相对较低的社群长期被忽视的现象看，传统的无意识传承有时是通过一种相当曲折的方式来实现，并与近代思想界的发展相关联。在“民”或“群”的范围内，相对不那么“进步”或者根本就“守旧”的群体更基本不在史家的关注之中，“新的崇拜”在史学界显然很有影响力。[26]
例如，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恐怕就是最为史家视而不见的一个群体。废科举后逐渐被排除出乡村教育领域的塾师群体，也是一个数量不小而很少受到关注的群体。而乡村中一些并不认同民国这一新政体的士绅，更几乎无人注意。还有一些不再积极反击新派而规模又不大的旧派“世界”，也往往受到忽视。如民初多半生活在上海的所谓“遗老”，其实就自成一“世界”。很可能由于他们越来越少“预流”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思想言说，过去的史学论述即使在论及旧派时，对其也几乎是略而不提的。[27]
既存研究不足的部分，也就是还可能发展的部分，本文立足于“展望”，故更多针对研究现状提出一些希望引起关注的问题。
以所谓研究“范式”言，任何框架性的诠释都应该以广泛充实的具体研究为基础，今日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体系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如仍受苏联体系影响），然既存研究似尚不足以支持基本的框架性修改。例如，说近代中国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这一诠释体系就非常缺乏具体研究的支撑；我无意判断这一解释框架是否“正确”，根本是关于所谓“现代化”的论著数量实在有限。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近代中国多变而多歧的时代特征制约了史学研究，使得各类框架性的系统诠释和整齐划一的阶段论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同时，特定的人与事若不置于更宽广的时空脉络之中便会基本失去所谓“历史意义”，甚至难以索解，故每一个研究具体问题的史家有意无意间又多少接受或遵循着某种框架性的诠释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开放的探索。
然并非每一个士兵都必须成为元帅，一个可供选择的取向恐怕是脚踏实地，走“由虚入实”之路，将研究重心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例如，省府县行政机构的实际运行、各类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状况、城乡风俗的变与不变、各区域文化的异同、乡镇士绅的社会角色（指具体的个案研究而非综合分析）、整体女性群体和包括“先进”与“落后”的特定女性群体（如数量不大的女学生和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区域性的“事件”或全国性事件在不同地区的发生与发展等，都值得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可以预期，主干之外的枝叶、骨骼之外的血肉或者会成为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点。[28]随着各种新领域的开拓，中下层及区域性的机构、事件、群体（特别是一般认知中非正统非主流群体的生活与观念）等受到进一步的关注，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必然会更加丰富而深入。
学术传统的中断和传承是多面向的[29]，或许因为20世纪初提倡“民史”的学术传统已中断，或许因为更早的“君史”传统“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近代史仍以政治史（逐渐包括经济史）见长。近年有关政治、经济、外交史等方面的论著开始减少，而以社会史和思想史为主的专门史逐渐兴起，这既有学者的自觉努力，即有意弥补过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学术发展的影响。[30]唯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虽无形而实深远，因资料、专门知识、学者习惯等多方面的限制，社会史和思想史这类专门史的真正成熟还需假以时日。同时，正如王国维所说，“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31]。各类“新”领域的研究或会使学者对一些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产生新的认识，从而导致一些过去积累丰厚的研究领域（如政治史）的“复兴”；在厚积的基础上出新，可能更容易做到桐城派所说的“变而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