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

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

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来临，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回眸”两字在我们的各类言说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全社会似乎都带点怀旧的思绪（与19世纪末中国人主要面向未来的倾向大不相同）。久已陷入“危机”的史学因为许多人“历史感”的突然增强而似有枯木逢春的意味，在这样的时刻来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中国史学，真可以说是适逢其时。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已开过不少次，《历史研究》杂志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专栏，已刊发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也将推出“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专辑。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确已经到了应该有所总结的时候了。山东出版总社在此时推出《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其中《史学卷》由我充任“主编”。编辑之余，也有一些体会，下面即结合该书的编辑设想谈谈我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些看法，特别侧重本书所论未及的一些面相和专题。[1]

依我的理解，这套书虽然试图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进行总结，但不是纯粹的学术史，写作旨趣与过去的史学史不完全相同，更多从社会视角观察，注重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史学卷》即从整个世纪的发展着眼，注意考察20世纪将结束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史学状况和对史学的内（史学界）外（社会）认知的相同与不同（即兼顾变与不变的两面），并借此凸显20世纪史学与此前史学的异同。除了一般史学史中较重视的史学思想之变迁外，也希望关注历史研究的主题、写作和表述方式，所传授的历史知识（如历史课本），与史学相关的学术建制（institutions），以及社会对史学的认知等方面的变化。

20世纪中国学术有一个重新分类的分化组合过程（一定程度上仍在进行中）。《史学卷》原希望有一专题讨论史学这一学科在20世纪的确立及其发展演变，包括传统史学的延续与中断、新学术典范何时及怎样形成一个达到“约定俗成”（即得到学人共遵）程度的共识、此后史学学科的发展演化等。结果各专题的作者各自从不同的侧面论及这些内容，合全书而共观之，大致可得一个概貌，然专门深入的研究仍待来者。

史学的专科化是20世纪史学的一大特征，在各学科吸收与分化的长程中，史学几乎无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学科认同，渐呈“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形象。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史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依的类即西学分类，包括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日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了。这一分化的走向在整个20世纪都在发展，到20世纪末时仍呈增强的趋势。21世纪的人或会问：是否存在不涉及他学科也不分为子学科的“一般史学”或“总体史学”？如果存在，何在？若不存在，则什么是史学？

专科化的结果自然逐渐导致跨学科的史学。梁启超大概最早注意到其他社会科学对史学的辅助功能，至少是早期最为强调这一倾向者。[2]此后提倡这一取径的史家不少，但成功运用者实不多；真正较大规模而严肃认真地借鉴各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台湾地区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而中国大陆则晚到20世纪80年代了。所以近年大陆史家仍在强调“跨学科的史学”（主要指史学需要各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支持）[3]，而台北的杜正胜先生则认为如今史学界对社会科学的依赖和器重已较前减弱得多，这是史学界的“成熟”。[4]

这里其实牵涉到史学的自主性甚至学科认同的根本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在研究领域和应用方法上受到各相关社会科学的极大冲击，这导致从狄尔泰、克罗齐到柯林武德等人对史学自主性的强调，特别指出其与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自然科学的不同（这些人关于史学不那么“客观”的言说其实正是基于对史学自主性的深刻关怀）。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定位的关键时刻，本身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方法”开始影响中国。[5]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家多依据其各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又多先有日本人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糅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史学风格和流派。

史学的专科化和跨学科的史学这两方面在《史学卷》第四、五两编中已较多涉及，而可以更深入探讨者仍尚多。21世纪的中国史学几乎可以肯定将在专科分化和跨学科的路向上走得更远，而史学的自主性也必然引起更多学者特别是中国大陆学者的注意。有意思的是，克罗齐和柯林武德是近些年中国大陆学者引用较多的西方史家（最近几年又较少），但他们面对诸社会科学的冲击而强调史学的自主性这一点从当时到现在都甚少为国人所注意。这最能体现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学说时有意无意的选择性，这一选择性本身及选择的过程和结果或者应是研究西学怎样影响中国史学所当进一步注意的问题。

