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许德珩承认《新潮》在“文化”方面作用较大，但具体到学生运动，则《国民》的同人做得更多，这也大致与史实相符。实际上，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个长期处于争议之中的问题，罗家伦就认为两者不是一回事，他说：“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早于五四，如《新青年》、《新潮》的出版，均早于五四二年或一年。五四运动很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终究是两回事。不过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更加弥漫。”具体言，“五四以来，一直到现在，公私的文告，都是有意识的用白话来写，就可以知道他的影响。为民族意识的普及，这实在是一个最有效的力量。还有小学全部和初中一部分的采用国语为课本，不知道减少多少幼年和青年的痛苦，也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实”[33]。

这一“不可忽略的事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国语运动发源于清季，到民国初年更受到政府（教育部）的提倡和鼓励，本是朝野一致的努力。新文化人正是在国语运动“最兴盛的时期”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其始作俑者胡适后来对文学革命的总结，即“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则“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至少在建设方面的目的是共同的。[34]胡适自己就注意到，北洋政府教育部从1920年起就逐步下令在中小学使用国语。故新文化运动在推广白话方面，不过是继续了清季以来的国语运动，但却自以为是在“革命”；而北洋政府对中小学课本的改革本是其注重国语的自然发展，恐怕也未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样一种因传统中断（不是全断）而造成的历史记忆的错乱，还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35]

不过国民政府如果真在官方文告方面“有意识的用白话”（罗氏出语谨慎，有意识不等于已做到），倒确实有新文化人的努力。胡适在北伐基本获胜时即致函已参与国民革命的罗家伦，希望他“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公文都用国语。胡适说，“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36]。

罗家伦的《新潮》同事顾颉刚，则较能注意到五四运动承前的一面。他说，“五四运动诚然是一条划时代的界线，然而五四以前的国民并不是没有感到国家危机的迫切”。百年来因外患而起的“排外运动、立宪运动、革命运动……像狂飙、像怒潮，涌现了不可抵御的人民力量，造成了政治上划时代的辛亥革命。所以为了高徐、顺济铁路事件而起来的五四运动，原是继续着前人反抗强权的步武［伐］，并没有包含特殊的意义”。[37]

在顾颉刚看来，五四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使反抗强权的运动与文化建设联系起来，他指出：

五四运动究竟有它的特殊成就，那便是文化建设的奠基。在五四运动以前，反抗强权是一件事，文化建设又是一件事，两者不生关系。大家只觉得别人以坚甲利兵来攻我，我们也只有用坚甲利兵去对付，可是在文化方面，我们自有历代祖宗相传的一套，不应该迁就别人，所以他们喊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在五四以后，大家知道要反抗强权，这个基础是要建筑在文化上的，必须具有和列强大略相等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和精神的，方可抵得住列强的侵略，于是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

与罗家伦相类，顾颉刚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先于五四运动，在他看来：

五四运动所以能配合文化运动，并不是参加运动的人都有这个明显的目标，乃是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早了一二年，正当它顺利推进的时候适有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有运动不能没有宣传，宣传的工作自以白话文为接近民众的利器。白话文运动乃是这个文化运动的核心。当五四运动在北京发动之后，各处罢市罢课，所有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成了这个运动的中坚分子，而这种中坚分子即是这一二年中涵泳于新起的白话文中的人，他们一发动，白话文就推进到每个城市和乡村里了。

而白话文的简易无约束，使“向不入文的各种社会情态以及个人情感都有了发泄和记载的机会。为了表示出社会的黑暗面，就此激起一般人改造社会的热忱，五四运动即与文化运动结了不解之缘”。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认为，“其后政治性的运动渐就平靖，大家忘记了；可是文化的运动却日益发展，大家都感到改造文化即一切生活方式有迫切的需要”。

这里有两层重要的意思。第一，这次为《世界学生》杂志的“五四特辑”撰稿的其他人，多少都要试图说明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而按照顾颉刚的界定，只有五四运动承前那政治一面还可能与国民党发生关系，若政治性的运动已淡化，则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就很难挂钩了，这是顾颉刚所论非常与众不同之处。第二，我们都知道胡适曾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后者因前者的干扰而“夭折”，则顾颉刚所见与胡适恰好相反。虽然许多人都未必完全赞同胡适此说，但其观念对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有明显的影响。[38]

其实当年也有人持与顾颉刚相近的看法，早在1922年，有位叫铁民的在给胡适的信中，已说“新文化之胚胎虽在五四之前，而文化之进步确在五四之后”[39]。什么可以算作“文化进步”固然有各种不同的标准，但正是五四学生运动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概是不成问题的。陈独秀在1918年初承认，《新青年》虽发行三年，尚不十分得意，他说，该刊三年来“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40]连“青年学生”都还不曾普遍接受《新青年》，说新文化运动在那时至少未成主流大致可立。

