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不共相”：承认往昔的独特性
从清季开始，一些中国学人对于历史个性已有较明确的体认。到“五四”之后，这方面的表述渐多，虽尚不足以扭转追求系统的风气，却也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就像先前在追求公理公例的倾向里一样，在这个反思的倾向里，开风气者似乎仍是梁启超。施耐德（Axel Schneider）注意到，曾经特别强调历史通则的梁启超，在辛亥前夕已在关注“文化的个别性和因时而变的特征”，意味着他“开始重新考虑他关于历史和文化的观点”。他在1910年的《说国风》一文已提出，一国之民，其“品性趋向好尚习惯，必画然有以异于他国”，此即“国风”。且不仅各国各有其国风，各国之内，也代不同风。[6]
刘勰早就说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兰克后来也说：“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7]其实不仅时代，任何历史存在，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这样的主体性，更因特定的历史发展而强化。民族文化本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则其独特性，正落实在历史之上。[8]
不过，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观念也是发展的。到20世纪20年代，他一方面认为，历史要“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因此“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9]他在讨论辨伪时更说：“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10]且不论其所说是否成立，这等于在具体操作中基本否认了历史的个性。
然而，治史者都知道也都承认史事是不能重复的，正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对比中，梁启超又感觉到历史个性的重要。他在同一书中也说，“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11]。不久更明确指出，归纳法仅限于整理史料，却不适用于史学。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且“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而归纳法在求“共相”时，会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显然与事物属性不符。他进而提出“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12]
在向往“科学”治学的时代，类似的疑虑和反思也带来难以消解的困惑：一方面，学界追求系统、通则、规律的努力并未稍歇，各种规律性的整体解释仍相当吸引人；另一方面，试图放弃对系统的追求，甚或把系统的价值说得低一些，都要经过很不轻松的挣扎。梁启超自己虽已有明晰的感知，心里仍是矛盾的、犹豫的。他并未放弃对系统的向往，故又自问：“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呢？史家既务求“不共相”，岂不与其所说“历史是整个的”相冲突？梁氏并未想通，只好推说这“十有九要从直觉得来”。并承认自己对此“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
尽管梁启超自己的思想尚存紧张，读者对其说法或也各取所需；他所谓历史与科学不同、当务求“不共相”的说法，却很快流行，何炳松尤乐道之。何氏稍早已注意到，从进化论看，“古今环境，断不相同；中外人情，当然互异”。故“空间迥异，中外无符合之端；时间不同，古今无一辙之理”。[13]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很可能受到梁启超说法的影响，他进而明确提出历史是“求异之学”，不仅与自然科学不同，也与社会科学不同。
何炳松认为，历史叙述的是人群各种活动之变化情形，而史家所致意的，是变化的而非重复的事实。历史“即人类特异生活之记载”。而人类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故历史“不能有所谓定律”。对于历史的实质，只能“纯以求异之眼光，研究而组织之”。尽管历史与自然科学都关注因果，但“自然科学中之因果，本有定律”；而历史则“因果每不相符”——“或其因甚微，而其果甚大；或其因甚大，而影响杳然”。这使历史成为“求异之学”，与求同的自然科学迥乎殊途。[14]
简言之，科学求同，而历史求异。[15]同理，史学与社会学虽同样研究已往之人群事迹，却也“流别分明，不能相混”。史家“抉择事实，旨在求异。所取方法，重在溯源”，期以认识“人类复杂演化之浑沦”。而社会学“选择事实，务求其同，不求其异”，借以发现“人群活动之定律”。故“史学所求者为往迹之异，社会学所求者为往迹之同”。因此，“社会学为研究社会之自然科学，其所取方法，与史学异，而与自然科学同”。[16]
这样把求同与求异对立起来，可能太偏于一端。缪凤林稍早也对比科学与史学说，“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因“史事皆属唯一”，不能像科学方法一样求同。《春秋》所重的“属辞比事”和司马迁主张的“整齐故事”，都看重“各别特异之事”，在此基础上“将事实依次排比，列成系统”。而不能像社会学那样“先立某种见解，强以史事证明其说，同者取之，异者去之，因归纳成种种原理”。[17]他进而把人类活动的发展概括为“赓续公例”和“蜕变公例”两类，“由前知史事皆属相关，无有孤立”；“由后知史事皆属唯一，无有重复”。故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类赓续、蜕变之活动，而求其相关相异”。[18]