《史学卷》原设计有一个“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专题，拟将20世纪西方的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演化，特别注重它与同时期西方社会、思想与主流学术研究的关系（例如，受德国兰克史学、法国年鉴学派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批评理论等各方面的影响），希望写出其变与不变的两面，同时尽可能将经典的西方汉学（Sinology）与广义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之间的关联做些考察，如果还能涉及一些西方汉学对中国学者的具体影响就更好。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在当地是相对边缘的学科，对其整体把握首先需要了解西方的主流史学进展。据我个人的孤陋见闻，目前尚缺乏这样的中国学者（只要看看我们各种“西方史学”的选本与欧美大学研究生“史学概论”课程的读物差距有多大即可知）；故这一专题原拟请一位西方学者来撰写，我曾联系过数位美国学者，皆未能成功，只好放弃。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支柱是20世纪初开始逐步引入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而其与此前中国旧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考古学曾给20世纪的新史学带来许多希望，甚至出现了挖掘出“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提法（马衡语）；唯因期望值过高也曾带来一度的失望[6]，但考古学确实有力地支撑了20世纪的史学大厦。稍觉遗憾的是到20世纪后期集考古和文献材料于一体的研究取向越来越少见，这固然因为今日中青年学人的跨学科训练不足，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疏离倾向逐渐明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考古学是否应该独立于历史学已成为学人的共同关怀）。无论如何，考古学的总结应该是20世纪史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但因未请到合适的撰写人士，这一专题也不能不放弃。

《史学卷》的最初设想原来还包括从研究取向和方法层面看学术典范的变与不变（兼及流派与代表论著）这样一个专题。这一点我自己其实是有所疑虑的，中国传统本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从练武学写字到作文作诗作画，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在学得像样的基础上再思有所突破，即桐城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也。但20世纪初清季学制改革时，已经半被“西化”的发凡起例者都特别注重“方法”，那时的课程设置似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后来胡适一生以言“方法”而著称于世，梁启超晚年还专门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皆未尝不受从清季开始的“方法热”这一语境的影响。但这一专题也终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撰者，不过《史学卷》各编多少都涉及此类问题，而既存研究中涉及方法流派者亦多，可以参阅。[7]

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与本套丛书的主题“学术与社会”关联最为密切的内容，即史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史学卷》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所以我愿意在这里非常简略地讨论一下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与学术相关的新兴社会行为（如出版发表）、史学表述方式的转变以及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

如前所述，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是《史学卷》特别希望考察的部分。在中国，从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机构到大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以及学术刊物、专业学会等各类学术建制，基本都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其发展演化及其（作为一个变量）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都是大可深入探讨而目前研究尚不足的内容，所幸《史学卷》中第二、四两编已部分论及，但进一步研究的余地仍甚为宽广。[8]

这些新兴学术建制与20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因而也与今日学人爱说的“现代性”颇有关联。换言之，新环境使治学的方式不能不发生变化，办学术机构最力恐怕也最成功的傅斯年指出：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9]。其实，中国传统的地方书院和中央的国子监、翰林院等已大致具备聚集人才相互切磋甚至相互竞争这一社会功能（如曾国藩即到北京进入翰林院后才认识到自己其实“无学”而发愤用功），这可以解决“独学无侣则孤陋而寡闻”的缺陷。但正如留学欧洲的寄生虫学家洪式闾所说，“各种研究所，均各有其专门之杂志，以发表其成绩”[10]，这就是传统学术机构所不具备的新功能了。学术机构与专业杂志的互动关系，特别提示了这是一种“现代”的研究机制。

的确，学术建制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直接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体现在因这些新建制的出现而引发的新兴社会行为。“学术是天下公器”是老话，可当下就要做天下的“公器”，总试图证明什么，总希望说服什么人，却是包括史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一大根本区别；而且这一趋向有愈演愈烈之势，西方学界所谓“不发表即走人”（publish or perish）的行为模式已越来越深地影响到中国学界，出版和发表这一社会行为今日对学术和学人的推促和制约绝不可小视。所以《史学卷》曾设计有“说服与证明：出版发表与20世纪史学”这样一个专题，希望讨论出版物（包括报纸副刊、综合及专门学术期刊、书籍出版等）及“发表”这一社会行为对史学（及史家）当下的和长远的直接间接影响。