周作人在1949年也认为，虽然胡适“力说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但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41]周氏的看法与顾颉刚的不甚相同，但却明确将新文化运动置于五四运动之后，这恐怕和他哥哥鲁迅根本不认同“新文化运动”这一称谓相关。

鲁迅认为，“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目本是《新青年》的反对者制造出来的，他先在《热风·题记》（作于1925年11月）里说，五四运动后，革新运动表面上有些成就，于是主张革新的人也渐多，这里面“有许多还就是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一年后他又在《写在〈坟〉后面》（作于1926年11月）说：“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42]应该说，“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目的确是后出的，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当事人尚能接受，而周氏兄弟对此的认知与当时许多人不甚相同，还可进一步探讨。

无论如何，从胡适和周氏兄弟到罗家伦、顾颉刚等师生两辈人均视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为虽密切关联却终属两回事。其实两者间一向有相当的距离，而且不仅是一般所关注的政治倾向与文化倾向的歧异。我们都知道五四青年火烧赵家楼是因为巴黎和会关于中国山东的决定再次提醒了中国人帝国主义威胁的存在，几乎没有人否定学生运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味；我们也都知道陈独秀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口号：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这两种倾向显然有所冲突，尤其很少有人注意到，陈独秀喊出这一口号是在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之后数月的事（他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歌颂杜威和实验主义的言论）。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激进著称的陈独秀此时偏于温和稳健的态度提示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明显距离（虽然他不久即跟上了学生，开始攻击“杜威”在那时的同义词“威尔逊”，并最后选择了列宁指出的方向）。[43]

引证这些关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歧异观念，不是想重新界定这究竟是一个运动还是两个运动。借用罗家伦的话，我们的时代已不是五四人所处的时代，所以我并不反对广义地用“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来称谓1917到1923年间（甚或前后再延伸一二年）这个由数次小“运动”构成的大“运动”。研究者在临文时只需稍做界定，便不致引起误解。但这么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或同时代人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即有如此纷纭的看法，过去似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说明我们关于此事的研究还相当不深入。而他们分歧的核心究竟何在，恐怕是今后的研究者仍需努力之处。

李大钊在五四学生运动两周年时曾说：他希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44]他的本意是当然希望五四精神能够随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这且不论，但此语却提示了从史学角度考察“五四”的一个取向。从1919年以后，每年五月四日左右都会有一些关于“五四”的纪念文字发表，而我们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也果然随时代的前进而变化，不断“加上些新意义”（在一些面相因不断“再生”而得到加强的同时，也有一些面相被淡忘；但不论具体内容是增是减，“五四”的“意义”本身同样被“更新”了）。

前引《世界学生》“五四”特辑各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作者都有意识地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和论证问题，可知从严复引入的进化论到胡适提倡的“历史的观念”已经深入时人之心。这次特辑的作者基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且多数文章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然而他们自己的见解又有这样多的歧异；不过回忆也可能是“诠释”，这些历史的创造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实已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

以当事人的言说为依据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本应是最为“正当”的方法。这些言说本身可以说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但都带有了当事人自身的观点和立场，尤其许德珩和顾颉刚的回忆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辨别真伪来决定取舍的。这就提示我们，史家需要考察历史资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经何途径怎样留存下来，以及这样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发生发展过程。不论“五四”的客观存在或历史“真相”如何，当其被经由某种程序（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程序）记录下来后，即使“第一手”的史料也的确可能带有“偏见”。正是这类带有“偏见”的歧异史料，通过（严肃而非轻率的）学术研究，无形中影响了，而且一直在影响我们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最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本文只是一篇小札记，无意深入全面地探讨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问题，仅略记国民党这一政治力量有意识地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45]实际上国民党这一做法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胡适晚年定居台北时，仍注意到当地人言及“五四”的这一偏向，曾表示“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决没有客观的判断”[46]。

而国民党的做法也影响到其他方面，西方的民国史研究中便可见明显的国民党观念（当然基本不是有意为之）。[47]黎澍曾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缺点，其中之一恰是追随“国民党观点”，表现为“不充分地研究材料，人云亦云，国民党反对立宪派，也跟着反对立宪派，以领袖划线，以党派划线，不从历史实际出发”。[48]这一倾向在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中也隐约可见，“文化大革命”期间讲到五四运动，通常提及的领袖人物只有李大钊和鲁迅，连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也几乎不曾出现，像胡适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等更是完全不提。这当然不是直接追随“国民党观点”，但与几十年前国民党试图修改历史记忆的取向则大致相类。人云亦云式的观点追随其实还比较容易发现纠正，倒是无意识的取向追随则因其隐晦而往往不易觉察，黎澍先生的睿见还值得我们深思。

原刊《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5期