缪凤林的看法显然更为均衡。尤其他对历史的“相关相异”同样看重，是那时难得的睿见。不过这类见解在当时影响不大，呼应者不多见，反对者也少见。倒不如何炳松的主张，既有支持和传播，也有反对和驳斥。[19]
同时，由于对历史独特性的注重，一些人也开始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并进而反省追求体系可能带来的弊端。吕思勉就认为：“此事之所以如此，彼事之所以如彼，无不有其所以然。偶然者，世事之所无；莫知其然而然，则人自不知之耳。”[20]陈寅恪从另一角度说，人事之“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21]。
两人都径直否定偶然的存在，或有些过。但这看似绝对的表述中，暗示着一种相当深刻的认知，即事物所表现出来或被认知的因果或关联是一事，而其实际的因果关系和相互关联又是一事。王阳明早就说过：“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熊十力解释说，阳明所谓理是本体，而其流行为气。“理不自显为气，则无所藉以表现自己”；若无本体中固有之条理，也“不能凭空显得气来”。[22]很多时候，事物本身自有其条理，事物之间本也相互关联，唯皆未必直接显露出来，而表现在其运用之中，可以从其运用中考察，也应当从其运用中去考察。
很多被我们视为偶然的史事，可能是因为后人不能理会其原意，故“莫知其然而然”；正类柯林武德所说欧洲中世纪历史的“黑暗”，更多皆是观察者自身的问题。[23]傅斯年反对“以不知为不有”[24]，就是提醒历史研究者，不能因为我们未曾认识到，就以为是不存在的。而所谓系统，也可由此思考。我们所知的诸多事物，有时确有系统，但表现得不明显；有时可能真已散失了原有的系统，却也不排除其互有关联。
陈寅恪把因果关系和相互关系并列为共同的选项，虽仅点到为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特定的历史事件不一定都有明确的因果，不少事件或人物很可能是偶然成为“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换言之，历史的偶然仍是存在的。越到微观的、具体的层面，越可能出现偶然。《庄子·人间世》曾专论事物的始末常不一致，故“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向最重系统的胡适曾据此提出：“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25]
这类偶然性的造因，如不细致梳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但即使是偶发事件，其能达到引起时人及后之史家注意的程度，也必有其前后左右时势的作用，受其周围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观察之道，也只能从史事的运用中去考察。是否承认历史的偶然性，以及怎样看待历史的偶然面相，是史学的大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或可以说，历史的偶然性也就意味着历史的可能性；正因为不是必然，才充满了各种可能（alternatives），也为史家预留了诠释的余地。
也曾推崇和倡导“归纳”的傅斯年，后来也逐步从反对疏通走向摈弃归纳。傅斯年在北伐后即明确提出了“反对疏通”的主张，并在对“比较”的强调中，看到一事的个性或正体现在其与他事的关联中。[26]到1935年，通过与自然科学的比较，傅先生进而提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所以，历史上人物及其行动，都只得一个一个或一件一件地叙说。由于“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故“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对于历史事件，既然“不能作抽象的概括命题”，就只有“根据某种观点，作严密的选择。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多得无数，既不容归纳，只得选择”。[27]
试对比他的同学顾颉刚稍早对归纳的肯定，就更可见傅斯年的观念转变。顾先生阐发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说，他“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对这些散乱的材料进行“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28]在顾先生眼中，“敢于作归纳”是其方法“科学”的要素之一。与上述许多人看到科学与史学在方法上的对立不同，顾先生仍坚定地让史学向科学靠拢。
傅斯年也把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照考察，他不仅看到了两者的歧异，也从自然科学得到启发：“物理化学的事件重复无数，故可以试验，地质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故有归纳的结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29]傅先生关于“比较”还有进一步的申论，当另文探讨。通过比较而梳理出史事的相互关联性，却是一个让众多“不共相”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的入手途径。
不论是否进入意识层面，傅先生与上述各位相类，其实都分享和反省着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通过与科学的对比来界定自己的立场并做出相应的回应，揭示出当年“科学”对史学的冲击力。正是史学是否“科学”这个带有基本性的思虑，使个性与共性是否冲突这个相对超越的一般问题，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一个众皆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