早在1905年，就有国人认为“一国之文明，系于一国之学术；而学术之程度，恒视其著述之多少为差。著述者，其研求学术之结果乎”[11]。到1923年，强烈主张中国应仿效欧美组建各类“研究高深学术”的专门机构的洪式闾在说到各种研究所均有专门杂志以发表其成绩时进而指出，“成绩愈多，则其在学术上之地位愈高。而所谓学术中心之所在，即以发表成绩之多寡定之”[12]。这样的观念当然到很晚才渐成“定论”（其实或仍未定），1925年陈寅恪（时年36岁）即全据学识广博的声誉而与其长辈梁启超同居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之列（他当时似乎只发表过一篇《与妹书》，也无外国学位）。但以著述的数量来衡量学术“程度”的观念似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今日仍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学术评估体制。

如今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每年都要填报相当数量的表格以“证明”自身的学术成就，唯实际的学术水准是否应以计量的方式来衡定，在学术界迄今仍未取得充分的共识。今日史学著述从数量上看应是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学界对这些著述的品质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认知（“以量取胜”的倾向产生出一个附带影响，即近年大部头的著述远较前为多，其中不占少数的明显带有“述而不著”的“编书”意味），其中以为未必高明者实不占少数，不少人甚至觉得史学处于“危机”之中。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与史学有关，对此的不同见解还会延续到21世纪，不过了解和认识这一观念的演化进程显然是治学术史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出版和发表的社会行为也极大地影响到史学表述即写作方式的转变，这也与对科学的向往有关。张君劢注意到，自科学引入，“国人之著书，先之以定义，继之以沿革，又继之以分类、分章、分节，眉目了然”，认为这才是“科学的”。[13]大体言之，西方传教士最先提供了与今日章节体近似的史学书籍样本，但真正影响中国学人的恐怕主要是从日本人那里传过来的章节体通史，然后才发展到断代史和专门史著作，再后来则逐渐接受今日通行的“学术论文”形式，以具体的专题为内容（近于长篇论文）的著作也日多，到今天则论文和专题著作已成为史学表述最普遍使用的方式了。[14]这样一种由通向专的发展趋向在《史学卷》的《史学学术编年》中可以清楚看到，但与后来许多学者主张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再撰写通论性著作的研究取向几乎完全相反；而其影响则贯穿整个20世纪，近一二十年中国大陆许多“新兴”的专门史研究仍可见通史领先于专题论著的现象。

其实，今日通行的“学术论文”的形式何时出现，特别是何时为大家所共同接受，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又与发表论文的定期或不定期学术刊物的出现和发展直接相关。洪式闾所说的依照西方学术分类的专门学术刊物在20世纪的出现其实较晚，从早期的《国粹学报》到北大的《国学季刊》，虽可见越来越走向纯学术化的倾向，唯这类刊物以今日的观念看大致仍属综合性而非专科类期刊。即使在一些专门化的学术期刊出现后，不少研究性的论学文章仍常常刊发在《东方杂志》这一类商业性的综合杂志或者报纸副刊（报纸副刊本身也是出现稍晚的事物）之上，这恐怕部分也因为“学术论文”这一概念的确立较晚。

李弘祺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人治学从笔记的短篇记述或考证而逐渐发展出撰写长篇札记的方法，“在清朝时用以治经考史，竟然能演化成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归纳法。后来因为合数篇考证而使一些史家能开始作有系统的寻绎历史演变的通则，写成长篇探讨制度、风俗、文物的作品”。尤其是赵翼等人的“札记”，其“长处便在于能把论点作有条理的表达与叙述，而其叙述的本身便是举证”，已接近于后来的“学术论文”体。这样的写作方法为晚清以来中国史家所熟悉，因此才能“大致承受得了近代西洋史学之冲击”。从章太炎的《官制索隐》到王国维、罗振玉的古史著述，再到顾颉刚关于古史“层累堆积说”的表述，中国学者进而接受现代西方史学的写作方法，正是“很自然的演变”。[15]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以经学见长的学人都很看不起赵翼，而比较具有“现代”意识的史家则对其颇多推崇。梁启超指出赵翼长于当时史家之处在能用归纳法做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蒙文通认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陈垣虽然对学生多讲钱大昕，他自己倒认为“百年史学推瓯北”。金毓黻更盛赞赵氏，以为他意在“总贯群史，得有折衷”，对历朝之“一代大事”，更能“列举多证，娓娓而谈，以明其事之因果嬗变，尤合近代治学之方法”。[16]

