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五千年之大变
依我的陋见，民国史研究最需要注意的，是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以确立民国的建立究竟在哪些基本的面相上带来了变化，这些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甚或文化。很多众皆认可之事，不一定就理所当然。或不宜把民国的建立视为天经地义，即把民国从体制到民生的所有史事都当成理所当然的常态现象，进行众皆认可式的思考和处理。
对中国而言，民国（Republic of China）实施的共和体制，是一个全新的外来制度，而且是一个其西方创制者仍在完善发展中的政治制度；它所取代的，是至少推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用杜亚泉的话说，辛亥年开始的鼎革，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4]我的感觉，对这一大变的性质及其带来的各类转变，甚或大变本身，研究者的重视似尚不足，仍有提升的空间。[5]
从民国建立时开始，“共和”似乎就是一个先天正确无须论证的体制。仅少数人出来质疑这一体制是否适合于中国，或至少是否适合于当时的中国（其中较有名的是康有为）。余人多站在“共和”一边的立场上思考和论证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并建议或推行具体的政策。[6]后来的研究者，也大多秉持同样的态度思考和处理其所研究的问题（虽未必是有意的），使问题的答案具有不证自明的前定性质，而很多“研究”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为预定的答案寻求解释的努力。
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为预定的理论设想寻求解释并加以证明，是很常见并且得到高度认可的努力，正是名副其实的“研究”，且为多数学者所从事。个人虽更愿意选择那些因研究的结果而体现其意义的题目，却也无意因此“贬低”此前的民国史研究。不过，如果因为这样的倾向而把变态视为常态，把新生事物看成既存现象，就有可能影响我们对当年史事的认知；也可能因此把一些尚存的故态看作可有可无的细节，置之不理；若进而因“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而把一些史事摈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则我们看到的“民国史”图像，就可能是一种带有选择性的图像——不一定不准确，却可以肯定是片面的。
同时，正因那是一个“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读书人的心态和思维，也迥异于承平时代。通常一时代一社会之典范未变，则可能维持所谓“道一同风”的状态，学者往往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有意识地选择对局部问题做出尽可能完整答复的思考和努力方式。[7]由于长期延续的既存意识形态已失范，又面临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新思潮，中国读书人思考的根本性、开放性与颠覆性都是前后少有的。他们中一些人开始非常认真地思考人与自然、人类社会、政治体制和人与人关系等很多基本问题，产生了不少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创新见解和设想。同样由于我们的选择性预设，这类创见也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或因其显得“非常”而不屑一顾，或径视为荒诞而予以排斥。其结果是相似的，即强化了“民国史”图像的选择性。
其实，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8]。包括民国在内的中国近代，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生了很多此前很少见到的现象，带有明显的“革命性”；许多洋溢着激情活力的面相，往往很难以常理度之。或可以说，民国史研究必须更加重视的，就是近代中国具有不少与所谓传统中国和人类其他社会很不一样的特性。
一个与常理相悖的典型例子，即“革命”那超乎寻常的特异表现：在精神物质两层面皆已确立精英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通常最乐于维持现状而最不倾向变革的群体——之中，仍有不少人长期向往和憧憬着一个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革命，并不断倡导和鼓励着各式各样的革命。从蔡元培、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到太虚法师等，无不如此。[9]而“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最看重的“温暖港湾”，在近代中国却忽然失去了其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对其成员的护佑；并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其成员救国兴邦的桎梏，变为一个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成了革命的对象。[10]
颇具吊诡意味的是，中外基本将上述事例视为正常现象。[11]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甚多，其中一个因素，或是相当一些研究者有意无意间多以后来占上风的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眼光看中国，而民初的中国虽已告别帝制，却又尚非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杜威在1920年就指出，“中国正在急剧变化”，既不能“用旧时帝制的中国那一套来思索中国”，也不宜“用西方概念的鸽笼子把中国的事实分格塞进去来解释中国”。[12]后一取向不少学人迄今仍在延续（未必是有意的），前者却早就淡出了多数研究者的视野。[13]
眼光转变之后，有时常态也会被视为变态。例如，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真正形成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过是最近的事。至少抗战前的农业和农村，并未出现较大的结构转变，大体维持着一个与前相似的常规状态。[14]但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农业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村被认为处于“崩溃”边缘。而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大部分被侵占，正是农村支撑了中国的八年抗战，提示出“崩溃”的虚拟性。可知时人谈论的，更多是以城市眼光为基础构建出来的乡村问题。[15]几千年不变的常态，忽然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是乡村成了变态，更多是既存的常理被流行的新理取代了。[16]
知常有助于观变，若明确上述现象之常态与变态，则其产生便非常值得探究。有些间接的促成因素，可能较为曲折隐晦，却相当深邃。例如，在我们的史学言说之中，辛亥革命前民族主义与反清的密切关联，是一个因后人讳言而未曾予以足够关注和思考的重要因素。进入民国后，中国思想和政治的很多变化，其实都与此相关。过去比较看重民族主义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及影响，实则民族主义的层次和面相都远更丰富，不仅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包括对外抗争和对内整合、动员的面相）仍需进一步探索，就是在文化、社会甚至生活领域，也都可见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