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史料解读与史学表述臆解

像陈寅恪这样一位不应该被遗忘的学术大师，在我们学界的集体历史记忆中却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基本被“遗忘”，直到近年又被“重新发现”。或者即因为这一度的遗忘，陈先生本人以及“陈寅恪学术”的形象似乎都已使人感到生疏，于是出现了许多试图修订或重塑我们历史记忆中的“陈寅恪形象”的努力。

陈寅恪以知识的广博、所学古今外语的门类多、涉及的领域宽泛以及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入而闻名于世；在陈先生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史学里，他又以史料熟悉和善于考据著称。但由于“陈寅恪学术”形象的模糊，其史学所长究竟为虚为实，学界的见解也甚有分歧。[2]20世纪50—60年代培养的史学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他们与老一代学者相比，其短处在史料的熟悉和掌握，而长处在“理论”（通常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陈寅恪即被视为“史料”的象征，故在理论方面已有唯物史观这一有力武器的郭沫若当年提倡年轻人要在史料方面赶超陈先生。近年学者似较多见其“文化观”和“史识”之长，故愿学陈之“史识”者愈众（然其对“史识”的认知可能与陈的大不一样），而向陈的“史料”积累方面努力的甚少。

实际上，陈寅恪是民国“新宋学”的杰出代表，而“新宋学”是在坚固的史料基础上以史学诠释的“幽玄高妙”见长。[3]赵元任回忆说，“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4]。可知陈先生治史的最终目的是在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之后就要得出微言大义式的结论，这是近代“新宋学”与乾嘉“汉学”和传统宋学的一大区别：乾嘉“汉学”也提倡以文字训诂而见道，然多数学者只停留在训诂的阶段则大致不差；而“旧”宋学史著的一个代表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正以剪裁见长，对此陈寅恪曾有明确的不同意见（详后）。

多数史家大概都同意，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基础是史料。傅斯年曾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说法，他的见解常受人误解，但其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窃以为仍应引起今日治史者的关注。实际上，若“史料学”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和运用，还真是大体上涵盖了史学的主要内容；其后两者即史料的解读和运用牵涉到一般所谓“史识”，相对来说更难，要求也更高。在陈先生看来，解读和运用史料与史学表述直接相关，而史料的运用可以说是史学表述的核心因素，故他往往将史料解读与史学表述两者合而并论。我不是研究陈寅恪的专家，以下仅就陈先生关于史料解读及史学表述的一些看法略做探讨，以就正于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