金氏所赞赏之“近代治学之方法”，大约即暗含表述其研究成果的写作方式。齐思和认为赵翼治学与乾嘉时代通行的史学方法不一样而“独创一格”，即“创出将正史分成若干小题来研究的方法”。[17]这应该已接近后来“论文”的形式了，故李弘祺的说法大致可成立。20世纪中国最早的现代论文形式，贺昌群以为应属《国粹学报》中的文章，可备一说。[18]但当时论文不仅未能成为学人共遵的形式，且“论文”这一名称的使用也确立甚晚。樊少泉在1922年谈到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时，仍说“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近世经史二学上第一篇大文字”[19]。可知当时尚未确立（或至少没有明确的）今日意义的学术“论文”概念，著作不论长短，大致仍以“书”名之。有关“论文”形式的确立及其发展沿革，仍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讨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最重要者或莫过于历史研究在当下的社会中起什么作用这一不能回避的问题（其实也已牵涉到史学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一更高远的问题）。今日史学研究者可能常常会遇到其他行业的人善意或不那么友善的问题：研究历史有什么用？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持续不止百年的问题，19世纪后期身处西潮冲击之下的士人其实一直在思考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怎样“致用”这一大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功能是“资治”，历史研究可以提供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国家政治得失的经验。但是这一功能至少在20世纪始终处于程度不同的怀疑之中，在20世纪的大到全人类小到中华民族的经历中，有太多不令人乐观的现象，人们有理由要思考：要么史学本不具备“资治”的功能，要么20世纪的史学研究太让人失望，使政治未能得到“应有的”借鉴。

如果换个视角，至少在中国，在追随者或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史学是否具备这一功能，或者是否成功地发挥了这样的社会作用，其实主要看社会和社会中人对史学是否有这样的期望，即是否往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如果政治人物和公众根本不关注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史学又怎么能提供得失的经验呢？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循环论证的意味，但如果史学确有类似“资治”的功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实际发展恰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典型例证：当整个本土文化传统自身基本不再成为思想资源的时候，与往昔（past）关联最密切的史学自然地与“无用”（严复语）联系起来，人们当然也就不向史学寻找借鉴；既然社会需求基本不存在，史学是否能“资治”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前定，研究成果的高下大致已是次要的问题；这一倾向同时也会引导史家有意无意间不朝这一方向努力，结果必然导致史学与社会的进一步疏离。

有时候，掌握权势的政治人物对历史的兴趣也可影响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但这与史学是否能“资治”似无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只要制作一个政治人物对历史的兴趣与其政绩的对照表格就可以明白，正式的结果当然要认真研究后才能得出，我的初步感觉是研究者和读者也许都会发现史学具备“资治”功用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政治经历中找不到有力的支持。今日治史者仍不乏怀有“资治”心态者（包括一些真的在“借古讽今”之人），但已绝非多数。不少史家实际是朝着“纯学术”的方向在努力，另外，更多以史学为业者恐怕根本就是为“吃饭”而已（这绝无贬低的意思，许多人以此为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原非其个人主动的选择；甚至大学历史系本科招收“第一志愿”的学生也为数不多，其间不少人后来以史学为业不过因为主要只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从业较方便吧）。

那么史学究竟有没有用或有什么用？这的确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近代中国许多提倡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学人又同时主张学问不应问其有用无用，如主张“以国粹激动种性”的章太炎便又认为“学者在辩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一切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20]这说明他们自己对此也存一种两可也两难的态度。应该说，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史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若理论化一点，过去人们或说历史是人类社会的集体经验和记忆，没有历史的社会或族群，就像失去记忆的人，生活在没有时间因素的空间中，因而无法得到存在的意义。故一个社会或族群的存在实依赖于其历史的存在，而“历史”已逝去，需要史学来重建（重建出的历史是否真实客观又是另一层次的问题）。

今日比较纯粹的学者或者根本不考虑史学的当下功用，但知识是否应与社会互动呢？这或者可以视为一种“现代”的问题，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根本认为学术研究不可能疏离于（因而不如直接参与）所处现实社会的权力运作。如果退而仅从史学的治学视角看，史家是否需要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呢？孟子提出的“论世知人”史法似乎提示着肯定的回答。三十多年前，史家沈刚伯就以《史学与世变》为题讨论了史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的西方学界，史学家是否应主动介入“历史的制造”已成为每一个史家面临的困惑。今日的学人也都（因不同的语境）在思考和探索史学怎样为现实服务或史学如何从时代社会转变的刺激中寻找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境界这类问题。杜正胜先生在1990年为《新史学》写的《发刊词》中已提出：“希望本刊出现的论文题目能扣住时代变动的脉搏。”到1998年他更认为，“如何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以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如何从时代社会的转变中寻找灵感以开展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境界”是史学界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21]

当然，任何门类的“学术”的社会价值之一正在于其与所处社会的距离感（以及实际的距离），史学如果走向社会甚至走入社会，怎样保持其相对的“学术独立”？怎样做到不随社会之波而逐社会之流？把握这一分寸恐怕是所有史学学人不得不深思熟虑的一个基本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以为学术本不独立，这原本是不错的。任何时代的学术从来不能逃避外在的影响，所谓“象牙塔”根本只是理想而已。但如果大家提倡学术独立及倾向于独立，应能营造或促成实际的距离或距离感。有独立为目标，即使是感觉或认知上的独立（即距离感），也许仍能维持一定程度上学术的清流地位。除非彻底放弃任何程度的独立理想，否则主动介入的主张恐怕过高估计了学术及其载体学人的定力。一旦主动介入所谓权力运作程序，不但其互动的发展恐非学术所能控制，就是学术自身的发展也许会被扭曲到变形甚至不成形。无论如何，史学与世变的关系将会比过去更密切，大概也是21世纪学术发展的必然倾向。

说到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最根本的还是其对历史知识可靠性的质疑，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究竟有没有客观的历史学。在整个20世纪进程中，不仅史学研究的对象与研究方法在不断开拓转换，对历史研究本身的态度也有相当大的转变。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真理”的态度曾是非常乐观的。在此影响之下，盛行于西方的兰克史学的一个特征是乐观或英雄主义，即认为研究者掌握了全部或完整的史料，就可以客观地重建真实的历史。但这样的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受到挑战，物理学本身即有所谓“测不准”观念，提示了观察工具对观察的干扰。既然科学主义标榜的客观性在科学内部已受到挑战，以科学主义为基本假设的实证史学自然不能逃脱冲击。[22]

后现代主义者即认为，一切所谓历史知识，不论其客观的存在性如何，当其被经由某种程序（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程序）记录下来，又被史家有意识地加以选择组合之后，均只能是主观态度的产物。至于其存在的目的，不论有意无意，则为支持某种既存权威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见解确实击中了实证史学的要害，后现代主义已经引起史家对历史材料的有效性和可信程度的进一步审视，并推动史家更加密切地注意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对研究的影响。今日史家所重视的早已不仅是材料的真伪和完整，而是要考察材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经何途径怎样留存下来，以及这样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发生发展过程。越来越多的史家已在反省研究者本身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等对研究的影响。[23]

今日史家对史学是否“客观”甚至历史的“真实”这一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已远比20世纪开始时更为开放和多元化，“后学”冲击之后的21世纪史学可能意味着历史知识体系的重新组合，以及对历史知识的性质、意义甚至史学本身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在后现代史家把史学的相对性揭露无遗以后，他们是否要重建历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将重建出什么样的历史？如果是否定的，他们怎样进行研究？怎样表述经其研究过的“历史”？

中国史家傅斯年在“二战”后不久论学术的客观性说：若推到极端，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只是个“理想的境界”。我们“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观，一旦完全把客观放弃，认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甚或“以为一切社会的方法都是从某一主观的法规，这对于社会科学之进步当然是一个大障碍”。[24]“进步”可能又是个“现代”的概念，不过，当孔子提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候，他也许已经体会到人类认识能力及实践能力的相对和有限，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可能仍是接近真理（如果确实存在的话）的唯一途径。

原刊《近代史研究》199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